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没有与杨体清深谈，中新社记者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位在学生面前永远微笑着的班主任竟在4.20芦山地震中失去了亲如兄弟的大舅哥。只是在板房教室外远离孩子们时，这位53岁的老教师才敢放任泪水恣意爬满脸庞，而一旦有学生经过，老杨忙拭干眼泪，恢复惯常的笑容。
“我不想让孩子们看到我的难过。”杨体清说，他怕这会影响好容易复课的孩子们的心情。可杨体清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几近于分裂的表现到底能持续多久，自己到底能撑多久。
杨体清的体会并非个例，在数日来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在军人、志愿者等人的面前，很多受灾民众表现出了足够的坚强、乐观和感恩，可灾难带来的痛苦及对漫漫重建路的迷惘乃至恐慌，仍镌刻在很多受灾民众的眼神和言谈中。
“我们最近都是大锅饭，哪家有饭就吃哪家的，晚上一个帐篷挤十几个人，大家在一块说说话也能暂时忘掉一些事儿。”芦山县龙门镇村民李芬说，她家并无人员在地震中受伤，可“预支了大半辈子收入”、欠了一屁股债才建起的二层小楼却在地震中沦为危房。
未来数年内，33岁的李芬除了面临重建家园的艰难任务，还要面对数十万元的债务。“有时只剩下一个人时，老想些悲伤的事儿，想着自己未来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可能翻不了身，有时真想就这样一死了之。”她喃喃自语般地说。
“灾难发生后，面对很多受灾民众的心理创伤，最急需的便是简单的陪伴和关爱。”知名心理学家、美国卡萨医院心理健康中心董事兼咨询师尹璞对中新社记者说，而从恐惧中逐渐走出后，经历一个短暂的迷茫期，受灾民众便易进入一种愤怒期。在这一阶段，他们极易出现自责和责他等情绪，“很小一个理由便易触发愤怒”。
这一点，中新社记者亦有体会，在26日于芦山县太平镇采访时，记者先后目睹了数起灾民之间及灾民与基层官员之间的杯葛。在记者试图介入调解后，这些矛盾旋得以不同程度的化解(因为纠纷的起因本身，便很微不足道甚至经不起推敲)。
“这种愤怒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自然宣泄。”尹璞认为。他特别提醒，在当下这一阶段，应格外注意微博等新型社交媒体在影响受灾民众情绪方面可能发挥的巨大负面作用，“因为很多消息的发布者并不对消息的真假负责，这便给受灾民众情绪的疏导方面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尹璞说。
而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病科主任医师屈英看来，震灾后一两周内民众的上述应激反应大体属于正常，“根据汶川地震时的经验教训，在地震一个月后倘若心理创伤仍未恢复，便需在科学心理评估的基础上介入相应的心理治疗。”她说。
5.12汶川地震后的一个惨痛教训便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心理干预，部分受灾民众灾后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一些人甚至罹患严重抑郁，酿成自杀等惨剧。
“需要明确的是，灾后心理重建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尹璞说，“这便要预防那种‘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所谓心理援助，这样反而可能触发更大的负面效应。”
有鉴于此，尹璞建言，应有意识地在灾区培训一批当地人(如街道办、工会、教师等与本地人接触面较广的职业从业者)，教授后者更为基本、实用的心理援助常识，可以部分弥补心理援助专业人士不足的现状，更好地推进灾后心理重建过程。(记者 石岩 徐杨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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