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深意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一词之差，不仅凸显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将有助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此次全会还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不仅仅是一个提法的改变，而是强调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改变，体现了中央以更大决心和魄力推动政府向市场放权，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

“‘基础性作用’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然要扮演重要角色。而‘决定性作用’则意味着只要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都要交给市场，政府的作用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不再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采访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谈到。

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看来，关键在于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规范政府的职能，不该管的坚决不管，该管的要坚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职能界定，两个方面更好地分工和配合，这是使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不断提高、发展的代价不断减少的基本制度性保障。”

凸显市场化改革决心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四大明确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报告的提法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回顾中国的改革，市场化的前进方向一直十分明显。

“然而在现实中，行政力量决定资源配置的特点比较突出，由此压抑了市场活力，严重制约了经济转型。”张燕生谈到，例如，在资源配置方面，商品市场由市场配置，但要素价格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政管制，导致投资难以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和真实的供求关系，成为多年来助长低成本投资扩张、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中国30多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完全归于政府主导。“事实上，正是市场化改革才形成了35年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才形成了中国经济活力和效力。”迟福林担心，过多强调政府主导作用，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

因此，在专家们看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比照过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前进了一大步。

着眼厘清政府市场界限

“‘基础性’这个表述，对市场作用界定比较模糊，尤其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比较模糊。”迟福林向本刊记者表示，政府职能部门对市场干预过多，或者缺位、错位的情况，在经济驱动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客观上就要求在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

“现在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给政府与市场划清了界限。”在他看来，这至少包含了三方面内容：

其一，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资源要素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而非主要由政府管制;其二，消费市场需求决定投资、引导投资，防止因政府干预而导致投资消费关系扭曲，导致低效投资、无效投资和产能过剩;其三，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都需要由市场决定成败，在市场平等竞争中获得生产要素和实现优胜劣汰，政府不应当厚此薄彼，干预企业行为。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强调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这样才能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转型。”他表示。

政府角色转变是关键

“现在，重点和难点是推动政府向市场放权，实质性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迟福林建议，可以考虑从经济转型的现实需求出发，着眼于培育公平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理顺政府市场关系。

一是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决定资源性产品价格，使资源环境成本反映到企业成本中去。这就需要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建立完善的碳源-碳汇监测与调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范围，适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展排污权交易。

二是以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市场决定利率、汇率，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使用金融资源。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放开存贷款利率，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得和使用金融资源。同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是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让“非禁即准”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基本原则。总结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关经验，将“负面清单”管理在未来3～5年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四是推动竞争型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回归。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围绕做大GDP总量成为竞争主体，不可避免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市场不适当的广泛、深度干预。竞争性地方政府不改变，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

这就需要以公共服务为导向改革中央地方财税体制，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果断废除GDP导向的干部选拔机制，尽快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社会满意度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在这个前提下，逐步形成对地方政府规范化的制度约束，形成理顺中央地方关系的体制框架。（记者 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