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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峙岳与酒泉起义
谢德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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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9年11月7日,陶峙岳、包尔汉带领新疆起义军政要员到机场热烈欢迎王震司令员。
  甘肃河西地区同新疆毗连,是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8年秋,陶峙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和新疆警备总司令。他于1949年9月先后领衔酒泉、新疆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为新疆及河西地区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陶峙岳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他是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常委,第六届副主席。

  陶峙岳系湖南宁乡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先后在国民党军任营、团、师、军长和集团军总司令。他和张治中是同窗好友,到新疆赴任之前,他在兰州与张治中倾心交谈,两人分析全国形势,对新疆及河西的出路问题双方都已有默契。

  陶峙岳一到新疆,就暗中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以兼任河西警备总司令的名义,经常和河西军政要员汤祖坛、彭铭鼎电话联系,互相通气,遥控指挥。汤、彭是陶的湖南同乡,他们积极支持陶峙岳的和平主张,并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部队,做好酒泉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急电陶峙岳“晋京述职”,并提出除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外,其余部队悉数东调,开拔到关中参加内战。陶峙岳以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局势动荡为由,婉言复电“暂不能赴京述职”;部队东调之事,他也以交通不便,车辆、油料、粮饷补给等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为由拒绝,在新疆按兵不动。

  在兰州解放前夕,新疆主战派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掌握北疆的绝大多数兵力,他们依仗蒋介石、胡宗南的权势,沆瀣一气,反对和谈,图谋变乱。面对复杂局面,陶峙岳一面积极准备起义,一面以主要精力做主战派的工作。他在司令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对局势各有各的看法,不可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不赞成起义,就是不需要和平,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陶峙岳接着说:“西北局势你们都很清楚,解放军攻占西安、宝鸡后,势如破竹,现已兵临兰州城下,国军分崩离析,危局无可挽回。我们新疆部队号称10万,高悬关外,布防分散,彼此不能支援,只有争取和平解放才是唯一出路。为使各族同胞免遭战火涂炭,我赞成用‘北京方式’、‘绥远办法’来解决新疆问题。至于个人生死荣辱,已置之度外,当然人各有志,我决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何去何从,请你们选择。”

  8月26日,兰州宣告解放。一周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向他介绍了西北战场形势,说:“西北野战军已由兰州、西宁两路进军河西,请你致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

  9月10日,张治中连发两份电报,分别致电陶峙岳和鲍尔汉,劝勉他们:“今全局演变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各族人民和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9月11日,张治中又单独给陶峙岳发电,提出起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9月17日,陶峙岳即派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曾震五赴兰州,同彭德怀商谈新疆与河西起义事宜。曾震五途经酒泉、高台,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246师师长沈芝生等人传达了陶峙岳的指示,让他们做好河西起义的准备工作。曾震五路过张掖,又与解放军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会晤,递交了陶峙岳的亲笔信。王震阅信后,意识到进军新疆,河西走廊这条“胡同”必须通畅,并且要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他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准备派代表前往酒泉谈判。

  曾震五于9月23日抵达兰州,当天即在西北大厦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河西起义大计,并递交了陶峙岳的亲笔信。彭德怀一边看信一边问:“陶将军快到花甲之年了吧,他身体好吗?”曾震五回答:“他今年五十有七,身体尚可。他让我向您问好。”最后彭德怀说:一野准备今冬结束西北解放战争,有人想拖延时间,那是不可能的。新疆和河西的起义部队,要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编制进行整编……。

  曾震五返疆后,立即向陶峙岳作了汇报,并转达了中共对不愿参加起义人员的政策。

  此时,逃到高台、酒泉一线的国民党第91军、120军、82军残部以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河西警备总部等单位的高级将领,分成主和派和主战派。主战派的头面人物是刘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黄祖勋(91军军长)、周嘉斌(120军军长)等。这些人主张与“共军”决战,一分胜负。如果战败,就逃往新疆。可是西逃的国民党军官兵毫无斗志,大有不击自溃之势。加之国民党政府空运的100万银元滞留陕西汉中,官兵3个月还未发饷,军心涣散。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刘任、周嘉斌乘飞机逃往重庆,代省长丁宜中则坐汽车逃往哈密。

  主和派是陶峙岳、彭铭鼎、曾震五、汤祖坛等。陶峙岳坐镇新疆迪化,因兼河西警备总司令之职,仍可遥控指挥河西部队。他们纵观西北战场全局,认为唯一的办法是执行陶峙岳的旨意,掌握部队,待机起义

  彭德怀、甘泗淇和王震研究认为:和平解决河西问题,就可为解决新疆问题创造良好条件。所以在解放张掖后,王震即派二军五师副参谋长刘振世(原为国民党第29军少将参谋长,宜瓦战役中投诚)持信前往高台,商谈停战和谈事宜。

  9月22日,刘振世到达高台,向国民党守军第246师师长沈芝生做工作。刘振世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向沈宣传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所见所闻,随后向沈芝生指明前程:“当前解放军云集河西,你一座孤城,何能守得?你要赶快决断,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沈芝生听了,表示愿意率部起义。随后他把交谈的情况报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彭当即乘车由酒泉赶到高台,同刘振世见面。彭、刘系多年故友,两人相见不胜惊喜。稍事寒暄之后,彭铭鼎即取下手枪放在桌上,郑重地说:“我坚持执行陶峙岳将军旨意,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刘振世诚恳地说:“我代表解放军欢迎你们参加革命!”随后,他们商定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国民党第246师星夜西撤酒泉,并采取措施确保玉门油矿安全。

  刘振世抵达酒泉后,在彭铭鼎陪同下,与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商谈起义问题。汤祖坛原系刘振世同窗好友。他说:“陶峙岳将军早向我打过招呼,本人对起义甚为赞同!”经过酒泉三天商谈,多数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起义,个别顽固分子反对起义,从中作梗。但此时他们已无法阻挡起义大局的发展了。第91军军长黄祖勋试图顽抗作最后一搏,可惜从者寥寥。他孤掌难鸣,最后也只是纵火烧毁了直东会馆军用仓库,带上心腹逃跑了之。

  酒泉和谈成功后,刘振世便同陶峙岳直接通话,商量起义时间问题。原来方案是新疆、酒泉同时宣布起义,由于新疆顽固派尚未离职出走,过早起义,急则生变。为稳妥起见,陶峙岳决定酒泉起义和新疆起义均由他领衔,酒泉先行起义,新疆暂缓一步。

  9月24日晚,彭铭鼎、彭月翔、沈芝生等国民党将领,来到河西警备总部,召开通电起义签名会议,宣读电文后,与会者纷纷签名,不在场的第245师师长刘漫天、第231师师长田子梅、第173师师长李焕南由彭铭鼎电话联系,征得同意代为具名。当晚12时,起义通电正式发出,宣布河西地区3.8万名国民党官兵起义。电文是:“抗战八年,继以内战,人苦兵劫,渴望和平。峙岳等为革命大义,我西北诸袍泽亟应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谨此电达。”

  9月25日,解放军举行了和平解放酒泉的入城式。起义将领彭铭鼎、汤祖坛等出城迎接,解放军迈着雄健的步伐,高唱战歌,从南门进入市区,群众燃放鞭炮,张贴标语,受到起义官兵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酒泉和平解放之后,新疆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9月25日晨,叶诚、马呈祥等顽固派携带家眷和财产离开迪化,取道南疆逃亡印度。于是陶峙岳于25日再次率新疆国民党军队7万余人通电起义。酒泉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接收改编。除将校军官编成一个大队,调兰州学习外(有一部分资遣回乡),其余部队编为8个团,分别编入二兵团的第三、四、六军序列,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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