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西柏坡前一夜，毛泽东直到凌晨才入睡。这天上午，周恩来考虑到要长途行军，就劝主席多休息一会儿，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吗？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啊？”周恩来笑着说：“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呀。”毛泽东郑重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耕者有其田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失败之后，改为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平静的黄土高原上骤然响起了枪炮声，胡宗南25万大军开始进犯延安。
中共中央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撤离延安。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炮声中从容地吃过晚饭，在胡宗南的部队距延安仅3公里时，坐上吉普车从王家坪出发，离开了延安，踏上了诱敌深入、转战陕北的艰苦征程。
据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回忆，在党中央决定撤出延安时，他曾经问毛泽东：“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不撤退呢？”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笑着对师哲说：“你的想法不高明啊。蒋介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当时还有个美国的女记者，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不无忧虑地问毛泽东：“您对取得最后胜利有过怀疑吗？”毛泽东说：“那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如果我们能解决土地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1947年3月29日，在陕西清涧县的一个小山村枣林沟，撤出延安的党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即著名的“枣林沟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方委员会，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稳定下来不久，刘少奇筹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全国土地会议。5月31日，中央工委通知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7月17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
在全国土地会议筹备阶段，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几次胃病复发，却一直没有停止手中的工作。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6月14日，毛泽东发来电报：“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刘少奇却复电：“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刘少奇没有接受毛泽东让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的劝告，因为时间紧迫，别说一个月，连一天他都没休息。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县西柏坡开幕。
会场设在西柏坡恶石沟沟口小河边的打麦场上。打麦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场北头有个稍稍高出场面的土台子，放了两张褪了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子作为主席台。打麦场的四周长着几棵槐树和大叶杨，槐树不大，大叶杨的枝干又很高，无法遮挡七月炙热的阳光，于是，工作人员在麦场上搭起一个白布棚。会场布置得简朴庄严，既无会标，也无口号，更无麦克风和扩音设备，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了。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的坐在高低不一的小凳子上，有的坐在稻草墩上，有的干脆坐在石头上，用自己的膝盖当桌子做会议记录。
警卫员给朱德搬来一把木椅，朱德则把它放在面前当了桌子，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埋头往本子上记起来。
在100多位代表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毛岸英。当时，他刚从苏联回国，也赶来参加了会议。
这天上午，刘少奇站在土台上的条桌后面宣布全国土地会议开幕。会议期间，由于时常胃疼，在炎热的七月天，刘少奇常常抱着一只暖水袋坚持开会。刘少奇的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代表。在会上，刘少奇说：“一切政策的决定、修改和执行，口号的提出与转变，都必须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测量政策的正确与否，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
全国土地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如今，在西柏坡刘少奇旧居里依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小桌，只有二尺宽、齐膝高，这是当时从老乡家借来的。刘少奇就是伏在这个小桌上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是一个真正的会议，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的会议。这个朴素的会议确定要实现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梦想：耕者有其田。
《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当年的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颁布实施。
《中国土地法大纲》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因而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
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封建土地关系，随着一张张旧地契的燃烧在大火中消失，而一张张散发着墨香的新地契又使村民们世世代代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焕发了极大的热情，它激活了旧中国一个人口众多的苦难阶级，这个阶级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经过土改的解放区农民，在经济上翻了身，政治觉悟也空前提高，大批青年农民潮水般涌入部队。解放区的老百姓把粮食、被服等战地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而且还组成了运输队、担架队这样的随军组织，担负起了战地的勤务工作。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记者见到了一份当年翻身农民写给毛泽东的信，信里这样说：“毛主席呀，没有你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冬天到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你收下。我们都想看看你，离得又这样远，也见不着你。请你把最近的照片捎一张来吧。”信的落款是哈尔滨顾乡区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使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后来一位美国人甚至这样评论：“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历史证明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和加强了对解放战争的支援，历史的发展证明，没有亿万获得土地的农民的支援，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到了1948年2月，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对土改的一些政策规定得不够具体，特别是对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没有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使得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左”倾偏向。土改“左”倾问题在晋绥地区尤为突出，问题甚至发展到乱斗滥杀，破坏统一战线，把爱国人士、开明绅士、晋绥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牛友兰游斗致死，副议长刘少白在3000人的斗争大会上，被当场宣布撤职。
毛泽东知道这些事情之后，非常生气并立即指示，改正对刘少白同志的错误评价，恢复他的职务。在纠正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问题时，毛泽东表示了最大的决心。
蒋先生当败
1948年3月23日，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于5月27日来到西柏坡。
当时的中共中央大院，是一片古朴的太行山区民居，土坯垒就的农村房舍，参差的四合院落。为了迎接中央前委的到来，中央工委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除了动员老百姓给腾些房子外，自己也动手盖了一些房子，还专门在后沟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套坚固的窑洞式住房。这是三间并排的房屋，仿照陕北窑洞的形状，用就近从山上搬来的青石盖起来的。
毛泽东来到西柏坡的第一天，坚持不住在为他单独准备的住处，一定要让年龄大的朱德搬过去。朱德哪里肯去，直到1948年11月底，才在大家的劝说下从刘少奇住处的前院搬了过去。
记者在西柏坡看到的毛泽东旧居，是土坯垒起的两进两出的四合院，前院里有一棵梨树，据说每年春天都花繁叶茂。1948年的秋天，这棵树结满了果实，毛泽东让警卫员把所有的梨都给房东家送去，自己一个也没留。
毛泽东住处的西邻便是军委作战室，这间房子大约30多平方米，里面摆着三张桌子，一个是作战科，一个是情报科，一个是资料科。当年这里总是彻夜灯火通明，电话、电报声不断。
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中央各部委都以西柏坡为中心，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附近的村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要通过电报与全国各解放区和前方部队的指挥部联系，这要靠军委二局和三局来实现。据曾经在中央军委二局工作的同志回忆，当时他们每天要多次往返于西柏坡与周围的村庄。
1949年春天，毛泽东接见了为解放战争做出特殊贡献的军委二局，在和军委二局的干部一起合影时，毛泽东站在照片的左侧，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毛泽东对工作人员的尊重由此可见。
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亲手写了190多封电报。今天，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起草的电报稿中看出，当年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他往外发的电报不都是命令式的，很多是征求意见、了解情况的。“究以何者为宜，请酌定”，“以上意见妥否，望复”等等，类似这样的字眼，在毛泽东和各战区司令员、政委们商讨战策的往复电文中经常出现。正是这样民主的决策方法，才使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决策过程中获得了制胜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土坯房里，通过电报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24场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222万多人，特别是在指挥平津战役期间，他还同时关注指挥着淮海战役等五个战役。
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把吃饭当成了负担，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战场上的每一处变化，都牵动着他的神经。
当年在西柏坡，尽管生活条件已经好转，但是党中央依然保持着清贫的作风。参谋人员没有红蓝铅笔，就用自己纺出来的红毛线、蓝毛线在军事地图上标注战场变化形势。
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变化，作战参谋在作战地图上用红毛线一圈一圈地去拴，拴住了沈阳，拴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红毛线拴住了平津。
国民党将领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1975年特赦出狱后，坚持要到西柏坡看一看，当他看到这间简陋的作战室时，连连说：“蒋先生当败！蒋先生当败！”
只见公仆不见官
在西柏坡如今人们津津乐道的依然是，当年党的领袖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作风。中央工委在到达西柏坡后不久，这天朱德去北冶的兵工厂视察回来，乘坐一辆很破旧的吉普车，颠簸着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山路不平，车子破旧，时不时要停下来修理，开到滹沱河滩上，车子彻底陷住了。
就在大家忙活着推车的时候，新来不久的警卫员刘万帮发现朱总司令不见了。他看看左右，周围的人都在满脸冒汗地推车，没有看到首长，他顾不上打招呼，转身就回去找首长。
等大家把车子推上岸，见小刘急匆匆地跑回来，大家就问：“你丢了什么？”小刘站在河边，着急地问：“我们首长哪儿去了？”听了他的话，大家“轰”的一声都笑了。
小刘仔细一看，朱总司令好端端地在人群中坐着呢。原来刚才朱总司令也和大家在一起埋头推车，小刘哪里能想到总司令还能和大家一起推车，所以根本没看到，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这时朱德说话了：“小刘，你不把我当总司令，这是对我的最高评价。”
在西柏坡的往事中，许多细节看似平常，却体现着领袖们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精神。
1948年冬的一天，周恩来外出办事，在回来的路上，茶缸盖从汽车上掉了下来，被车轧得歪歪扭扭。卫士长成元功发现后，就趁周恩来不注意偷偷地到供给处领了一个新的茶缸。周恩来发现后，把成元功叫过来，意味深长地说，茶缸呢，旧点怕什么，只要不漏水就没关系，我这儿正好有一个小碟子，盖上正合适。最后，成元功只得把旧茶缸拿了回来。周恩来这个别致的茶缸，后来一直带到了北京。
在西柏坡的日子里，领袖们和群众心贴心的事情也比比皆是。
1948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西柏坡村东头散步。这时的西柏坡，正是小麦成熟待收和稻谷尚未抽穗的时节。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都惦记着农民。他走着走着，看见一位老乡弯着腰、赤着脚正在稻田里干活。毛泽东看着又细又弱的稻苗，微微皱起了眉头。他停下脚步，招呼这位老乡。
老乡听见有人喊他，忙走了过来。毛泽东用湖南话说：“你们这里种稻子不是插秧吗？”怕老乡听不明白，毛泽东用手比画着插秧的动作。
老乡从手势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忙说：“不是，俺们这里没有栽过稻子，都是直接往地里撒种。”
毛泽东问：“一亩地打多少啊？”这位老乡说：“好年成顶多打两石，平常年景打一石五六。”毛泽东说：“这么好的地打这么点稻子，产量太低了。我是南方人呢，种稻子不是像你们这个种法。要先将稻种浸一浸，弄几块秧田，施足肥，先育好秧，然后再把秧插到田里去，产量就会提高的。”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你明年不妨试一试。”
老乡听不大懂毛泽东的湖南话。这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杨尚昆急忙说：“老乡，这位同志说，他们的家乡大部分是稻田，他们那里的种稻方法是，先育秧后插秧，这种方法比你们这里直播打得多，你明年不妨试一试。”
这件事毛泽东一直记挂在心里，离开西柏坡后，他仍然关心着西柏坡的生产和群众的生活。1951年12月中旬，毛泽东给西柏坡党支部写信，提醒他们来年春天种水稻时一定要先育苗、后插秧，大家互助合作，把农业生产搞好。1953年3月下旬，他又派农业科技人员专程到西柏坡指导种水稻。1958年6月，毛泽东还惦记着西柏坡种稻的事，特意让中央办公厅给西柏坡写信，让他们到水稻高产的涿县去学习。经过学习，西柏坡一带的水稻越种越好。
加强纪律性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这句名言就出自于“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以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日本投降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共产党军队的节节胜利，从8月起，国民党将“全面防御”被迫转为“重点防御”，想依靠集中优势兵力，以固守大城市转败为胜。为了挽救败局，8月3日至7日，国民党在南京国防部礼堂召开了由120人参加的军事检讨会，期望能彻底检查军事失败的原因。
而此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西柏坡组织了决战总动员。
接到“九月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军区的领导分别从驻地出发，穿越敌人的重重封锁，赶赴西柏坡。在邓榕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7月25日早晨，邓小平告别了刘伯承，乘上一辆缴获的美军吉普向洛阳方向驶去。当他们一行到达黄河北岸的时候，突然头顶上出现了一架敌机，在毫无掩蔽的沙滩上，人和车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线内。一旦敌机俯冲过来，后果不堪设想，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幸运的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就这样，他们一路经山西晋城、长治、潞城，到达太谷县。但是到达太谷县后才得知，从这里经榆次到石家庄的公路在抗日战争时就已经被破坏了，怎么办？是绕道走还是继续走？邓小平决定一直向前。
白天有敌机不能走就改成晚上走，大路被破坏了他也决不绕路，硬是颠簸着从凸凹不平的道路上直线而去。几天之中他一直未敢稍事停留。从河南宝丰到西柏坡相隔千里，一路的辛苦可想而知。
此时的西柏坡，毛泽东等人正兴致勃勃地迎接从各个战场上赶来开会的战友们。尽管一路风尘，却掩盖不住他们三年来重新聚首的高兴和对局势胜券在握的自信。从硝烟弥漫的前线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久别重逢，大家有说不出来的喜悦，交谈中无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而兴奋。当邓小平赶到西柏坡村口时，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出来迎接他。自1945年8月25日离开延安，3年时间过去了，今天重逢，邓小平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不停地问候。毛泽东注视着邓小平消瘦的脸，很有感情地说：“邓小平啊邓小平，你都快瘦成邓小猴了。”
到西柏坡后，由于住房不多，邓小平住在叶剑英家里，贺龙住在任弼时家里，其他人也分别住在西柏坡各处。
“九月会议”就在中央机关的伙房里召开了。开会时大家把饭桌拼在一起当会议桌，散会后就在那里就餐。尽管会场条件极为简陋，但是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大家心情都非常舒畅。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工作报告，在谈到作战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1948年9月，西柏坡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滹沱河两岸的庄稼成熟了，人民欢笑着、忙碌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西北战场又传捷报，济南战役决策已定，北宁线作战箭在弦上，战略决战前的运筹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9月7日，也就是“九月会议”正式召开的前一天，中央军委就关于辽沈战役作战的方针致电东北野战军，9月12日，也就是“九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东北野战军出击北宁线，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由此拉开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序幕。
40多年后，徐向前元帅在回忆“九月会议”时说，我们能在1948年9月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同蒋军战略决战，解放中国大部分土地，是“九月会议”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将永垂青史。
不当李自成
今天走进西柏坡，留给我们记忆和遐想的是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为新中国奠基召开重要会议的大伙房，还有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这一件件普通的东西却都彰显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日子已然不远。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3月2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就在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正式将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并开始着手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五大书记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夜，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也是他难以入睡的一夜。这一夜毛泽东批阅完文件之后，又站在窗前眺望着夜空，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来，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睡觉。
临睡前，他嘱咐卫士长李银桥说：“9点以前一定叫我起床。”
第二天早晨，周恩来怕毛泽东休息不好，指示李银桥不要9点钟叫醒主席，让主席多睡会儿。因此到了上午10点钟，警卫员才叫醒毛泽东。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行，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吗？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啊？”周恩来笑着说：“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呀。”毛泽东郑重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当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进入北京。在进京的40天里，几十万大军贪图享乐，官兵骄奢淫逸，纪律废弛，人心涣散，作风蜕化。这40天，是农民起义军由盛而衰，从顶峰开始急速跌落的40天，是天翻地覆的40天。
毛泽东熟读史书，分析时局，不仅对李自成的失败有着清醒的认识，更提出了要引以为戒的警示。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过一段著名的“千秋窑洞对”，对话人是毛泽东和黄炎培。1945年，为了恢复已经陷于停顿的国共合谈，黄炎培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访问了延安。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的住处，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的考察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他讲完以后，毛泽东非常严肃地回答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人民，还是人民，毛泽东如此强调人民二字，因为人民一直在他心中。一晃近四年，黄炎培提出的问题，更加紧迫地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还没进城，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警示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家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的珍贵纪录片，是一位叫作苏河清的摄影师拍摄的。苏河清清清楚楚地记得，会场在大院的西北角，是临时搭建的大伙房，土坯垒墙，檩条搭顶，没有椽子。将苇帘直接搭在檩上，上面便抹泥封顶了，这座房子比不上民房坚固，但比民房宽敞得多，缺点是伙房里连电灯都没有，只能借助自然光拍摄。
1949年3月5日，是个艳阳天。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齐聚西柏坡，就是在这样一个大伙房里，召开了新中国建立前夕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就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他特别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如今，走进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的旧址，主席台中央悬挂的是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其实当时最初悬挂的是马恩列斯的照片，还有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3月5日那天，毛泽东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说，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挂了4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一。就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像挂在两旁，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即，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由此看来，对于“赶考”二字的理解，以及对未来政权建设的设想上，毛泽东显示出远见卓识的历史观。他没有把胜利当成胜利，没有把进城当作落脚休息。即便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进城的问题讲得够清楚了，可在临进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又把中直机关各部委办的负责人叫来，对大家说：“我们要准备进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准备。要告诉每一个干部和战士，我们进北平不是去享福，决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
1949年3月23日，将近中午，车队离开了这个太行东麓的小山村，告别了西柏坡，陆续出发。第一批出村的是11辆中小吉普，这是中央首长的车队，第一辆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至第十辆，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他们的家属。第二批出村的是中央警卫处，中央机要室，军委一局、二局。
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到达保定，听说保定市要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行动。”
中央首长到达保定时，街上很多人认出了毛泽东，满街都是人，都等着看毛泽东一眼。公安局负责同志来请示是否要净街，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赞成净街驱赶群众的做法。周恩来说，不要净街，不要限制群众的自由，更不能影响商店开门营业。主要是把街上的交通秩序维持好。
车队缓缓行进，汽车里毛泽东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不开庆祝会，不大张旗鼓地搞欢迎，中央机关的车队就这样缓缓地前行。 （史进平 谢燕红 刘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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