李济深对时局意见
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在香港
中国到了今天，无论就整个国家民族来说，或就执政的国民党来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我们对于这种危机，不应熟视无睹，不应讳疾忌医，更不应心存成见，而应平心静气，很客观地珍视病源，实事求是地找出挽救方法。
这种危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召开了国民大会与颁布宪法之后，不但没有和平统一，而且造成了更可怕的分裂，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内战。至于贪污腐化，只见变本加厉，行政效率，则如江河日下。目前政府在高唱改组，但如果只能吸收青年、民社两党，及一些出席国大的所谓社会贤达来参加，仍将民盟、中共及其他努力和平民王之人士，摒诸门外，依然换汤不换药，不能一新耳目，实无补于和平统一，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政治危机的严重，内战延长与扩大，以至经济危机，一发不可收拾。目击农村经济已濒破产，民族工业，完全陷于绝境，硕果仅存之交通，亦因内战而毁灭泰半，以致恶性通货膨胀，无法制止，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如此竭泽而渔，整个社会，必然出于总崩溃的道路。
中国问题，自身若不速谋解决，而内战扰攘不已，势必影响世界和平，徒然引起外人轻视。加以政府当局，缺乏独立外交政策，利用美国人恐苏心理，勾结其中反动派，以助长内战，因此更大大减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回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内团结，共御外侮，国际何等重视，中国获跨入四强或五强之林。讵料抗日结束以后，内战即起，混乱无休，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例如海外华侨，横遭压迫，比前更甚。长此以往，恐有引起国际干涉之虞，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言之殊堪痛心。
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我们国民党执政已二十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照道理说，应该自我检讨，向全国同胞谢罪，真正还政于民。本来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孙总理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根据民主原则所创立起来的救国主义，但自民国十七年执政以后，这一切都被遗忘或被遗弃了。从此我们国民党，便逐渐与人民隔离，逐渐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于是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奴役人民。在党内实在亦无丝毫民主气息，正因为我们国民党，被独裁专制势力劫持之下，违背总理遗教，抛弃了三民主义，压迫一般人民与民主分子，对广大人民采取苛酷的剥削政策，引起全国之不满，乃有去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之召开，并主持通过五项决议。可是一转眼之间，自行撕毁，于是应该可以实现的和平统一与民主建国，竟至今犹未实现，应该可以避免的内战惨剧，却不幸连续演出。造成这种不幸局面的根源，就是违背孙总理遗教的中国反动派，与违背罗斯福总统遗策的美国反动派相互利用，而蒋主席竟成为反动派的领袖。平情论事，今日中国糟到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蒋主席应负主要责任。这并不是某一个人对蒋主席有什么恶感，也不是少数人的主观批评，而是客观逻辑必然的结论。
我个人对于蒋主席，患难久共，私交甚厚，从抗战开始，及至抗战结束，先后迭进忠言，并不断的书函贡献，渴望本党改正错误政策，惜均无效。现在中国危机加深，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勇敢的站出来说话，同样，国民党本身危机更大，每一个信仰总理遗教的党员，亦应该不客气的起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不应消极放任听其错误到底，误党误国，弄到同归于尽。兹特提出目前挽救时局意见，列举数点如后：
(一)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刻停火，自动将军队撤回1946年1月13日以前原驻防地，以示结束内战之诚意。至双方军队撤出地区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暂由当地人民实行自治自卫，为过渡办法。同时全国停止征兵征粮，以保证内战之不复发生。
(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费巩等一切政治犯，取消特务，开放言论自由，切实保障人权。
(三)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根据民主原则，经过普选方法，产生真正国民代表，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能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
(四)切实遵照总理民族主义之遗教，维护国家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撤退一切外国在华驻军，切实保护爱国运动，及海外华侨。
(五)立刻大量裁军、减政、切实复员，从事垦植及其他生产，并停止通货发行，对现在飞涨物价，作釜底抽薪之计，以安定民生。
(六)保护民族经济，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并救济困乏农民、失业工人、灾民、伤兵、公务人员及海外侨胞，动员全国力量，从事建设。
(七)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重选各级领导机构，废除党内独裁，培养民主作风，并保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
上列数点，为当前比较可行的方案，伏望本党朝野同志，各民主党派朋友，以及海内外爱国贤豪，群策群力，精诚团结，以求其实现。
选自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香港《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