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重视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将其视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十多年来，中国先是将“周边是首要”确定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指导政策，随后又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积极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希望营造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周边环境。目前，中国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成为许多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同东盟共同建成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贸区，涵盖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与此同时，周边地区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和投资的重要区域。但是近来，中国与周边关系似乎进入了矛盾凸显期，中国一直坚持的“睦邻、安邻、富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等以和谐为本的周边外交政策和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不但牵扯了中国外交的大量精力和资源，掣肘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导致中国与涉及这些问题的相关国家龃龉不断，关系恶化。周边是中国战略发展和崛起不可或缺的借助力量，也是中国的战略转圜空间所在，中国要进一步夯实周边战略依托。
周边外交之困
一、中国的周边之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周边国家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令中国困惑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和外溢效应没有换来安全上的“回报”。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成为推动亚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让周边国家陷入群体性恐慌，一些国家心理出现失衡，恐惧中国的强大会危及他们的安全。美国重返亚太可以看作是中国周边环境开始恶化的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一些国家虽然对中国有误解，进行防范，甚至配合美国的战略压制中国，但却又想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这些周边国家在迟疑中进退维谷，在选择上无所适从，不但没有获得美国在安全上的保证，也失去了借重中国的发展机遇，到头来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事实上，中国仍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和攻坚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合作多于竞争、共识多于分歧，中国不会成为亚太地区的主控力量。中国的政治姿态仍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二、美国对中国周边的影响
由于美国深度介入中国周边，美国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周边战略中最具影响的牵动因子。从中国、美国和亚太国家三维格局来看，亚太国家对中美存在“二元依赖”，即在安全上更多依赖美国，在经济上更多依赖中国，与此同时，对中美又存在“双重依赖”，即经济和安全上都与中美两国相互依存。这种交错的关系让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在利益互动中权衡。这种“双核驱动”结构不仅不利于亚太地区可持续、健康的发展，而且还将导致中美之外其他国家的选择路径依赖矛盾，最终耗尽平衡的资本，只剩下利益的交换，不再有战略互信可言。
中国的周边困局归根结底还是中美关系的困局。以日本为例，日本基本上是“美行日效”、“美规日随”，中日钓鱼岛的冲突说到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东家”美国打交道。再看朝鲜，朝鲜核试根本上是要获得与美国对话的筹码，因为朝鲜认为其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美国。所以说，不管是东南亚还是东北亚，几乎所有重大的热点问题都有美国的介入，但凡需要破解这些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都需要中国与美国对话和磋商。中美之间能否“相安无事”、“和谐相处”，首先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加强同亚洲盟国伙伴关系和同中国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实力提升显著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不但已经、并且仍在继续改变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同样也给中美这一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带来结构性的变化。中美两国都拥有自己的优势领域和独特手段，各自影响力所及也存在交叉、重叠，任何一方想获得压倒对方的主宰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双方合作，则能使彼此的利益同步扩大；否则不但适得其反，双方的利益、影响力也有可能被相互抵消掉。因此，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共同利益出发，减少冲突和矛盾，降低冲撞和摩擦，共同维护东北亚、亚太以及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避免过大程度的震荡才是两国的关键利益所在。
周边外交再思考
一、中国的周边外交亟须进行战略转型和调整，任何的应对之策不应再是应景之作，也不应再是应急之需，迫切需要的是应用之备的战略思维和政策
首先，中国在某些热点问题上采取的反应，要与中国的整体战略和政策相结合，既有前置条件，又有后续管控，中间则是合理、适度、有收有放的应对策略。中国需要在周边构建多个战略支点，支撑中国的周边战略格局，增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中国的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将随着中国应对周边乃至全球性难题的过程而增加。其次，坚持自身长远的周边战略部署，既要有战略定力，又要有政策活力，不要被局部事件打乱。在一些涉及中国周边的局部事件上，外部媒体的选择性报道，恶性煽动、助推事件升级，置中国于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不应疲于应对这些不时发酵升级的周边争端，应按部就班地安排自身的战略部署。面对一些国家的恶意挑衅，中国应从被动应对、消极克制，转变为主动反制、积极回应。第三，中国周边战略要服务于长远的国际战略，重在消除周边国家的“群体性恐慌”和心理失衡。中国已经为周边提供了“中国式”的公共产品，但从长期来看，中国仍要在更高层面上将更多的资本、规范、价值、理念等公共产品提供给周边，从心理和认知上化解和消除周边对中国的担忧。第四，善于利用多边互动中合作的面和矛盾的点。在亚太地区中国、美国、邻边三角多边互动中，中国不搞“联美制邻”、也不搞“联邻制美”，但也绝不允许“美邻联手制华”的存在。在这复杂的多边互动中，各方既有利益冲突，但也有利益交叉，并且共同利益越来越多，需要合作来维护这些共同利益，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共同的发展利益。中国可善用影响力，在合作面和矛盾点中取得平衡。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仍有一个互相调适的过程，需要在解决分歧中确立自己的立场定位，在应对矛盾中确立自己的观念认知，在机制构建中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
第一，中国必须仍将周边作为重要的战略依托，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制度化合作水平，构建更多的合作平台，让周边国家感受中国的诚意，这也是中国成长为一个大国过程中要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阵痛。第二，丰富中国的“外交工具箱”，努力为中国的发展拓展空间。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广度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入，中国与周边形成了相互高度依赖的局面。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注定了这种合作和依赖是不对称和不均衡的。因此，中国要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优势，利用多种工具，全方面拓展中国的发展战略空间。第三，中国要理性看待与周边的关系，形成客观的“周边观”。中国是要走向世界的国家，不应受制于周边的权力结构，突破这种纵横交错的制约，就要准确判断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国在发展与周边关系时，要进退有序，不受一些国家的劫持，主动寻求、构建“周边观”，在发展中、前进中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第四，中国应对周边问题或全球问题要从被动反应向主动塑造转型。在个别问题上，不要过多以自身利益得失为出发点，也应多考虑国际或地区责任和道义。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可信的、负责任的国家，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客观的“中国观”。
三、中国的周边外交结构矛盾在于中国与周边的相互认知差异，深层矛盾在于发展、安全与主权利益之争，根本矛盾还是中美亚太主导权的博弈
中国要认清和把握“三大因素”。一是中国与周边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美国因素“发挥好”就具有极大的建设性作用，“发挥不好”则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作用。当前美国调整战略，高调回归，从战略上牵制中国的发展，压制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避免中国过快地取代美国，致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中美爆发冲突或亚太局势恶化，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战略机遇期可能缩短甚至提前结束。实际上，2012年以来中菲、中越南海争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都使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恶化，而这其中美国因素“功不可没”。二是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中国因素”。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在内的全面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言自明。中国应以一种大度、自信的心态来看待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因为美国的再平衡或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动荡的亚太维持一种中美“竞争性合作共存”局面下的动态稳定，中国应在其中探求积极的因素。三是中美关系中的“亚太因素”。由于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体量以及其全球影响力，中美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国际权力从西向东的“世纪转移”过程中，中国、美国和亚太三方之间的互动具有决定意义。亚太国家出于各自利益需求，在中美两个巨人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没有国家希望激怒、招惹这两个巨人，但却又在摇摆中寻求利益。
超越周边的中国大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已经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边缘国家，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贡献者和建设者，成为全面深度参与到国际事务中的重要角色。中国通过全面、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促使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全球性权利。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使得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提高。
中国正行走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道路上，在应对周边问题上就要有超越周边的“中国式”大战略。何谓“中国式”大战略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原则立场。在外部环境上，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要善于在国际地缘战略博弈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在未来全球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国际事务上输送正能量，创造对未来发展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其次，中国要积极确立针对国际、地区、国别、领域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这有利于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什么样的政策，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并积极利用国际机制，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第三，提高自身能力建设，加大资源投入。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不但要加强物质准备、理论准备，还要加强自身的全球能力建设，如全球性资源的配置能力、全球性力量的投送能力、全球性规则的制定能力、全球性秩序的维护能力、全球性制度的构建能力。中国为维护发展的环境和发展的利益，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要不断投入巨大资源来拓展战略空间，坚持负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大国原则。第四，扩大共同利益，构建新型国家关系。可将扩大“共同利益”作为提升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础和根本。与其他国家在利益重叠、利益交汇、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积极的合作，在利益分歧、利益摩擦、拥有不同利益的领域寻求有效的沟通，以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为底线，在有竞争的领域，进行友好的竞争、善意的竞争和良性的竞争。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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