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包含丰富内容，既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原则的继承，又符合复杂多变的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是一项复杂长期的工程，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术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仅从学术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新型国际关系”要在继承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际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冷战后的多极化时期，现在进入到了多极化、全球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
纵观6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原则，有的已经过时，有的还应继续坚持，同时要赋予新的内容。已经过时的理论、原则和政策有：对苏联“一边倒”政策，打倒帝修反和支持世界革命，“一条线”政策和“三个世界”理论。这些政策和理论都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特点确定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不适用了。
但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理论，理应包含在“新型国际关系”之内。这些政策和理论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和平协商解决地区和国际争端，不结盟、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不是凭空而造，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这就是中国60多年来一贯坚持和创立有效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和理论，这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厚基础。
“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顺应了时代潮流。关于当今的时代潮流，可以归纳为“四化”，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其中“多极化”和“全球化”是多年前提出的，现在它们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变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是近年来所强调的。
冷战结束已20多年，可以分为前10年和后10年两个发展阶段，而现在进入了第三个10年，“国际关系”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形势、中国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同这种发展变化相适应，“新型国际关系”应运而生。
然而，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形势发展。“冷战思维”、“定式思维”依然存在，“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及“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成见不断花样翻新地出现。中国主动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意在解惑释疑，破除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旧思维，充分发挥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作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际格局多极化向“多个发展中心”方向演变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试图“单极独霸”世界，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作为其国际战略。但世界并未按照美国的意图发展。随着国际力量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多极化迅速发展，冲击了美国的“单极”思想。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多极化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向着纵深方向前进。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冷战结束后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新兴大国正在由新兴经济体逐步演化为一种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综合力量，冲击着几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也由此使多极化深入发展，正在逐步形成“多个发展中心”。“多中心”是件大好事，多极之间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有利于平衡世界各种力量。
经济全球化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
2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改变了旧时的世界经济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时，世界经济总量也在全球化推动下迅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六年多时间里，各种经济体的经济都有快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经济全球化也有两面性，即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其消极影响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占有优势，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以有利于它们经济发展的原则制订的。经济全球化就是在国际经济这种不平衡、不公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竭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将经济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适应全球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和进行生产配置及分工。它必然带动全球经济的向前发展。从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固然得到了好处，发展中国家顺势而为也有了空前的发展。“金砖四国”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催生的。除“金砖五国”之外，韩国、墨西哥、泰国、印尼、澳大利亚，以及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也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迅速发展。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涉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了牵连。因此，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质疑，“反全球化”的观点和社会运动也活跃了起来。可以说，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金融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不应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在为克服危机创造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应归咎于30多年来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这种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金融化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推向“金融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在“金融创新”的口号下“虚拟经济”大行其道，动摇了实体经济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经济关系。但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将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逐渐使合作成为主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多层面的、先地区后全球的逐渐演化过程。总之，要顺应发展规律，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
当前，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通力合作，以“同舟共济”的精神相互协作与相互支持，渡过危机，转变经济结构，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确保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多样性要“相互尊重、相互借鉴”
世界处于全球化进程中，但全球化主要指世界经济全球化。能有文化全球化吗？不能。道理十分简单。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的独特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根，之源，之魂。虽然不可能有文化全球化，但世界经济全球化及科技与信息的发展，必然会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盲目追随外来文化或者完全拒绝外来文化都是没有前途的。
多元文化，或称文化多样性使世界绚丽多彩。如果世界只有单一文化，那这个世界会多么乏味。多种文化的相互激荡与融合，推动了世界文明历史的发展进程。文化多样性在历史上古已有之。人类自从有文明史以来，各个民族各自独立地发展了富有特色的多种文化。这种多样性在现代和当代国际社会中更加突出了。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另一方面却使民族文化更显突出。世界文明就大的范围来说，主要有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别。
古老的东方文明，如中华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等，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曾经做出过辉煌的贡献。19世纪之后却没落了，现在正处于伟大复兴之中。西方文明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欧洲是现代文明的摇篮。但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其积极面和消极面。
多种文化之间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但“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论点是以一种所谓“优秀文明”即西方文明消灭另一种所谓“落后文明”即东方文明为前提的。因而是一种“新冷战思维”。欧洲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欧洲中心主义”，认为只有欧洲文明才是先进的，而且强迫别的民族接受。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美国“文化霸权主义”，就是要把美国的文化，包括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美国的价值观甚至生活方式推广到全世界。
把西方价值观应用于外交上，称为“价值观外交”。近10年来，欧洲、美国和日本都试图实施“价值观外交”，这是违背文化多样性潮流的，注定是要失败的。
顺应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潮流，就是要认同和尊重差异性。只有相互尊重，才能相互借鉴。中国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其中包括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文化多样性要求尊重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从尊重文化多样性出发，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
社会信息化需要积极引导和国际合作
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普及使用，使我们迅速步入信息社会。
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新科技革命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充分说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据，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助推器。各大国都在加紧规划，花巨资发展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科技。同时加强技术壁垒，争夺高科技发展的主导权。
社会信息化是当代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也就是说，我们已进入了“信息时代”。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产生三种影响。
首先，社会信息化使得信息可以自由传播和获取，增强了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并由此使民众广泛参与或影响内外政策的讨论，有利于某些现实矛盾的解构和对官员的监督，因而能逐渐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
其次，一些社会矛盾通过网络无序传播，增强了社会风险。有的利用信息为个人或小集团牟利，有的传播假信息和谣言，增加社会不安定。传统的传播方式失去垄断地位，使利益多元的矛盾更显复杂，甚至可能导致矛盾激化。这给现代政党提出了新的课题。“积极引导”和增加权威部门发布信息的及时性和透明度，是重要的选择。
第三，网络安全与监管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讨论议题。美国是互联网强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成立网络部队，2011年提出网络空间的国际战略和行动战略两个文件，显示其网络霸权地位和网络空间的准军事化趋势。美国在网络空间文件中，划分盟国、中立国和潜在敌国，试图挑起“网络军备竞赛”。北约、印度、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也纷纷成立网络部队或制定武装力量网络安全构想。美国把中国作为网络“潜在敌国”。
中国提出以“共同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网络安全当然也包含在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要纠正与中国为敌的战略误判，共同建立确保相互安全、实现网络空间互赢的国际网络关系。
突出“合作共赢”
“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邓小平提出“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已经20多年。20多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和平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也应相应深化和扩大。中共十七大在“和平发展”之后加上“合作”，中共十八大又在之后加上“共赢”。因此，“合作共赢”是“和平发展”的新发展。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要贯彻于“战略伙伴关系”、大国的“大三角”关系和推动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之中。
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冷战结束之后提出来的。中国同几乎所有大国和大国集团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提法不尽相同，深浅和亲疏也不相同，但大致有一个共同认识，这就是“战略伙伴关系”既非过去结盟关系，也非昔日对抗关系，而且也不针对第三者，目的是维系双边关系的共同“战略利益”。然而“战略伙伴关系”实可实之，虚可虚之。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坛变动，会对这种关系做出不同的解读，甚至利用这种关系为一己所用。因此，“战略伙伴关系”需要机制化，而这种机制化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合作共赢”，“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因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时，同时要培育“新型大国关系”。而且这两种“新型关系”在“合作共赢”理念上是吻合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提出的。中国同其他各个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总的目标是相同的，但由于对象各不相同，侧重面也会有所不同。
中俄关系堪称“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正在把“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协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阶段”，“双方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中俄还呼吁各大国“超越零和博弈、集团政治等思维方式，遵循顺应21世纪潮流的国际关系原则”，为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而努力。
中美关系是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也是最为复杂的关系。2013年1月奥巴马再次开始为期四年的美国总统任期，估计中美关系将继续向合作竞争方向发展，美国将继续实行“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美国“重返亚太”和“战略再平衡”是从其全球战略考量出发，也有防范中国的一面。美国推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显然要另搞一套“自由贸易区”，将中国排除在外，想要掌控亚太经济发展主导权。最近，美欧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将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提上议事日程。为加强美欧经济合作，1990年美欧签署“跨大西洋宣言”，1995年宣布“跨大西洋日程”，1998年提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2007年成立“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美欧启动TTIP，将打击WTO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将削弱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但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美经济利益汇合点越来越多，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美经济交往与合作将会更加紧密。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对中国形成军事威慑。但同时中美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加强沟通，避免战略误判。中美双方领导人都同意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关键在于，美国要抛弃陈旧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同老牌大国发生冲突”的观念。奥巴马在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时表示，美中关系正面临确立未来方向的历史性机遇，美方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推动美中关系沿着正确方向稳定向前发展，努力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欧关系对双方都具有战略意义。中欧关系正在向更加务实方向发展。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将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
处理大国还要把握大国之间的“三角关系”，也称“大三角关系”，如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中俄欧、中美印、中日韩等等。“大三角关系”冷战时期就有。但现在的“大三角关系”同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现在的“大三角”关系是在国际格局多极化中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以合作共赢为主导的“大三角关系”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
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现实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可持续发展，但不能推倒重来，而应以渐进式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参与权和规则共同制定权。经济全球化造成各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和纠纷增加，特别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同经济发展有关联的进出口贸易、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表现尤为明显。但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加，竞争与合作同时进行，以合作为主要趋势。近十多年来，国际和地区经济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深化，机制走向完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契机。现在的共识是，首先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合作共赢”为理念，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有利于在全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作者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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