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思维方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行为，一国对外形象和对外态度的被接纳和受欢迎程度则取决于行为体的文化内涵或者说价值观，而“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1]。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的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2]因此，当前的中国不论在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在对外关系方面都处于这样一个转折期，如何通过中国的外交努力，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展现一个力量不断增长的中国，既具有自信力又具有亲和力的良好形象，成为摆在当前中国外交面前的一个亟需破解的战略课题。
一、中国文化的特征
在历史上文化曾经一度是中国外交的核心魅力，从汉唐乃至明清一直不衰。“一面看去中国人的的确确是没有力量，但一面又明明白白有很大的力量。” [3]梁漱溟先生这样比较中西文化的长处，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对内、对人，西方文化的长处是对外、对物。具体来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思维特点：①整体性思维；②“非宗教性”的世俗思维；③伦理道德思维；④内向性思维。这四大基本思维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世界观，规范着中国上至政治决策者下至普通百姓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路径选择。
“天人合一”是整体性思维的主要体现，它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二者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转化、相倚相生、和谐统一，这种世界观深刻地体现出中国文化“求同”、“尚合”的精神本质。“天人合一”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无所争”，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里，认为寓含着对立、静止的“争”，是对其所崇尚的秩序的冲击，不符合整体的利益，秩序需要的是整体的和谐统一，在这个和谐的统一中，个体要服从集体，集体要服从国家，最终形成中国文化顾大局的传统。整体性思维使中国人更长于从宏观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而不拘细节。包容体现的是一种强大后的自信，是一种共同发展繁荣的胸襟。
中国文化是重现实而轻幻想的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所处的温带平原比较恶劣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这种人文精神有两个特征：一是“非宗教性”，人而不是神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西方哲学大师罗素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个缺乏宗教的国家，不仅上层社会没有宗教，全体人民也同样没有。虽然有相当明确的伦理制度，但不过激、没有迫害性、而且没有‘原罪’观念” [4]。二是在处世哲学上讲求实用理性，重视现世人事。“中国传统文化（或人文精神）是充分入世的，重现实，重实际” [5]。“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实践使中华民族形成坚信利无幸至、力不虚掷、“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实用风格。这种重视现世的思想体现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民生观，国家要追求社会稳定就要首先解决民生，这样就自然使“民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儒家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说到底就是一种具有很强入世功能的实用化、世俗化文化。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伦理道德”思维，“儒释道都是生命的学问，而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是中国哲学自有的形态和特质” [6]。这里的伦理道德思维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谊，“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 [7]，“伦理精神在尊重对方” [8]，突出的是“感情”；二是以人之间关系为基础展开的一系列义务关系，倡导的是道德理性，中国文化更多的是讲义务，而权利只能从对方给我。并具体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即君臣父子各有自己的职责，每个人要从履行自己的职责开始。这种强调职责的“名分”体现出“伦理政治思想”中首要的是“是非”判断，而不是“强弱”和“利害”判断的思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9]，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义利”国家利益观。
“中国人的态度，常常是反身向着内看的。所谓向内看，是指看一切东西都在他自己的里面，这样便成为自我一体浑然存在” [10]，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第四个特征——“内向化”思维。它主要有两个体现，一是认识论上的内向化。“中国人的内在心灵走向，自始即与西方不同。它不是一味地向外走，而是内转，让生命回到自身上来正视；也不是在如耶教信仰中的上帝面前止步不前，永成天人之隔，而是往万物感通，向天道神性契通。” [11]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是“了解自己”的文化，教人反省自求；另一个治国理念上以内部稳定为归宿的“内向化”。
二、中国文化特征在外交中的已有体现
中国文化的内涵在当代中国外交中已经有所表现，如“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平发展”战略、“对话协商”的安全模式、“亲情外交”等，无不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特质。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近年来中国外交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较多的内容，这个基本原则的背后就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首先体现的是中国对对外政策行为“合法性”的理解，是中国文化中伦理化的律己思维和内向化思维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利义务观”。“不干涉内政”原则出发点之一，源于对中国自身在对外政策行为中的约束，这种“律己”在于把对方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对对方的尊重，“中国人与人谈话注重理解别人的意思而不是改变或干涉他人的言论” [12]，把权利建立在对对方的义务的基础上，这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平等内涵。同时，“不干涉内政”原则，还源于中国文化注重“反省自求”的内向化认识论和世俗性倾向。中国文化是世俗文化，具有包容性，中国从不宣传自身的发展模式，相信发展中国家自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尊重各国人民对自己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选择。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数千年“和合”文化和“防御性外交”的当代体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可信之处在于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及其世俗属性。中国从整体性思维出发，摒弃了国际关系中“零和”的对立世界观，在日常的外交事务中注入了“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把自身与世界看作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在处理和西方的关系上，“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苏联和中国做出不同选择背后的理性，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即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中国人的世俗文化。” [13]另外，“和平发展”战略体现的是“防御性”外交，它是中国内向化思维的主要体现。历史上为了防御敌人的入侵，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修筑万里长城，力图把敌人挡在长城之外。这种策略选择表明中国在对外行动特别是防御行动上很少是主动的，这与其他曾经出现过的世界大国的战略思维是完全不同的。
对话协商机制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的一个重要体现，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对话协商机制已经发展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危机处理方式和安全模式。费正清认为，中国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就是非暴力，外交斡旋及其他非强制性的方式通常优先于强制手段[14]。对话机制遵循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中庸”思想，突出“求同存异”，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运用于当代外交之中。对话机制有双边对话和多边对话两种形式，在中国当前的外交实践中，多边对话以“六方会谈”为典型，双边对话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典型。两种对话各有特色，“六方会谈”以“劝谈促和”为宗旨，中方担任主持人的角色，成为有关各方坐下来增信释疑，扩大共识的重要平台。为参与方提供了一个表达意见，相互见面的渠道和平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特点是一种独特的“务虚会”，更注重战略的宏观层次，让双方不拘泥于双边关系的具体事务，不以具体成果作为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已成为两国战略沟通的重要平台。
在新中国外交中，强调交朋友、团结友好、友谊等，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外交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软文化”长于“亲和力”的特质，“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 [15]。具体来讲，就是中国外交往往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强调的亲情、友谊，而不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把利益当作是友谊带来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都把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自己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把民族独立国家当做兄弟。 世纪之交在中国外交中出现的各种“伙伴关系”同样是中国文化这种亲情关系理念的延伸和升华。另外，习近平主席最近出访非洲时，用“真”“实”“亲”“诚”四个字来概括中非关系，成为中国文化在外交中的最新体现。
三、今后中国外交彰显文化内涵的着力点
文化不仅应当体现在文化外交中，更应体现在外交的个性、特色之中，成为一国外交的灵魂。同时，外交不仅是一种对外行为，还是一种对外的态度。中国外交需要紧紧抓住国际社会的关切，把它作为彰显文化内涵的着力点，将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转化为用外交展现中国文化智慧和魅力的机遇。
首先是对实力的态度，它包括如何认识实力和如何使用实力两个方面。中国外交所要主张的这种实力不是扩张型而是内聚型，它崇尚的是“吸引”，属“魅力型”的力量，当然这需要有保护自身不受外来侵略的能力之后。这是中国文化中力量的最高境界，老子哲学中以弱水为上的精髓就在于此。同时，是否是国际社会威胁的关键不在于力量大小，而在于如何运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中国力量都很强大，但在使用力量上更多表现出的是“内向型”国家，并没有被周边的国际社会视为威胁，而是作为仰慕的榜样，这值得当今的中国外交继续弘扬。这种弘扬的着力点就是突出“亲和力”，习近平主席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体现了这一趋势。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出：“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16]在博鳌论坛主旨讲话中，不仅再次强调了命运共同体意识，还进一步指出：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种亲和力的力度在今后的外交中需要进一步加强。
其次是对国际现状的态度，这涉及到中国外交提倡什么价值观，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作为一个受瞩目的大国，中国外交理应为世界的和平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目前还只是自身单方面的一种意图，它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的继续扩大需要进一步的行动和事实。中国文化一直重视国内外社会的秩序、稳定，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一个制止侵略、维系繁荣的稳定力量。新中国也一直以“不称霸”自律，当然这不等于不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在博鳌论坛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17]同样，中国外交要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标准，在国家利益上进一步突出“见利思义”的优良传统，就是既要重视利益，但不能唯利是图，要讲信誉，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以是非观念代替利害观念”的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提供“功利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国家利益观。
最后是对待领土（海）纠纷的态度，这是当前考验中国外交最现实、最直接的一个问题。中国当前的外交难题不在美欧，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这需要中国外交在体现发展强大的力量的同时，还要体现中国文化的包容、对不同的尊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最近在论及中美关系时谈到：“中美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国家，两国关系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而需要建立在对彼此利益、战略目标、社会与文化的尊重，至少是不损害彼此根本利益的战略基础上。中美两国能在存在不同甚至是矛盾、局部对立的格局下保持双边关系的长期发展，根本在于双方长期以来并未威胁、挑战和损害到对方的核心或根本利益。” [18]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建交以来，为什么能够基本上相安无事，就是双方的历届政府能够秉持两国建交时达成的默契和共识。而当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紧张局面，十二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在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的一段话阐述了中方外交的深层文化逻辑：去年日本政府采取“购岛”行为，它违背了两国建交时达成的共识，因为这个共识不存在了，中国的克制也没有基础了，所以中国的海监船到钓鱼岛海域巡航是必然的[19]。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1] 萨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9．
[2]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45．
[3] 梁漱溟．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4．
[4] 罗素．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51．
[5] 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165．
[6]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
[7] 梁漱溟．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98.
[8] 梁漱溟．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97．
［9］ 赵华伦．四书品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8：506．
[10]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4：14．
[11]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
[12] 罗素．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65．
[13] 郑永年．当代中国外交的文化地缘环境[EB/OL]．[2012-02-07]．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20207.shtml
[14] Joh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5] 梁漱溟．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98.
[16]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N]．人民日报，[2013-03-24]．
[17]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3-04-08]．
[18] 楚树龙、应琛.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长期方向[J].国际问题研究, 2012, 6, 28.
[19] 傅莹谈中日分歧：日方违背共识，中方的克制没有基础[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04/c_1148787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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