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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毛泽东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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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做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就是搞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人说“不”

  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要学习苏联。他们那里有现成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成功的。他们已经“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学?况且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是争取苏联的援助。1949年,毛泽东亲自赴苏与斯大林会谈,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们搞建设,是没有经验的,我们要当你们的学生,学习你们搞建设的经验。直到斯大林逝世,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中仍然写道: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是我们的模范。”

  陈云在80年代说过: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是诚心诚意的。这是句公道话。但苏联人是按照他们搞建设的思路和习惯援助中国建设的。当时,在中国怎样建设问题上,中苏两国高层是共同协商的,而且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中国高层听从苏联高层的意见。50年代,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搞建设。当时,在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人说得有道理,应该按苏联方面的意见去办。因此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做,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但是此时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就在马上要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办。他们说得对的,要听;不对的,就不要听。总之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周恩来、李富春最后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那么中国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156个建设项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朝鲜正在打仗的情况下,更不能这样做,要安排一批项目到西部去搞,国防建设项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最后决定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摆在西部。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我国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

  到了1956年,苏联方面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十分崇拜苏联经验,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基于这一考虑,他对我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已有了一些工业企业,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还很薄,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在毛泽东的决策下,我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一五和二五期间,我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思路的重点是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问题。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毛泽东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立足于中国,从国家经济的长远、全面发展考虑,敢于对苏联人说“不”。他已经把目光投放到了西部地区,为后来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核武威胁下,毛泽东形成了中国作战的新思路

  1964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好,可以说,中国已经处在五方面的威胁当中。

  首先威胁中国的是苏联。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领域,两国的边界争端也不断发生。当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要发展到武装对抗的程度。果然,1964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强化了赫鲁晓夫奉行的中苏关系政策。他不仅继续与中国为敌,而且变本加厉,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苏联驻中苏边界的军队迅速增至100万人,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苏联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且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第二个威胁中国的是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后,仍然把中国当作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紧缩包围圈的政策。从60年到64年,美国和我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第三个威胁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60年代初,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我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我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第四个威胁来自印度。当时,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我发动武装进攻。第五个威胁来自日本和朝鲜。日本与美国结盟,其国内有美国的驻军,日本本国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南朝鲜也与美国结盟,其国内也有美国驻军。南朝鲜政府同样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这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击时,是没有任何回击能力的。面对这些威胁,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自己“不怕鬼”,也激励全党“不怕鬼”。他在1959年5月6日写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观存在好呢,不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因此我们不要怕鬼,要和鬼斗争。那么,原子弹可不可怕?毛泽东说,也不可怕。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弹是纸老虎”,不可怕。

  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对付“鬼”。为了对付“鬼”,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形容中国搞原子弹,“像穷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边跑一跑。”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他看到:我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打击之下。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西部地区则距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这份报告印证了毛泽东原来就存在的担忧,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是我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阶段。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日本的。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时期,他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不建设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毛泽东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建国初期,他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如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而毛泽东的眼光和勇气,来自他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这里面自然倾注着他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他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他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他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从他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我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对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起初,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当年的七、八月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的考虑。他害怕因此会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他。他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他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此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他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此时,他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他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还亲自选将搞三线建设。在做出搞三线建设的决策之后,他曾选派聂荣臻及多位将军去三线搞建设,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也被选派到三线地区搞建设。他曾选派彭德怀到三线去领导建设工作。在中央,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三线建设的大项目,均设领导小组,其他三线建设项目,也设立了指挥部。1973年后,中国已经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两国开始接近,世界政治“大三角”相互制衡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此情况下,三线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确实达到了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的目的。从当时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如果中国受到外来侵略,中国就已经具备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同时,也达到了使国家经济布局大体合理的目的。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并且形成了地方工业的完整、配套的体系。

  三线建设为西部留下宝贵遗产

  三线建设,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物质遗产。

  从宏观上看,如果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从微观上看,在铁路建设方面,从1964年8月中央决定修建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6条铁路线算起,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在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之外,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通过三线建设,将东北、华北地区老军事工业企业的一部分搬迁到西部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电子工业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兼容、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体系。航天工业实现了地区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生产体系也在西部地区形成,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几个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生产能力占全国航空工业的三分之二。船舶工业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系统。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贵州水城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新建了西北铜加工厂、兰州连城铝厂、兰州铝厂、冥河铝镁冶炼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和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为了与国防工业配套,还建设了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企业。建成了西南炼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顶山、焦作、鹤壁等矿区;新建10万千瓦以上电站68座。241个机械工业工厂、研究所、设计院搬迁到西部地区后,又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124个,累计投资94.72亿元,占全国机械工业同期投资的53%。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同时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重型汽车批量生产的能力。新建了12个重型机械工业制造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很强的重型机械制造能力。电机电器工业发展起来了,建成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形成了年产80万千瓦成套发电机组的能力。轻纺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造纸、制糖、制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纤、纺织机械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其中,新建5万锭以上的棉纺织厂有7个,大中型维尼纶厂有5个。此外,通过三线建设,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100多个部属储备性仓库,15个大型广播电视项目,新建了一些高等院校。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毛泽东搞三线建设的眼光、气魄、思路,给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启示。江泽民在90年代初多次视察西部地区,对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大型企业倍加关注。他当时就指出,从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1993年4月,他还在为一部书的题词中写道:“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他对三线建设的壮举给予了高度肯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三线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党中央于1999年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来源:《党史纵横》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黎锋(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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