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季度，全国经济增幅7.5%，比2007年同期的14.9%，跌去了近一半。
在这5年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救市”，政府出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的宏观调控以“刺激”经济，就总体而言还是必要的。
如果说问题，恐怕在于这种短期的“刺激”政策，和长期的结构调整未能很好地结合。面对困局，出路何在？
很多人坚信改革是唯一的出路，这话没错。30多年前，我国国民经济曾“濒临崩溃的边缘”，然而，当中央痛定思痛，下决心实行改革开放那一刻起，中国的发展就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今非昔比。当时的改革，就是从普遍的“放权”开始，所谓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就是用“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替代“从上到下的计划化”。
借鉴过往的成功经验，再来一次彻底的市场化放权、搞活和开放，应当是正确的选择。需要提醒的是，改革的背景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初是短缺经济，现在是过剩经济；过往的主攻方向是千军万马增加供给，当下的难题破解则是千方百计扩大需求，并且主要是扩大有支付能力的国内消费需求。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这不容置疑。但改革的文章到底怎么做，却大有讲究。很显然，虽然出路在于改革，但照搬短缺经济下的改革措施，也是走不通的。那么破题之举选在哪里呢？
我的结论是：应当选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推进新型城市化上。
在当下中国，城市化是最大的内需，更准确地说，是最大的内需潜力。
潜力不是现实的张力，更不是当下经济增长的拉力。为什么喊了十几年的问题至今还是潜力？就是因为体制的障碍和束缚还在那里起作用，使得我们明明感知到“力”的存在，却用不上力，也借不到力。正因此，才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将经济发展的潜力，变成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动力。
现如今任何发展和改革如果不能切实惠及民生，势必不能“叫好叫座”。观察当下民生的现状，最艰难的人群毫无疑问在农村，在农民，在那些奔波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为了谋生，他们撇家舍业，到城市打拼。但自计划经济年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分割体制，使他们在城里安居乐业、生根开花的愿景，难有着落。或许只有启动包括户籍、土地和社保等公共财政制度的一揽子改革，才能使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真正转化为现实；并因他们“稳定的城市化居住和生活”而创造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拉动未来中国再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
国民收入的分配体制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改革。多年来的财政高增长，固然使我们有能力取消对农民的皇粮国税，乃至提供种种的“支农惠农补贴”。但无可否认，使用不当也会助长财政供养人员大量膨胀、行政经费挥霍无度的积弊。过重的税负，不但困厄了企业的活力，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还容易酿成令人忧虑的寻租和贪腐。暂且不论这方面的道德和伦理风险，单就造成广大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多年来与投资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后果来看，显然是造成生产过剩、危及经济发展全局的核心问题。
发展出题目，看来只能聚焦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推进新型城市化了。唯此才能最有效地扩大现实的国内需求而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需求。接下来围绕这两点的收入分配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配套改革，应当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和重头戏。这，或许就是我们眼下需要明了的“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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