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平潭综合实验区时与部分台资企业负责人交谈。（资料图片）

200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省长）在马尾海关调研。（资料图片）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台商独资企业宸鸿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考察。（资料图片）

闽山苍苍，蕴育先行活力；

闽水泱泱，奔涌开放大潮。

福建，地处东海之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与台湾一衣带水，渊源深厚；旅居海外的千万闽籍华人华侨，心系祖国，热爱乡梓。作为中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福建的开放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脉动。

“对外开放兴，福建兴；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福建兴旺繁荣的机会越大。”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9·8”投洽会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谈的一番话，至今仍激励着福建人民。

从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的十七年半，恰恰是福建由曾经的海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要时期。他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无论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宁德地区，还是在沿海开放地带的省会福州，主政期间，习近平坚持开放发展的道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坚持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并重，在开放浪潮中不懈探索与实践。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来路，追寻足迹，本报记者走进宁德、福州、平潭等地，走访曾经的参与者、见证者，通过他们的讲述，记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开放之路”。

前瞻·解放思想坚定开放

“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

——习近平《摆脱贫困·跋》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1988年6月，习近平到闽东上任。当时的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小农经济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步履艰难。由于贫困，一些群众安于“穷自在”；由于闭塞，一些干部习惯“等靠要”。

脱贫致富任重道远。而临海朝洋的地理环境、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开放政策的实施，又使闽东面临着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机遇。

辗转闽东九县调查研究后，习近平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当务之急，就是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这样，才可跳出老框框看问题，也可以振奋精神。

当时，闽东四个沿海县中宁德、霞浦已列入开放县份。习近平认为，开放和扶贫彼此融合、互相促进，提倡用开放意识来推动扶贫工作、在扶贫工作上运用开放政策；扶贫的结果将是开放的新起点，开放将使扶贫工作迈向新台阶。因此，闽东经济发展应该是开放和扶贫的政策双管齐下。

这些全新的开放理念给封闭的闽东打开了新的发展思路。

两年后，习近平调任省会福州市委书记。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建设“海上福州”发展战略。1994年5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他说：“沿海是我们辽阔的地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优势所在，我们切不可忽略了这一优势，也不能搞成单一的开发，而是通过综合开发，形成大产业优势。”当年6月12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

时隔18年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讲述者：龚雄（时任福州市副市长）

习近平到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正值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改革开放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干扰，人们思想中存在一些疑虑，有些杂音。然而，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习近平却有坚定的信念和准确的判断，不是观望，也没有摇摆，而是旗帜鲜明地带着大家走改革开放之路。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当清官，不要当太平官”。太平官是怕事的，不敢担当。习近平不怕。他总是鼓励大家把想法说出来，大家议，他来拍板，负责到底。

1990年6月，到任后不久，他便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当时，台资大量涌入，不仅集中在市区和闽江口地带，连县里和一些沿海乡镇也有。有些干部比较保守，“吃不准”政策，犹豫不决。在和县、乡、村的干部座谈时，习近平用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8个字来形容。他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吸引台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大好机遇，这种机遇不常有，抓住它，就会对今后若干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错过它，就要落伍。面对机遇，我们应当有一种紧迫感，做出迅速反应，要有良好的竞技状态迎上去。他一再叮嘱大家，思想要开明，要看长远点，要充分做好迎接机遇的准备，积极认真地做好规划。

对外开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市里把1991年4月份定为“增强对外开放意识宣传教育月”。习近平要求大家精心组织好，既大造声势，又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进行“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教育，增强开放意识。他同时要求宣传教育活动要和改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投资软环境相结合，从一点一滴做起，以吸引更多的外商。

记得那时候，全市各系统各部门举办不同类型的报告会近百场，一些涉外部门走上街头开展涉外咨询活动；许多部门和单位主动深入基层，解决了部分三资企业在土地审批、产品销售等环节上的问题。这种强化宣传的方式，效果好，也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存在问题。

“他知行合一为闽东开放夯实基础”

讲述者：李金煊（时任宁德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宁德，对外开放软硬件都“先天不足”。一方面，基础设施薄弱，电力、通信发展滞后，严重拖了工农业生产的后腿。另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一些干部存在“落后病”——有的“等、靠、要”，把党和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当作“摇钱树”；有的急功近利，对一些开发性生产的中长期项目和基础工作兴趣不大，信心不足。

习近平来了以后，一方面在改变干部群众观念上狠下功夫，一方面在改进基础设施上花大力气。

他在调研中发现存在问题后说，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早日改变面貌、脱贫致富，这种愿望是好的，热情也非常可贵。但寄希望于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个“金娃娃”，想法不切合实际。经济发展需要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相互结合。这番话给一些急于求成的干部“泼了冷水”。

他的态度很明确，“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基础建设，实现逐步发展。当然，对一些大项目，我们也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将来时机成熟了，是可以大干一番”。

当时，适逢中央作出在全国开展三年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抓基础设施建设，既符合治理整顿的精神，也将为经济发展准备必要条件。

在他的推动下，截至1990年，宁德全区行政村通车数达1179个，占全区总行政村数的55.88%，初步形成公路交通运输网；港口建设初具规模，码头泊位增加到80个，赛岐港初步形成闽东的港口中心，总吞吐量达47.7万吨，居全省第四位；三都澳港成为闽东重点物资中转过驳的疏运点。至1990年8月，全区各县实现长途电话全自动拨号。闽东当时的电话通信达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平。

“他让我把沿海先进的发展理念带回去”

讲述者：雷仕庆（时任霞浦县崇儒畲族乡党委书记、霞浦县副县长等职）

我是畲族人，因为工作关系，我与习近平同志有过几次接触，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88年7月。当时，我是霞浦县崇儒畲族乡的党委书记，崇儒是县里的三个畲族乡之一，也是老区重点乡。习近平任宁德地委书记后不久便来崇儒畲族乡调研。他轻车简从，随行的只有地委一名工作人员和县委书记陈济谋。习近平提出到附近村子里转转，我们便一路走一路聊。从乡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思路，到畲族的习俗和文化传统，他问得仔细。到了溪边村老支书张霞瑞家里，了解到村民主要靠茶叶、生姜等农副产品流通来发展经济，习书记突然问我是毕业于哪所学校，得知我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他说，我们现在发展商品经济，但是畲族乡长期封闭，缺乏与外部交流，有许多影响市场发展的不利因素。你读过大学，发展理念跟得上，更要有开放的意识，要争取以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去打破畲族乡原有的封闭。他的这番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

第二次是1991年初。当时，我被派到福清市挂职副市长兼融侨开发区副主任。作为山海协作的项目之一，宁德在那一年共派出5名干部到长乐、福清、莆田等沿海县市挂职。恰逢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到福清调研，召集五套班子成员开座谈会。没想到习书记竟然在会场上认出了我。得知是来挂职的，他当场就说，这位是闽东来的少数民族年轻干部，你们要多支持他的工作。会后，习书记特地把我叫到身边，说：“福清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你在这儿挂职，要多调研、多借鉴，好好学一些先进理念和先进经验，带回闽东去。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闻听此言，我倍感鼓舞。

两年后，我挂职结束回到霞浦，还专门给县里的乡镇干部作了题为“敢闯天下的福清人”专题报告会。后来，我被提任霞浦县副县长，分管外经工作。这段挂职经历积累的经验，给了我很大帮助。

“他对发展海洋经济有超前理念”

讲述者：刘嘉静（时任平潭县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对发展海洋经济有一种超前的理念和认识。1994年5月26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会上，他系统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

当时，大家关注更多的都是陆域，很少有人提到海洋国土。因此习近平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大家都有疑虑：陆上都还没有发展好，怎么顾得了海上呢？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也是以疑惑居多。虽然在当平潭县委书记之前，我是福州市水产局局长，多少也跟海洋“打过交道”，但对于海洋开发的思维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养殖捕捞上。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为什么选择在平潭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的大会？这就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的国土思维，也体现了他对于发展海洋经济的期待。那时，平潭陆地面积300多平方公里，若单从陆域来说，毫无疑问是小县。但平潭同时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把广袤的海洋面积算上，平潭就是大县！

在研讨会上，习近平说：海洋开发是当今世界的热点之一，也是实现福州市今后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福州”的总体布局是以海岛建设为依托，以海岸带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的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全面提高综合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战略布局高瞻远瞩。

他还特地对我们这些平潭的干部强调，四面环海的平潭在这方面比其他地方优势更明显，应当在建设“海上福州”中出大力、出经验、出成果，要积极引导全县树立海洋国土资源观念，既要做海岸的文章，也要做海上的文章，既要做海面的文章又要做海底的文章，促进海岛建设从基础开发向功能开发方向转变，下大气力抓好养殖业、捕捞业、海运业、加工业等四个重点，带动海岸开发总体水平的提高。

客观地说，当时发展海洋经济是个新命题，对海洋进行立体式的、全方位的综合性开发，习近平的这些发展思路让我们耳目一新。大家茅塞顿开。

思路打开后，平潭积极发展旅游业，还积极拓展远洋渔业，组织了16艘大型远洋渔船，浩浩荡荡出海。不过，由于缺乏经验，渔业基地补给、渔货管理等都保障不足，第一次远洋捕捞并不能算成功，吸取了一些教训。后来，县里收购了一家外资水产公司的渔业基地，将其作为配套，平潭的远洋捕捞业逐步发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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