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于政绩的总看法，是领导干部人生观、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政绩观，调查研究的方式必然是眼睛向下、躬身基层、贴近群众。
调查研究与政绩观密切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形式的调查研究。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时，经常是一张桌子、几把凳子，或坐或站，与干部和群众倾心而谈，成为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典范。
从1930年6月到1933年11月，为总结中央苏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做法和经验，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九次奔赴上杭、三次深入才溪，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和耕田队长等人参加的各类调查会。每个调查会，毛泽东都按照事先列出的调查提纲，诸如扩大红军、生产支前、拥军优属等问题，与群众促膝而谈、交流意见。在群众面前，毛泽东态度谦逊，耳听手记，每个调查会无不开得欢声笑语，感人肺腑。毛泽东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因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写下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问计于民的调查报告，用事实回答了在国内革命战争条件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一重要问题，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毛泽东的求是、谦虚、深入细致、甘当小学生的精神相比，现在有些领导干部的调研已经变了味、走了调。他们名曰“调研”，实为“出头露脸”，甚至把“出头露脸”当作最大的“政绩”。习近平同志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指出：“领导干部搞调研，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尽力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
习近平同志强调的“尽力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就是强调调研的主动性、针对性和目的性。那种动辄摆出一副“我在调查研究，我在忘我工作，我在接触群众”的作秀式的“深入”和“出头露脸”，实质就是政绩观错位的集中表现。调查研究不是领导干部个人的“出头露脸”，而是让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出头露脸”。毛泽东当年为了撰写《乡苏工作的模范——才溪乡》（后改名《才溪乡调查》）这篇调查报告，仅调查和走访就用了十几天。在这十几天当中，毛泽东与群众谈柴米油盐，与干部话生产生活，亲眼目睹并切身感受了苏区一桩桩、一件件民主建设政权、群众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入木三分地研究实际、厘清本末，充分让事实和问题“出头露脸”，这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灵魂。这种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的政绩观，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政绩观。与这种政绩观相反，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干工作、想问题，不是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而是考虑自己的“票子”、“位子”，反映在调查研究上就是声势大、场面大、随从多、“镜头”多，就是唯恐自己的形象不高大、不璀璨，就是唯恐上级领导不晓得自己如何“联系群众”和“日理万机”。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深刻阐明了调查研究的作用和功能。如果舍弃调查研究的本来功能，而把“出头露脸”作为调研的唯一目的，其结果只能是走马观花的形式主义，依据这种形式主义作出的决策也只能是偏离实际的瞎指挥。事实说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无一不是脱离实际的产物，无一不是只顾自己“出头露脸”的恶果。
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于政绩的总看法，是领导干部人生观、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政绩观，调查研究的方式必然是眼睛向下、躬身基层、贴近群众。毛泽东当年告诫苏区所有干部“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这就是要求苏区干部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因此，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而那种“出头露脸”的政绩观，不仅背离党的群众路线，也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是万万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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