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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刘少奇的公仆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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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刘明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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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在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要什么夜餐费？马上给公家退回去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传家宝。建国后，刘少奇虽然担任要职，但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2年以前，刘少奇住的是一幢旧式房子，共有3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因年久失修，都已十分破旧。后来，管理部门给刘少奇调了好一点的房子，但他的办公室仍然简单:一张办公桌、一对沙发、一把藤椅，没有地毯，更看不到什么可供欣赏的摆设。
有一天，管理员看到刘少奇办公室和楼道走廊的地板比较滑，走路容易跌倒，于是趁他到外地出差，就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铺了一条地毯。刘少奇回来后很不高兴，立即要撤掉。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不是讲排场。刘少奇说:“不管是不是讲排扬，反正用这个太浪费，太贵。”后来管理人员只好换上了橡胶垫条，刘少奇走上去试了试，说:“这个好，这个东西便宜，结实又耐用，走路也不滑，铺这个就行了。”
在生活上，刘少奇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低标准。他在家总穿一身蓝色或灰色的斜纹布衣服，一件内衣补了六七个补丁还穿在身上，一双皮鞋整整穿了6年，还舍不得扔掉。
刘少奇吃饭也简单，尤其是夜间那顿饭，常常是把中午剩下的饭菜来个一锅烩。因为用饭时间都是在半夜12点以后，为了照顾厨师休息，总是夫人王光美去热饭。
鉴于刘少奇夫妇经常通宵工作，工作人员觉得秘书和卫士加班都有夜餐费，少奇同志也该有。1962年，工作人员背着刘少奇夫妇给他们申请了夜班加餐费，每人每天5毛钱，一个月两人共30元钱。过了许久，刘少奇才知道有此事，马上让王光美去查，并召集身边人开了会，说：“我向来有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马上给公家退回去！”秘书为难地说：“家里钱本来就很紧张，再退回去这笔钱……”王光美马上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把钱退还公家！”秘书们不敢怠慢，算了一下，共领了两年多的补助，须退还公家1020元钱。这笔钱从刘家每月生活费中扣除。此后两年多，刘家的生活费从每月150元降为120元，伙食大打折扣，星期天也只有一盘荤菜，正长身体的孩子们几下子就让盘子见了底，还老感觉没吃饱。
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
刘少奇重视调查研究，经常到各地考察。1961年4月，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征求广大农村群众对《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的意见，他亲自深入到湖南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平时外出，刘少奇规定有四不准：不准让人家接送；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不准要人家东西或收受礼物；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这次下乡，他更要求轻装简从，连同省里的同志，一共才用两辆吉普车，并且自带行李和柴米油盐，自备碗筷用具，不给群众添麻烦。
刘少奇这次调研，在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蹲点，前后共计44天。为了减轻地方的负担，他住养猪场饲料房、农舍和自家的旧居；身着蓝布衣，脚穿黑布鞋，身边只带几名工作人员，以至发生县委书记闻讯出门迎接，与刘少奇打照面却没有认出刘少奇的故事，在中共廉政史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刘少奇在家乡考察期间，得知部分群众的房屋在“大跃进”、全民炼钢和办公共食堂中被拆除，现已无房可住，而地方干部却违背他的意愿，将其故居改建为纪念馆，就诚恳地批评地方干部:“这里搞我的旧居纪念馆，曾写信问过我，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刘少奇当众宣布:“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屋里的木板，拿去给没门的人家做门。”
刘少奇在生活方面，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但工作起来，却是日以继夜，通宵达旦。李太和是刘少奇的卫士长，他回忆道：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国事活动非常繁忙，正常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遇上开会或其它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连轴转。少奇同志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规律。每天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不说别的，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资料这一点，大家都十分钦佩。有些年轻警卫说:“少奇同志那么大年纪，还能盘腿坐几个小时，我们这么年轻也比不上啊。”他们不知道，这是少奇同志在战争年代长期练就的本领。少奇同志在办公室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我们进去，他都不知道。所以，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来电话或中央有其它重要通知须马上向他报告外，一般不太急的事，都是利用他吃饭和散步时报告的。
以后不要这样了，叫同志多顺口啊
廉洁奉公是人民公仆的努力目标和自律标准，始终保持廉洁奉公的革命情操是人民公仆的本色。刘少奇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经得起考验，在小节上同样能固守操节。
刘少奇反对突出宣传个人，更不许别人为自己歌功颂德。1954年，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给身边工作人员带来一点小麻烦——毛泽东很早就当了主席，大家早就称其为“主席”了，周恩来当政务院总理后，大家也称其为总理，这是很自然的。但，怎样称呼少奇同志呢？以前大家都称他为“同志”，现在是否改口称“委员长”呢？
当选后第一个向刘少奇请示工作的，是机要秘书杨俊。他到门口后，犹豫了一下，就叫了一声：“委员长。”但刘少奇没有吭声，像是没有听见。杨俊就提高嗓门又叫了一声“委员长”，这次刘少奇抬起了头，面带不悦地说：“你怎么突然叫起这个来了，不感到别扭吗？”
王光美马上说：“我们还是叫同志嘛！”刘少奇也缓和了口气，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叫同志多顺口啊！”后来他专门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中央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可以称职务，即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在中南海，人们对刘少奇的称呼始终是“少奇同志”。
《毛泽东选集》第4卷编定后，毛泽东等人多次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却一再推辞，直到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后，他才表示同意，但因忙于研究新现象，解决新问题，无暇审阅文稿，后又因“文革”的发动，《刘少奇选集》在刘少奇生前未能出版。
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
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一个带有寿字的大蛋糕。刘少奇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拿走！”然后又把王光美叫来，问她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制止？王光美说，事先她也不知道。少奇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做过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
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地方负责人为了照顾中央首长的身体健康，送来一些副食品，刘少奇要工作人员坚决退回去，实在不能退的就按价付款。刘少奇每次开会和出差，总是自带茶叶和香烟，坚持不用公家的。即使招待外宾，他也不抽公家安排的进口烟，只抽自己带的前门牌香烟。
1960年，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参加81个国家共产党会议，作为代表团团长，当时按规定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钱。可是，他没有为个人使用一个卢布。回国前，将这笔钱全部交给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
有一次，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应邀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访问。当时，这些国家送了不少纪念品和礼物。工作人员推辞不掉，只好代他收下，事后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当即明确指出，别的国家送的东西，都要造册登记，个人不能接受，一律送到有关部门收存。
1964年7月，刘少奇到济南了解情况，中午第一顿饭，招待处的同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刘少奇对招待处的同志说:“你们搞这一桌子，够农民吃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在他的坚持下，服务员把酒席撤了下去，换上便饭，刘少奇才高高兴兴地进餐。
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刘少奇十分注意党的廉政建设。据王光美回忆说，全国解放时，刘少奇就极力主张共产党员公开身份，以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保证执政党不脱离群众。刘少奇认为，过去在根据地、游击区或白区，不脱离群众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因为脱离群众就不能生存。现在取得了政权，进了大城市，就容易同群众疏远。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特别注意。他曾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为了保证党不变质，刘少奇主张首先要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每个党员，包括自己在内，都要受群众、受组织的监督，而且应该欢迎别人监督，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这样。
刘少奇对某些人搞特权的行为十分愤怒，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到：“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幢幢的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我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
有一次，刘少奇在某地视察军事设施，当地的同志请他顺路去参观了一座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一处绿树葱郁的山谷里，环境十分幽静，建筑更是豪华，地板也是楠木的，据说这是江青亲自“设计”修建的。刘少奇看后心情沉痛地说：“这样搞，要亡党亡国的啊！”
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刘少奇的一些亲戚和本家来到北京，试图找他帮忙，解决工作与待遇问题。为了彻底杜绝这种不良现象，1959年国庆节那天，刘少奇召开了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教导亲戚和子女们:“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的权力不能乱用，不能拿它为个人谋私利。”刘少奇的教诲使亲戚和孩子们心悦诚服，他们当即表示拥护刘少奇的决定。
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刘少奇深爱着每个孩子，但特别注意不搞特殊化。有人曾问他的女儿刘亭亭：“作为国家主席的子女应该很有优越感吧?”
刘亭亭回答:“没有。在学校里面，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我们所有的档案父母一栏都填的是化名。爸爸、妈妈不许我们讲，我们也就不敢讲。有一次，在音乐课上，刘源没带课本，音乐老师就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把课本送来。’妈妈二话没说，赶紧骑车从中南海赶过来送课本。妈妈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人。只要她不忙，她就会去给我们开家长会，特别配合学校和班里的工作。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们也都住在学校里，吃不饱饭，我在学校里晕倒了两次，我同学的妈妈就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心太狠了，你女儿在学校里已经晕倒过两次了，你还不接回家去。妈妈正准备要接我回家时，爸爸说:‘现在，整个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于是，我们就继续住在学校里。”
刘少奇的三儿子刘允真，1963年考高中落榜，情绪低落，无精打采的。有人想用刘少奇的名义去学校打招呼，刘少奇知道后，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他生气地说：“我的孩子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为的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化。现在考不上学校，想打我的旗号，好像高干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上大学，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参加工作就一定要当干部，而不管有没有那个能力，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高干子弟就不能当工人，当农民，当解放军战士?我再次声明，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后来，刘允真考进了位于北京郊区的一所半工半读的农业学校。上学前，刘允真向父亲告别。刘少奇温和地说：“我支持你学点技术，但一定要刻苦努力，否则一事无成。到时候就谁也帮不上你了！”
在北京农校读书期间，刘允真朴朴素素的，不显山不露水，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如果不说，谁都不会相信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
早在1948年，朱德就曾写诗称赞刘少奇“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冤案平反之际，王光美总结刘少奇的一生，深有感触地说:“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不是欺人之谈。他自己是身体力行，努力照这本书中所说的去做的。”大量事实说明:刘少奇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是值得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永远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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