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0日表示，春节期间，我国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出现下降势头，北京下降约35%，上海下降超过20%。面对这样的“危机”，相关行业转型的步伐有没有跟上？该如何看待这场“寒风冷雨”呢？
公款消费行业普遍受影响
“鲜花怎么就成了腐败产品呢？”这个春节，南京一家主营高档蝴蝶兰的花店黄老板很“痛苦”。他告诉记者，往年腊月二十至二十四是机关花卉消费的高峰期，二十四至二十八是百姓消费的高峰期，但自从“八项规定”出台后，机关消费的高峰期“没有了”。
黄老板还透露，他的一些做绿植生意的朋友，收到机关、单位的退单有五六十万元。“最惨的是花农。杜鹃、一品红等会议用花，现在都积压在花农手里。一盆好的杜鹃花，要种五六年。”据他分析，按照这个势头，目前花卉产业的发展可能会出现倒退。不过，黄老板也在琢磨，“改作风”会不会仅仅一阵风，这种现象会不会只是暂时的？
高端餐饮同样遇冷。中国烹饪协会17日发布数据，春节期间，北京、上海、苏州、成都等大中城市的高端餐饮场所生意冷清，营业收入普遍比去年同期下降20%左右，一些企业超过30%，个别四星、五星级酒店餐饮甚至首次出现春节歇业现象。南京金陵江滨饭店总经理助理刘健告诉记者，“八项规定”出台后，一些单位取消了年会预订，主要是政府机关、国企以及一些与政府机关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大概有17批次，销售额近200万元，取消的预定占饭店销售额的15%-20%左右。“一般而言，春节是高档酒店的淡季，估计这种状态要持续到4月份以后，下半年情况会好转。现在是高压线，谁也不敢碰、不愿碰。”
有的“苦无措”，有的“谋转型”
“转型啊，中间商改行很容易，可是花农呢？”黄老板对此不太乐观。
是不是少了“对公”这块蛋糕，高端花卉就卖不掉了？陈昊在南京汉中路经营着一家名叫“卡骐娜”的花店，店面很小，仅有30多平方米，生意却很火爆，装花的大小箱子堆满了整个店铺。“跟去年比，销量至少翻了两倍。”陈昊说，“我的客户是中高收入人群，50%以上的鲜花从荷兰等地直接进口，全年一个价，这为我锁定了很多的老客户。”在陈昊的手机里，老客户的号码有2000个左右。“你看我店里有客户吗？基本没有。我的客户都是通过微博、微信、QQ等网络订货，网络付款，我安排人送花。”陈昊说，“现在已经有4月份、6月份的订单了，还有的客户一次性把一年的鲜花都定了。”
说起“八项规定”，陈昊说，“之前也有很多单位找我订花，我没有做，因为不喜欢给回扣的经营方式。我目前有稳固的客户群体，虽然整个行业的销售情况不太好，但我的销量还在猛增。从未来看，老百姓的鲜花需求很大，市场空间很广阔。”
当然，转型肯定是个痛苦的过程。刘健说，节后一上班，公司近2/3的销售人员开始比以往更加勤快地跑企业。“从我们酒店来说，政府市场占25%，其余为商务市场。现在只能广开渠道，既然大型宴会暂时少了，就要在小型宴会、家庭宴会、商务市场、客房等方面加大力度。”
位于著名景区的宜兴竹海国际会议中心，曾经“有钱也订不到”。但去年底开始，从来没有做过广告的他们“破天荒”在媒体上亮相，以吸引散客入住。
如何看待这场消费“风暴”
“过去，这些行业过多依赖公务消费，既不利于消费结构的调整，更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畸形消费。今后，应更多开拓居民消费。”针对上述市场新现象，省商务厅市场秩序处处长张道洲表示。
苏北一家花卉企业老板坦言，每株蝴蝶兰，地头价在30-40元，运到南京的物流成本为1元左右，经销商一般卖到60元，碰到机关单位采购，卖到70元也不奇怪。“按照目前的生产成本，每株蝴蝶兰报价50元以内应是正常价位。高档花卉价格如能回落，对促进居民花卉消费很有好处。”
“靠公款消费实现企业利润，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浚认为，中央的“八项规定”不仅仅带来政治风气的改变，还会推动企业之间形成公平竞争，比拼价格和服务，而不再试图靠关系来经营。
有专家认为，对于当下一些行业遇到的新情况，不必担心忧虑，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产业发展的常态、消费需求的常态。我们不能依赖畸形的需求，来支撑产业的畸形发展。
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表示，听到云南花农因为无法售出鲜花任其霉烂欲哭无泪的消息，心情复杂。一方面，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部队国企等减少形式主义厉行节约固然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一刀切的运动方式，也会突然而沉重地打击相关产业的内需，最终受伤害的还是产业链终端那些弱势的农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由公款消费支持的所谓“政府采购”是合理的，恰恰相反，中国在民众收入低、巿场容量不足以支持很多产业规模化生存的条件下，采取了以公款支出为主的初级支持方式，如汽车产业。这种产业生存和消费方式是早期难以避免的，会带来公务人员特权意识、消费不公与社会怨恨。
可见，相关产业未来如何转型，既取决于转作风的各项规定能否持久地执行下去，也有赖于正常的内需市场长久精心的培育。这两点，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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