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生命线”：群众路线之时代逻辑

毛泽东1943年6月1日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里所首次系统阐释的群众路线，不仅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历史时期凯歌行进的重要法宝，而且是我们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更是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之关键津梁。“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一、群众路线之当下挑战

(一)实践主体的多元性、分散性、多变性

作为历史创造者和主动力的人民群众，乃社会实践之最重要主体。因此，恪守群众主体地位即秉持群众路线之核心吁求。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工人阶级人数增加、素质提升，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组织样态、就业渠道、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多变，群众这一实践主体的结构组成、利益诉求也更加多元多变。首先，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及科技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从业者、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社会阶层日益勃兴，而我国当下的一些制度、机制已不能满足新社会阶层各种利益的急切诉求。党应及时考量如何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着力提升自身的感召力和穿透力。其次，党传统的执政之基即工农群众，其中的下岗职工和一些农民正走向弱势。“社会断裂”和两极分化易发生“社会泄愤事件”，这亦深度关涉群众路线的主体之维。

(二)官僚主义、精英主义、命令主义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力倡的官僚制（或科层制、理性官僚制），其管理优势为“分工、准确、效率、非人格化”等，但易诱发官僚主义、精英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而严重消解群众路线。首先，官僚主义的要害即“脱离群众”。列宁曾指出：“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其次，“精英至上”思维非常阻碍我们新形势下坚持群众观点和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精英主义断言人民大众只是“群氓”，这即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所称的万古不变之“历史铁律”。如今一些领导干部常将群体事件视为“作奸犯科”而粗暴打压。而早在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就警告：“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 一个月后，他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里又强调：“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再次，命令主义漠视群众，矮化人民，其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一道，严重侵蚀着我们之于群众路线的认知和践行。

(三)“阶层固化”、“权力通吃”、“群体定型”

“阶层固化”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原因而形成各阶层人员难以流动的现象。其不良后果是：一是既得利益者形成的社会生态将演变成国家的一种保守、消极和僵化的力量，并且将以这样一种负能量来左右社会；二是压制社会人才，更多德才兼备者被“阶层固化”的制度、机制所约控而“齐喑”。目前，我国“阶层固化”、“权力通吃”的趋势已经凸显，如不加以遏制，阶层间的拒斥和冲突将显性化、经常化、扩大化。这不仅极大冲击社会公平正义，而且还可能爆发群体性冲突，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阶层固化”意味着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日趋“群体定型”，很难“出人头地”，更难实现人才自由、合理、开放的“纵向”流动。当前的显著表征为教育机会和就业创业等的不公平。

二、群众路线之时代“在场”

（一）以科学的民主政治理论认知权力

首先，要正确认识党、群众于国家体制中的位置。基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主权在民。党及其干部的权力源于人民，且只能是替群众办事；党及其干部的自身来自人民，且只能是融入群众而无半点特权。其次，牢固树立“群众乃真英雄”的领导理念。毛泽东直抒胸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邓小平一语中的：“领导就是服务。”我们必须竭力遏制官僚主义、精英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因此，领导干部要坚决走群众路线，形成良好的民主习惯和强烈的“集思”意识：工作缺少抓手时，发动群众出计献策；心中已有办法时，组织群众丰富完善；谋划今后工作时，倾听群众所思所盼。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就告诫：“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二)促进决策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首先，借助网络技术平台助推公共决策参与主体的广泛性。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强调：“沉重的决策担子，最后将不得不通过较广泛的民主参政来分担解决，否则政治制度无法维持。”（《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04页）当前，网络媒体的交互性、实时性、保密性、管控性、穿透性等特点，决定了行政决策主体的大众化和群众性，既可能也必要。其次，决策部门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来切实拓宽并规范群众的广泛政治参与。一方面要继续完善既有城乡居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主渠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村民自治制度），加快健全信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示制度、公开制度、旁听制度、民意调查制度，抓紧完善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制度。另一方面，要着力规范、疏导一些“非正常”政治参与形式，比如上访、抗议、游行、网络攻击等。

(三)提升受众公共服务的平等性

首先，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消除GDP中心主义，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下今后，尤其要注重发展公共服务项目，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城乡环境、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会救助、文化体育等。其次，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力的提升助推社会公平。各级政府应向群众提供平等和优质的服务，尤须准确把握公共服务需求的动态变化，有效整合现有财力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再次，改革制度、机制以促进社会公平。比如，严格规范各级政府于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责任和权利；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比如社会资金、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公共服务。

(四)确保各类人才遴选的公平性

首先，自政治资源配置维度审视，人才选用的公开公正是应对精英垄断、“阶层固化”和“权力通吃”的有效办法。“不拘一格降人才”，方能深度激活亿万群众的实践主体性，为群众路线的扎实践行疏浚源头活水。尤其要让底层群众笃信：只要努力向上，相异背景、不同阶层的人都可崭露头角。其次，须加大人才遴选的力度，“周公吐哺”，真正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要思想解放，唯才是举：既从党政机关，也从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既从发达地区，也从欠发达地区；既从生产一线，也从精英阶层；既从国内，也从海外。再次，要加大各类人才竞争选拔的民主性、广泛性、公平性，尤须以“群众公认”为用人导向。

（五）全面、系统、持续地推进改革

首先，由于转型期的矛盾盘根错节、彼此交织，“单打一”的改革是隔靴搔痒，因此，须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当前，在做好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尤须发力政治体制改革。要让“三大民主”（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及人民民主）良性互动，以最大限度地汇聚中华民族磅礴正能量。其次，着力加速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在总结基层民主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发动群众，点面结合，持续掘进。最后，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要通过机制为群众参政议政提供切实有效的渠道，深化民主；完善党的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具体的工作章程，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落地”；要通过制度纠正群众工作中的偏差，防止与人民“对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