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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的三个作者
石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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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我正在收集资料,着手为著名作家、编辑家萧也牧(即吴小武)写传,萧也牧的长子吴家石前不久特意给我送来了萧也牧起草的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封约稿信(复印件)。信是这样写的: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您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您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并望立即得到您们的回信。

  紧紧地握手!

  七月廿二日

  从信中“以跃进的精神”这一特定用语来判断,此信无疑写于时处“大跃进”的1958年。其时萧也牧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免去了二编室副主任的职务,即将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据时任二编室主任的江晓天生前回忆,头天他到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时,在作协向建国10周年“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上,发现四川报来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部长篇《禁锢的世界》,第二天回到出版社说到此事,萧也牧就主动给三位作者写了这封约稿信。加盖公章发出前,抄录一份存档。吴家石给我送来的,当是那份存档的复印件。由这封信,引发了我对红色经典《红岩》诞生历程的探究。

  先说《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这篇仅一万余字的革命回忆录登载在《红旗飘飘》第六辑上。《红旗飘飘》是1957年萧也牧领着传记组的三个年轻编辑创办的一个文学丛刊,它一面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在社会上掀起了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就在《红旗飘飘》编辑部安排第二辑时,收到了四川省长寿县读者赵山林写于4月11日的一封反映当地群众意见的来信,说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演讲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深受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使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编辑部在原先制定的选题计划中,本就有一项是拟请罗广斌写《江竹筠传》,赵山林信中的建议,正好是为他们提供了约稿线索,可谓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就立即写信向罗广斌约稿,请他最好能在5月20日前将《中美合作所血录》稿寄达《红旗飘飘》编辑部。

  罗广斌未能如约在5月20日前将演讲稿寄来,直至11月15日,才收到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署名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他们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最近我们抽时间把前一时期向青年作报告的要点整理了出来。作报告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的只讲了其中一些部分,整理的时候,大体上仍保留了讲故事的叙述方式。”

  这篇回忆录为什么是三个人共同署名呢?事情要追溯到1949年:从解放之日起,重庆就成立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11·27”越狱脱险的地下党员罗广斌和刘德彬,先前被组织分配到那里去协助工作,参与整理烈士传略,以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参考。这期间,他们在《国民公报》上读到了一篇署名“杨祖之”的文章《我从集中营出来》。杨祖之即杨益言,与刘德彬曾是中学同学,刘德彬找到他后,就介绍他与罗广斌认识。1950年1月烈士追悼会结束后出了一份题为《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的大会特刊,其中《血染白公馆》和《火烧渣滓洞》两节,分别出自罗广斌和刘德彬之手。会刊在交《国民公报》印制时,因人手不够,刘德彬就找了杨益言来帮助校对文稿。1950年4月,刘德彬调任青年团重庆市市中区委少年委员,不久调任团市委常委、少年儿童部副部长(后任部长),他和已任团市委统战部长的罗广斌一起,向重庆市委组织部写了书面介绍,安排杨益言到团市委机关工作。接着刘德彬又当了杨益言的入党介绍人。从此,他们三人就开始在一起进行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工作,于1950年7月1日,第一次以三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圣洁的白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是根据罗广斌写的《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写的《火烧渣滓洞》两文改写而成。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三人被指派到重庆、成都、内江、泸州等地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做了几百场报告。为他们后来写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出单行本时改为《在烈火中永生》)和《禁锢的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禁锢的世界》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的长篇小说。三人事先做了分工,罗广斌写陈然、刘思扬、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姐、老大哥、云雾山和蔡梦慰,杨益言写龙光章和水的斗争。小说塑造的主要英雄形象是江姐。她的原型是刘德彬的战友、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江竹筠。在三位作者中,数刘德彬最了解江竹筠。江竹筠1938年入党,在任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员时,1939年入党的刘德彬是暴动中心汤溪特支委员,正担任汤溪特支和下川东的联络员,又是政委彭咏梧的部下,因此与江姐接触频繁。当地方党遭到特务破坏后,江姐和刘德彬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被捕,在押送他们去重庆的轮船上,刘德彬被特务捆绑得很紧,是江姐花了一块银元,请看守兵偷偷为他松的绑。在狱中,他俩又互通声气,对敌斗争。当彭咏梧就义一周年时,刘德彬发动同室难友给江姐写了一封深情的慰问信……由于刘德彬和江姐有着如此深厚的战斗情谊,他写起江姐来自然得心应手。加上他曾就读于四川省教育学院,当过小学和中学的语文教师,有较好的创作修养和文字功底,使得他笔下的江姐形象饱满、生动,光彩照人。1957年2月19日,由《重庆团讯》第三期开始连载他执笔的《江竹筠》,编者在按语中说明:“选自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同志即将完成的,反映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革命烈士英勇斗争史实的题为《锢禁的世界》中的几章。”近50万字的《锢禁的世界》(后改称《禁锢的世界》)是三人分工后于1956年秋天开始写作的,这就是《红岩》的第一稿。后经压缩重写,形成了30万字的第二稿。

  中青社在1959年8月收到第二稿后,将它排印了60本,广泛征求意见,除了编辑部的江晓天、毕方、黄伊、王维玲等六七位同志外,马识途、沙汀、廖伯康、王觉等四川宣传、文艺部门的有关领导都认真审读了该稿。中青社汇总各方面的意见,一致认为,正如《禁锢的世界》书名,小说的基调不够高昂,把监狱里的残酷气氛和惨烈的牺牲渲染过多,而没有能把监狱当作我们地下党的第二战场和共产主义学校来写,革命先烈的英雄风貌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于是,中青社便于1960年6月请罗广斌、杨益言来京修改作品。刘德彬因在反右运动中被以“工团主义分子”、“严重右倾”等“错误”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而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也就是说,刘德彬未能参加《禁锢的世界》第三稿的写作。

  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后,一面修改作品,一面学习、参观、访问。当时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尚未正式开馆,他们捷足先登,在那里看到了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许多重要文献的手稿,使他们大大提高了对渣滓洞、白公馆当年的局部斗争和全局关系的认识,“好像航行在迷雾里的船只,忽然看见了灯塔”,加快了第三稿的进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三稿完成后,中青社就将《在烈火中永生》的责任编辑张羽由五编室调回二编室,来编发此稿。编辑部专门为第三稿开了座谈会,张羽在会上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与此同时,沙汀和王觉也反复读了第三稿,又给罗广斌、杨益言出了许多好点子。在张羽协助罗广斌、杨益言修改第三、第四稿的过程中,萧也牧和已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撤销职务的江晓天,也始终关心着这部书稿的修改加工,在写作上一遇到困难,罗广斌和杨益言就虚心地去向这两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请教。1961年12月,经集思广益,小说修改加工终于完成,正式发排之际,用什么作书名,又煞费苦心。当时,编辑部和作者拟有《地下长城》、《地下的烈火》、《激流》、《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万山红遍》、《嘉陵怒涛》等十多个名字。经反复斟酌,最后一致商定,取名为《红岩》。这是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是党中央代表团的驻地,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也曾在此居住。给这部小说取名《红岩》,就意味着国统区的人民是在党的光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和指引下,同美蒋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才迎来了大西南的解放和革命的伟大胜利。

  《红岩》出版后,立即激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很快发行到百万册以上,尤其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遍及城乡的“《红岩》热”在鼓舞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的斗争精神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始料不及的是,“文革”开始不久,《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竟成了“叛徒、特务”,于1967年2月10被造反派整死了。造反派还四处散布,《红岩》是一个右派分子写的,不是罗广斌的作品。当刘德彬和杨益言赶来北京,将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带到中青社时,张羽、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瑞、施竹筠等编辑同仁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向萧也牧通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萧也牧听后,沉吟良久,决然地表态:“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这群老编辑当场商定,编辑出版《红岩战报》,发出正义的声音,为罗广斌雪冤。萧也牧挺身而出,担当起了《红岩战报》的编辑工作。《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和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由萧也牧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传遍大江南北,深受广大《红岩》读者的欢迎,给颠倒黑白、造谣诽谤者以沉重的打击。然而,更没有想到的是,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形象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突然在1968年“3.15”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这样一来,《红岩》就成了江青钦点的大毒草,中青社的一些人立即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对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进行非法审讯。至此,只有160人的中青社,“牛鬼蛇神”的队伍扩展到40人。建国以来挨整最多、挨批时间最长的“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萧也牧,被军代表指定为“牛鬼蛇神”的领队,接受淘厕所、扫烟囱、挖菜窖、运煤渣等各种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和数不清的大会小会的批斗……直至1970年10月15日,在身患重病时,被群专小组打死在湖北团中央五七干校,埋进了当地的一个乱坟岗。

  “四人帮”垮台之后,罗广斌、萧也牧及刘德彬的冤案相继平反,《红岩》也得以重新出版,累计印数超过700万册,成为建国后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遗憾的是,江晓天、毕方、张羽、黄伊等编辑出版《红岩》的重要见证人都未能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致使《红岩》再版时,刘德彬依旧未能得以署名。吴家石给我送来的这封萧也牧写给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约稿信,不就是证实《红岩》由来的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吗?它提醒我们,曾为写作和保卫《红岩》这部红色经典付出心血以至生命的刘德彬、萧也牧,如同《红岩》塑造的革命先烈形象一样值得敬重,更不能将他们久久遗忘。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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