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教授为何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史情有独钟？一部“原本写给美国人看”的学术著作”会给回望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提供怎样的视角？1月18日，在《邓小平时代》中文版举办全国首发式之际，记者在三联书店专访了该书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讲着一口流利汉语的他，脸上总是挂着热忱的微笑，看上去，更像一个慈祥和善的中国老人。
问：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傅高义：2000年我从哈佛大学退休，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但我还没想做什么题目，于是我跟很多人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专门研究东亚问题的记者朋友听了我的话后，马上回答说：“你应该写邓小平！”
我思考了几周后，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在中国的改变中，邓小平是最重要的；我也考虑，如果单写中国的政治或者某某组织，大家未必感兴趣；但是讲一个重要的人的故事，会好很多。当然我要谈的不只是一个人，还有中国的政治情况。
问：您说过，这是一本“写给美国人看的书”，您希望中国读者从中看到什么呢？
傅高义：我希望中国读者能看到这么几点：第一，虽然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够，但很多美国学者很认真很努力地希望了解中国。第二，我认为邓小平的确是伟大的领导，不仅是在当时、在全世界的作用非常大，我个人认为整个20世纪可能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邓小平。第三，邓小平的一些想法仍然适合现在的需要。
问：一个外国学者写中国领导人传记，您如何保证它具有权威性？
傅高义：我见了很多人，能听到不同人的看法。我认为我的运气很好，跟外国领导人和一些中国领导人都交流过，跟不同立场的人或者邓小平的家属都见过面，跟很多知识分子也见过面。所以我想我掌握的资料是比较广泛的，普通学者不一定能看到。我跟一些接触过邓小平的外国人也谈过话，比如李光耀、香港以前的总督，还有基辛格等等。那些资料我觉得很少有中国人看过。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广东待了七八个月，跟很多县的经委主任详细聊过发展情况。邓小平最早是在广东和深圳开始搞试点的，我有第一手资料。
问：您写这样一部书的优势何在？
傅高义：我的研究比较全面，我利用十年的时间来研究，专门研究邓小平，不教书，基本也不写小文章，做全面综合研究。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很少中国人有这样的机会。
我还想，了解一个社会的特点，最好是研究过另一个社会。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美国社会。一个教授说你最好去别的国家，从外面看自己的国家。于是我去日本做了两年研究。有人说旁观者清，我觉得旁观者不一定清，但在外面也有旁观的好处。
问：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一些争议，您怎么看？
傅高义：我只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写的是不是事实。我觉得90%的评价是说这本书特别好。我试图把人还原到历史背景中去，让读者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问：写这本书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没有留下什么私人档案，很多重要决策也从没有公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就学会了一个特殊本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此外，邓小平严守党纪，从来不跟家人谈论党内高层的事，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研究邓小平、研究他如何做出决策要做更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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