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大约成书于两千多年前，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并未显示出其伟大，诸如墨家这样的一些别派就未曾停止过对其进行的直接诋毁。随着时代幻化，这本书被科举事业和知识分子博大精深起来，变得有些不适于评论，它基本上总是有理。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的影响绵延数千年，直到上世纪末，一些海外学者和政治家还掀起一波只有“新儒学”才能救赎新世界的浪潮，可见此书的伟大。
到了晚近，在现代哲学的概念进入中国后，《论语》理所当然地被当代哲学教授们定义为哲学著作，尽管在特定的范围内，孔子的思想传染能力不及柏拉图，然而讲到中国哲学，不管您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甚至从人本主义的角度都尊《论语》为伟大的哲学经典，尤其是在道德修养的范畴，《论语》更像教科书，那么伦理学的帽子同样是哲学的。“过犹不及”是辩证法思想，如此等等。
如果淡化哲学色彩，《论语》之重无疑是思想鸿篇，中国历史上去掉释、道等一小撮布道者，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儒教门徒，像“天人合一”的董仲舒教授和集理学大成的朱熹老人家，而近代欲成一代宗师的新理学大家无不是尊儒为本，像康有为、冯友兰先生，尽管《论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极少数读书人的案桌贡品。不要说在众多人不识字的年代，平民难识庐山真面目，就是在今天大众识字的文化氛围下，“一箪食一瓢饮”会有几人？这些现实的情形会让人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产生困惑。好在思想的引领还有“力行”，所以对《论语》的思想影响力无需置疑，事实上它也的确是华夏文化和思想认识领域的霸主，许多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敬儒教为国教，也正是因为如此，早些时候我们还批判“孔家店”是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毒药。
儒教的辉煌决定了其典籍《论语》在国学中的重量，尤其是一些潜心国学复兴的大师们，敬之为圣物，当有人把《论语》当作文学作品感悟一番的时候，这些儒教门徒不仅不感谢他人的普及之功，反而群起批判，坚决指认误读了他们心中高深莫测的《论语》。文学也可以很深刻，就像加缪的小说，《论语》为什么就不可以是文学典籍呢？
东拉西扯了这么些话，可能不小心会把自己绕糊涂：《论语》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呢？是哲学著作？是伦理道德典籍？还是文学作品？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也许它什么都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解读为什么都不是，其实《论语》就是一本书，而且可能还是一本对现代社会不利的书，它在强调个体修为的时候，基本上无视社会责任，好像还对国家以及社团契约保持抵制态度，并因之惹恼了法制精神第一的法家，结果是法家执权上演的“焚书坑儒”。
总之，一旦我们圣化一个人，神话一本书的时候，很容易变成科学发展路程上的绊脚石，不经意之间就可能亵渎了先哲的荣誉和思想，在思想史和认识论意义上，实际的状况无不如此。库恩在阐述科学革命的结构时就清楚指明，那些旧理论的护卫者实际上变成了科学创新的阻止者：虽不是敌人但起到了敌人的作用。
虽然在很多人心目中，孔丘先生是圣人，但《论语》终归只是散落一地的语录集，既不系统也不成思想体系，倘若不是后学的相互诘难和谶纬附会，《论语》大约还是一堆碎片，而不会是一种思想“标准”。我们在景仰孔子洞见的时候，把《论语》尊之为思想的启蒙，应该才是真正的尊重，就像欧洲人判读柏拉图一样。无论是哲学还是政治、人伦思想，如果是一门科学，《论语》都很古老了，差不多和柏拉图一样古老，用典的时候，大家说说“子曰”什么的大约还会是不错的选择，在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后，如果我们的认知还比不上孔老夫子的话，可能真的会把自己绕糊涂：要么我们的思想认知发展有限，要么就是我们太笨了，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太懒了，守着现成的东西根本不想去思考，否则，我们应该赞赏曾经认为只有“新儒学”才能救赎新世界的李光耀先生，不久前他感慨坦言：看来儒教救不了世界。
或者我们不需要那么悲观，既然西方的实证、逻辑思想在新世界面临困惑，也许中国的人文感悟和天人合一才是出路也未可知，但是，新的理论即便还是儒学，相信也绝不会是《论语》，《论语》只是一本书而已。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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