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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 徐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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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工作室主任 张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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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范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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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孙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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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褚松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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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 马庆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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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胥晓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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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原文】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解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
市场决定性作用主要指价格形成机制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在遵守规则和公平基础上经过充分竞争形成的，而不是由政府管制和少数市场垄断主体决定的。是众多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结果。
过去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管得多，导致价格信号扭曲，误导了资源的合理流动，致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虽然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一般比政府高，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指全部作用，政府也要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市场失灵时，政府要及时弥补市场缺陷；有市场主体违法违规和垄断竞争时，政府要规制和监管，要为市场公平竞争保驾护航；政府还要提供服务。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辅助性作用，没有政府服务市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无从谈起。
总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市场功能充分发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要求。最终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它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二是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三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记者 罗 兰整理）
既管乱干预又防不到位
【原文】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工作室主任张晓晶：
过去在强调GDP的动机下，地方政府一味想把经济搞上去，在产业政策和许多方面干预经济，比如国家规划的七大新兴战略产业，各地不管自己是否适合都一拥而上，造成各省区市产业结构趋同和产能过剩。
在增长冲动下，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还造成大量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负担过重。地方政府以资金平台公司为基点进行贷款，有些偿债能力差，不少贷款没有好的现金流支持，甚至没有抵押，这对地方银行形成压力。
政府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要交给市场，减少行政干预和审批。今后，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治理效率，应该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宏观调控、环保等方面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更高级的管理是提供制度、标准和公平正义，要通过经济、法律手段，为市场公平有序竞争创造良好环境，以保证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记者 罗 兰整理）
宏观调控有了明确边界
【原文】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解读】：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
宏观调控的改革首先在于界定清楚调控的界限在哪儿。我们过去宏观调控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机制，像一个大篮子一样把什么都装进去。这次三中全会给出了非常清楚的框架，说明了宏观调控都包括哪些方面，有了一个明确的边界。第二，此次宏观调控的手段也进行了专门的说明，不再像以往的宏观调控，不管土地、环保，什么有用都拿来用，现在说得很清楚，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
我认为，宏观调控在过去有时不能发挥好作用的原因就是协调性不是特别好，我们只有把调控目标的制定和政策手段的运用都保证在机制化的前提下，宏观调控才有可能真的实现。以德国为例，他们有稳定经济增长法，对于“政府的手什么时候能伸出去”这个问题有个很清楚的框架和指标，只有在失业率达到什么水平、通货膨胀的威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的时候，才能搞宏观调控政策，否则的话伸手就是违法的。
未来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哪些政策属于应该用法律确定下来的，哪些属于应该向市场说明的，都应该逐渐透明起来，使得市场也对宏观调控有了前瞻性，这样双方互动才能稳定，避免市场出现因为盲目猜测而出现的非理性行为。
（记者 宦 佳整理）
纠正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原文】
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解读】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孙晓莉：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就是指挥棒，直接影响一般公务员和领导干部的工作倾向和行为选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具体改革的可能方向之一如更科学合理地设定综合经济发展指标。反对唯GDP，并不是完全否定GDP。综合经济发展指标可以以人均作为主要测评依据，如人均GDP及增长率、人均财政收入及增长率、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绿色GDP、民生状况等社会发展指标，能够更科学地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情况以及群众生活质量的状况。但目前还缺乏相对合理的核算方法，各地虽然有不少探索，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可以由有关部门牵头组织专家组，尽快将这些指标量化细化，尽早地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记者 宦 佳整理）
面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
【原文】
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解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
《决定》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两个方面专门谈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体现了政府履行职能角度和社会治理角度的不同侧重点。目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调整期，十八大以来，一个清晰的信号连续传递出来，这就是要形成一种政府与社会在功能明确的基础上协作共治的治理局面。
既有的组织形态包括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因此，三中全会对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一是强调政府对于事务性管理、公共服务和适合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项，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二是强调将事业单位改革放到政府与社会关系调整的格局中，有条件的事业单位按其属性和目标分别转为企业和社会组织，事实上是通过组织形态的选择来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功能，切断事业单位作为政府权力延伸的触角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三是强调政府作为制度的提供者，通过政策杠杆来调节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如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拟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的社会组织无需业务主管单位而直接依法申请登记等。
（记者 赵鹏飞整理）
整治官多员少十羊九牧
【原文】
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解读】：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在机构改革和编制控制上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有不足。一是表面形式多而实际行动较少。二是各级地方党政机关中的领导职数配备存在严重的“官多员少，十羊九牧”现象。这种机构林立和领导职数泛滥的状况，对于市场经济和社会权利来说是一种“官灾”，首先是导致人浮于事和没事生事。其次是增加了公共财政的支出负担。再次是机构和领导人员膨胀，增加决策与执行成本。
当前，中央明确在机构编制上关键抓两点，一个是严格控制机构数量；另一个是控制领导职数配置。今后，一是应加强内部调节，突出关键岗位的人员配置。目前岗位总量不少，需要人手的地方应多配置，使人员编制更多地向关键岗位倾斜，向基层政府、一线服务窗口倾斜，向更加务实的、公共服务等部门倾斜。二是要让编制配置打破党政系统和部门的界限，打破政府层级的界限，促进人员合理流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三是提高编制管理的法制化程度，尽快将地方政府机构规范有关法律提上议事日程。这样以来，被社会普遍诟病的党政机构、公共部门编制不合理的状况，以及领导职数失控的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和改观。
（记者 赵鹏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