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治理来自对资源的合理配置

记者：柳森

访谈嘉宾：石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不是说有了中央的说法，配置资源的机制就立刻建好了。这需要实践来检验。这些年来，社会上的资源大都在政府的主导下配置和运行，真的一下子把很多资源交由市场配置，可能还需要一个配套适应过程

解放评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是这几天大家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点。从经济学角度，您怎么理解这一表述进入公报的意义？

石磊：在学界一直有“国家治理”这个说法。国家治理涉及民众在国家日常生活当中的地位。它注重的是，一个国家通过怎样的民主制度，让民众能够真正参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

这些年，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国家治理。只是过去我们更多地把“日常管理”理解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和内容。要想真正让国家治理落到实处，就必须让政党、政府、人大、市场、企业、家庭、个人等主体各司其职，将它们之间的权、责、利关系界定清楚。否则，一旦面对问题，大家都只愿当智叟、不愿当愚公，或者常常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这就很容易出现模糊空间或灰色地带，也不利于将公权力放到公开公平公正的透明空间中。

政治学家可能更多谈论反腐、监督、民主、自由等。而作为经济学人，我们更多强调国家运行的成本和效率，主要考虑大量本已稀缺的社会资源，如何通过国家的有效治理来提高其使用效率，改善社会资源的配置水平。

解放评论：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这里面有多大的变化？

石磊：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相对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言的。一个“主导”，一个“基础”，市场更侧重于微观方面，政府更侧重于战略性筹划。

战略性筹划加微观上的配置效率，这两相结合似乎已经挺完整了。但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我们把市场限于基础性作用，而把更多宏观性的资源交给政府去配置，会导致地方的财源更多集中到中央，而中央就会主要把财政分成投资性财政和生产性财政两部分。

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的基本定义应该是民生财政和公益性财政。财政的一切资源应当为整个国家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民生的稳定协调可持续提供服务。

投资性财政和生产性财政通常会带来三大方面后果：一是民众的公共福利会受到影响。资源短缺和配置不均的重要原因，就是公共财政被由政府主导的配置机制扭曲了。政府要做民生方面的投资，则不得不跟其他领域争抢资源。二是带来产能过剩。如果是市场配置资源，也有可能出现暂时的供过于求，但不大会出现几乎所有大规模的制造业都供过于求。企业可能会出错，但不大会一错再错。但如果遇到类似问题的是政府或者国有垄断企业，他们对犯错成本的敏感度要低很多。追根溯源，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手头的资源太多，此外，也有用人制度导向和绩效考核上的原因。三是导致地方政府负债日益累积且大幅上升。

从这三方面的后果来看，我们就能很好理解，此次公告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解放评论：要真正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向“决定性”推进，很多人的看法是，“这件事不会做得很轻松”。您怎么看？

石磊：我也认同这个看法。这些年来，社会上的资源大都在政府的主导下配置和运行，真的一下子把很多资源交由市场配置，可能还需要一个配套适应过程。比如，进一步规范市场，逐步取消双轨制等。此外，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企业各种行为时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商业道德。而现在一些企业本身素质不高，还不能胜任新的要求。

因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培育市场、发展市场。要有一个过程，让市场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让企业公开公平地去自由竞争，让法律、管理规定、行业规章成为企业竞争最后的行为底线。再加上政府有效的监管，而不是简单运用审批手段，这对改善市场功能也是大有好处的。

当然，政府从很多领域退出来后会有更重要的事可做，比如，公共品的提供、配置和可持续发展。具体到公共品的提供，根据国民经济的总量和规模，根据社会各阶层收入水平，根据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内需和外贸的关系，以及国家在国际上承担的社会责任，需要研究公共资源如何有效配置。

政府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的准则就是法律。举凡重大投资决策，政府不能自说自话，应更多通过人大程序性立法来确保公共投资的安全，确保政府行为规范，确保公众的权利不被过多侵占。这是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

解放评论：现在有一些人担心，现有资源配置机制一下子拗不过来。还有人虽然承认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不愿放弃“强政府”。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石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的6年当中，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到底走向何方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到最后还不是统一意见了？十二届三中全会最终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至此，人们关于中国改革是否应当定位在市场导向上的争论就渐渐少了。此后，大家的争议变成“市场怎么建更好”，而不再是“要不要市场经济”。

之所以原来有争论，后来没有争论，实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不是说有了中央的说法，配置资源的机制就自然建好了。这需要有一个用实践来检验的过程。对于市场配置资源，我们应该给它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实践来说服那些目前还存有疑义的人，让实践来证明市场对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为何如此重要，也让实践来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