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日，星期五，晴
早上7点半，带队负责人便敲门叫大家起床吃早餐了。根据昨晚的安排，我们今天兵分两路：一路由倪阔采访德珍面馆，一路则由我重点采访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76岁高龄的费侃如老先生。
按要求，我的稿子将作为第一篇刊发，这可是“追寻小平足迹”大型采访活动打响的第一“炮”，我感觉肩上担子沉甸甸的。
采访大约进行了1个小时，重点围绕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邓小平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遵义会议对邓小平一生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事后，我们又在《遵义日报》周副总编的陪同下参观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和邓小平陈列馆。
午后，其他同志继续外出采访，我则留在宾馆写稿。作为发第一“炮”的人，我心里有点发虚，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极力揣摩带队负责人上午的要求：要注意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合，特别突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
我把文章构思为三部分，并初拟出三个小标题：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他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两次会议相同之处。按此布局，到下午6时许，我完成了2000余字的文稿。晚餐后，我将稿子呈请带队负责人审查，带队负责人却读得一头雾水。看到他焦虑的神情，我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我的稿子离领导要求相差太远——看来，第一“炮”被我搞砸了。
好在组长胡世平及时解围，立刻安排倪阔写德珍面馆的稿件，保证第二天《广安日报》刊发，而我的稿件则要求重新梳理思路，写成并获通过后改日刊发。
我平时心底那份自信彻底没有了，感觉很失落、很沮丧，同事杨茂给我安慰、为我打气：“这次采访不同以往，要求高得多。你一直在基层报道组工作，写作方式或许有所不同，加之和报社领导接触少，不一定能在短时间里领会到领导的意思。你可以多沟通，把框架确定好再写。”
当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我还是让自己平静下来：要正视差距，平时在基层接受报社老师指导少，这次随团采访，权且就当一次培训吧。于是，我暗自决定：无论怎样，我必须重写一遍，如果不过关，哪怕是写三遍、四遍，直到领导满意为止。后来，在带队负责人和其他同事的帮助下，我最终顺利完稿。通过这件事，我充分认识到自己在采访与写稿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不断提醒自己：今后，一定要在采访前作好相关功课，并多征求领导和同事的意见，避免再犯类似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