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5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仅靠某一方面的改革单兵突进，企图借此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做法是不现实的。改革，归根到底是制度的变迁，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由此而实现效率的更加提高、分配的更加公平、社会的更加正义。诸如在市场配置基础之上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金融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所产生的规模效益、制度红利，于今仍不绝于缕，但已经处于盘桓滞流状态，种种制度性桎梏有使我们的改革洪流陷入一潭死水的危险，有使我们的经济细胞陷入制度性缺氧的险境。

再请看我们的改革历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也发轫于农村，但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没有土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创造性突破，没有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进程，既有“三农”状态只会使得中国发展之车轮深陷泥泞。在以土地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初步稳定的基础上，国有企业改革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最终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衍生的财税金融价格体制改革亦步步前行。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进而非公有制企业由于农村生产率提高释放的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而得以迅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所带来的资金技术的供应，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需要。虽然汽车工业、房地产业的相继发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低端制造业所带来的产能过剩，但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严重过剩及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恶性竞争将持续存在。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

由此而引发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之争的所谓“国进民退”，其实质是已经发展壮大到一定规模的非公有制经济与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在资源层面低水平激烈竞争的反映。这也凸显了全会再次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意义，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中国的改革历程，伴随着世界大转折（由自私的疏离的孤岛向利益共同体的地球村转折），体现为经济大转轨（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分散决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社会大转型（由数千年的封建臣民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过去的35年，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变迁过程中一步步成功地走过来的。

这样的成功，也有相当的代价，当下看来，代价其实不菲。中国经济发展当前面临四大问题：生态问题（粗放的发展方式使得生态环境不能承受经济增长之重）、实体问题（投资主导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金融问题（地方融资平台倒逼央行、财政）、社会问题（阶层收入分配差距、社会地位急剧拉大等）。这四大问题，归根到底归因于经济大转轨和社会大转型的不匹配、不和谐、不协同；归根到底归因于我们过度地、畸形地、片面地依赖于经济增速，忽视或延宕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改革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鉴于此，全会特别强调，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我们以为，这一超脱利益集团纷争的重大举措，对于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极其振奋人心。

全会在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的同时，也十分清晰地阐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制度保障和具体改革措施。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当务之急，就是要以壮士断腕之气魄决心，以坚韧果敢之豪情毅力，依此次全会之重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改革，全方位深化改革，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真正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唯其如此，经济自强、政治自信、文化自觉、社会自治、生态自然之目标才可达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亦会有厚重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