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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上:实事求是要有“五不怕”精神
 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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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113人。7000多人云集北京,创中国共产党问世以来所开会议之空前规模,于是,人们更习惯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做了重要讲话。刘少奇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甚至不惧怕犯上。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政治勇气,至今令人肃然起敬。

  三个“不提了”都是毛泽东的主张

  刘少奇主持起草了大会的书面报告,第一稿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没有看完,但表示赞成“这个方向”,并提出不用交政治局审议,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在讨论中,与会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为了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大会一面延长会期,一面又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全面讨论和修改。

  1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各省市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张鼎丞等人发言,最后,由刘少奇作总结。刘少奇对书面报告的修改作了几点说明。他说:有几件事报告不提了,有些是因为达不到,有些是因为现在还看不清楚。

  刘少奇谈到的第一件“不提了”就是关于“赶英超英”的问题。他说: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得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什么不得了,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

  刘少奇讲得很婉转,也很策略。

  “15年赶上英国”,是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有极大的优越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此后,“15年赶超英国”,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也成了“大跃进”的助推器。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浪潮中,这个赶超战略又被层层加码,各地各部门竞相施放“卫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则信以为真,不断缩短赶超计划,由15年变为10年,后来又兴奋地缩短到7年,再后来竟缩短到2至3年。

  如果说“大跃进”一个突出错误就是高指标的话,那么,“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就是最大的高指标。但是人们放弃这个口号相对较晚,其原因有二:一是检验这口号要等到15年之后;二是这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不好轻易改动。所以中央放弃了2年、3年、7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放弃了一些具体产品的高指标,但一直没有放弃10年、15年赶上英国这个口号,就连刘少奇书面报告的第一稿还写进了这一口号,直到21人起草委员会再次讨论修改书面报告时,才对这一战略思想提出质疑。经过算帐,得出的结论是:10到15年内,我们很难赶上英国,更谈不上超过英国了。据此,刘少奇宣布,“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在书面报告里就不提了。

  刘少奇这么处理用心良苦: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那样显然有损毛泽东的威望;也没说取消这一赶超战略,那样会引起一场大的争论;而是策略地说“不提了”,但从当时和以后的情况来看,实际是放弃了。

  刘少奇谈的第二件“不提了”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

  刘少奇说: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四五八”,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农业发展纲要》一直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农民的指路明灯,其全称是《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共四十条。它是1955年11月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如果说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话,那么,对于这个《纲要》,毛泽东可是花了很多心血。《纲要》从制定到正式公布实施,先后用了4年多的时间,经历了几上几下,应该说充分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4月经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才开始以正式文件向全国公布。

  《农业发展纲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周恩来、陈云主持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对周恩来、陈云等造成很大的压力。

  有如此的前车之鉴,刘少奇还敢于“不提了”,其政治勇气确实令人敬佩。

  刘少奇谈的第三件“不提了”是关于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的问题。刘少奇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还“一大二公”,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一大二公”的说法也是毛泽东提出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刘少奇在向大家解释书面报告涉及到“一大二公”时,他说,这个问题现在解释不清楚,所以报告里面没有提。实际上,是因为“一大二公”在实践中碰了壁,所以才不提了。

  在1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所“不提”的三件事,都是毛泽东的主张,都是毛泽东的珍爱。刘少奇当然知道应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也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因此他仅仅说“不提了”,而没有进行批评;但是,他又清楚,如果不否定、不触及“左”的指导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地纠正错误,扭转时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使是犯上也只能在所不辞,因此,公开宣布“不提了”。

  实事求是要有“五不怕”精神

  两天后,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做报告: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这天,刘少奇的讲话只准备了一个简要的提纲,没有稿子,所以大家手上都是空空的,只是带着耳朵听。但从人们的表情可以看出,这个报告的内容非常重要。

  自1957年以来,特别是1959年“反右倾”以来,由于党内过火的斗争,党内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一些党员不敢如实反映情况,不敢讲实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据大会军队组反映,党内的人, 包括不少高级干部, 也不敢讲真心话, 出现了“三看三不讲”的不正常状态, 即: 看风向———上面风向不明不讲; 看眼色———领导眼色不对不讲; 看意图———领导意图不清不讲。

  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在报告中说:“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刘少奇郑重提出:“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强调:要实事求是还要勇气。要有什么勇气呢?要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当说到不怕老婆离婚时,毛泽东诙谐地插话说:“这是对男的说,对女的说是不怕老公离婚。”刘少奇接着说:“有了这‘五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呢?”

  “三七开”有强烈的指向性

  当时,会议反映强烈的另一问题,就是许多同志要求搞清楚国民经济这么大的困难的原因:为什么“大跃进”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许多同志对通常所说造成困难的原因,一是天灾,二是苏联逼债,三是工作中有缺点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到底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刘少奇讲了一个“三七开”,他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已不是第一次引用湖南农民的这句话了。他曾问陶鲁茄: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

  陶鲁茄回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

  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

  于是,刘少奇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实事求是地讲清楚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对教育全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却引起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曾对刘少奇的上述讲话作如此评论:“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究竟有哪些?党内的认识并不一致。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对群众运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这种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有些同志,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谁如果不同意那种‘群众运动’,就被认为是否认群众的干劲,泼群众的冷水,泄群众的气。这种看法,显然也是错误的。”

  然而,众所周知,在党内,最为“醉心于”群众运动的恰恰是毛泽东,他视群众运动为中国革命的独特传统和优势。大跃进运动的特质即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正如薄一波所言,“‘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来否定群众运动。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可以说,群众运动是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的核心,否定群众运动实质上即否定了大跃进运动。

  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与批评

  “七千人大会”在浓厚的民主气氛下, 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研究、讨论, 但是, 与会者又不是讨论“一切”问题。大家小心翼翼地避开两个“雷区”: 一个是“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不能置疑, 另一个是“彭德怀案”不能翻。可谓三缄其口, 避而远之。当时,人们还有个“潜规则”, 讲话“不离三、六、九”, 即“三面红旗万岁”、“从六亿人民出发”、“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三面红旗”是指1958 年提出并实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它集中反映了中央领导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上的空想主张。调整时期,中央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 但这都是有一定限度的, 他不能容忍超出这一限度的任何作法。因为在他看来, “三面红旗”代表着他为之奋斗的理想。

  由于认识的局限性, 当时虽然有人提出来要求搞清楚“三面红旗”的性质问题, 但是会议没有展开讨论。

  对于这一敏感问题,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说:“三面红旗, 我们现在都不取消, 都继续保持, 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 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 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 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并没有明确否定“三面红旗”, 但实际上对“三面红旗”怀有疑问甚至批评。

  “彭德怀案”也与“三面红旗”有关。1959 年, 党内对“三面红旗”议论纷纷, 党内上层对“三面红旗”也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 实际上是代表了相当多数人的意见。庐山会议后,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再次受挫, 又一次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因此, “七千人大会”时, 人们虽然不敢公开讲, 但私下里也在议论。

  针对这种情况, 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中专门讲到了彭德怀案问题。他也说此案不能翻,但他不同意翻案的理由却很独特。他说:“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 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 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 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 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 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刘少奇讲这番话有两个目的: 一是把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的人与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刘少奇说:“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 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 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 人民公社办早了呀, 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 他们可以讲这些话, 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 没有要篡党。”因此,都可以平反。二是维护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 从而维护毛泽东的正确性。庐山会议给彭德怀定下两条罪状: 右倾机会主义与反党集团。刘少奇虽然坚持对彭德怀不能平反, 但他的讲话恰恰为彭的最重要的一条罪名———右倾机会主义平了反。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与讲话,也是这种情况。

  刘少奇的认识也有其局限性的,比如他对“三面红旗”与党的路线的维护,在客观上影响了对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深入检查和纠正。但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则代表了党的最高水平,他与“左” 倾错误斗争中所表现的政治勇气,在党内更是无与伦比。

  对于敢讲真话的刘少奇来说,七千人大会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之一。

  今天的人们,虽然没有听到他那铿锵有力的讲话,看到他那真诚智慧的表情,但读了这段文字,仍可以感受到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由此,对刘少奇更增加了一份敬重。

  

《世纪风采》(2008.11)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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