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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韬武略——毛泽东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
文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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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毛泽东对西藏民主改革态度一直十分慎重。八届二中全会上,他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乐观。但同时又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前,西藏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西藏社会改革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应该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毛泽东对西藏问题十分关心,还亲自做团结争取西藏两位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的工作,对达赖喇嘛更是寄予厚望,他希望通过西藏上层宗教领袖的觉悟在西藏和平地推行各项民主改革。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阴谋实现“西藏独立”,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祖国的活动。

  对此,毛泽东保持着异常清醒的头脑。他深知,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汉藏民族隔阂决非一朝一夕能够消融,帝国主义的插手、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参与、西藏特有的宗教环境、与邻国的领土纠纷,都直接、间接地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西藏上层中,有相当一批人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存在很深成见,有的甚至对共产党十分敌视和仇恨。我们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和平的与非和平的。

  1952年3月31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利用“传昭”这一宗教活动的机会,召开了伪“人民会议”,派出所谓“人民代表”向我政府请愿。4月1日晚,他们竟然纠集部分藏军、喇嘛流氓千余人,包围我政府机关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的住所,在周围房顶上架起机枪,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制度不能改变”,企图制造流血事件,破坏《十七条协议》和民族团结,以武装叛乱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对此,中央驻藏党政军领导干部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冷静、客观而又正确地分析了西藏的形势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指示要求:“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4月19日,张经武代表只身一人到布达拉宫面见达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晓以大义,迫使达赖喇嘛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撤销了这次武装骚乱的两个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代理司伦(即摄政王)的职务,用和平方式圆满解决了这一政治事件,给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个沉重打击,使西藏整个形势由动荡转为安定。

  195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藏区的封建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喇嘛堪布,深感改革将会触动其既得利益与统治地位,因此强烈反对改革。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也借机行动,以文武两手抵制中央的改革政策。文的一手就是在拉萨以伪“人民会议”名义,搞静坐、请愿,张贴标语,轮番纠缠中央驻藏代表,以和平手段反对改革。武的一手则是在邻省挑起叛乱。1955年12月,在四川凉山地区民主改革即将展开之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唆使和策动当地部分彝、藏族奴隶主,发动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甘孜藏族自治州内相当一部分地区都卷入了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不得不同平息武装叛乱的斗争同步展开,实行先打后改,边打边改。

  消息传到西藏,引起喇嘛、贵族上层的震动。西藏地方政府要求组成考察团赴川西调查事情的缘由。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充满自信地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如实介绍情况,反对分裂,讲清是非。

  实际上,在叛乱期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与康巴(指康藏高原东部、四川甘孜一带藏族地区)叛乱分子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拉萨指挥着叛乱,并以大批枪支弹药援助康巴叛乱分子。在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打击下,康巴叛乱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此后,许多叛乱头目纷纷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收留,重新予以武装,继续进行非法活动。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对于要不要批准达赖、班禅出访印度,当时中央的意见不一致,有的同志担心他们去了不回来,有的同志怕他们去了被分裂主义分子拉下水。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特意讲到西藏问题,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过乐观,要估计到最坏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就这样,要不要让达赖出国的争论也就有了结论。

  达赖一到印度,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就急不可待地勾结国外的敌对势力进行策反,向达赖施加压力,企图阻止达赖返回西藏,在印度成立国外“流亡政府”,促其从事分裂活动。为策应这一行动,他们在西藏昌都部分地区发动了武装叛乱,并试图在拉萨也掀起叛乱,造成达赖留印的形势,以威胁中央在“西藏永远不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些分裂势力的引诱下,达赖的思想发生了动摇。

  当时,周恩来正好在印度访问。根据西藏的局势和达赖当时在印度的情况,他敏锐地判断出达赖正处于回国与留在国外的十字路口,觉得应该给这位年轻的宗教领袖指出一条光明之路,于是12月29日、30日和1957年1月1日连续3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达赖,对他进行细心开导,同时将中央仍将采取耐心等待的方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西藏不搞民主改革的决定转告了达赖。

  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认真分析了周恩来的话,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于1957年2月15日回到西藏。西藏又处于暂时的平静之中。

  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把党中央、毛泽东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认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于是组织叛乱武装加紧发难

  1957年,为贯彻关于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中央对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进行了缩编,把留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精简为1万多人。这一方针,改变了西藏处于中间状态的那部分人群对共产党的怀疑态度,对稳定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错误地把党中央、毛泽东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认为中央在西藏的力量薄弱,发难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加紧组织叛乱武装,成立叛乱指挥中心,并将这些活动辐射到全区各地。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策划支持下,1957年5月,从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流窜到西藏的叛乱分子聚集拉萨,成立了一个名叫“曲细岗珠”(汉语“四水六岗”的意思,泛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藏族聚集的地区)的叛乱组织,妄图将这些地区和西藏融为一体,建立一个“大西藏共和国”。该组织成立后,就即刻募集资金,于当年7月给达赖献“金宝座”,并请求达赖出面领导这个反动组织,推迟或阻止民主改革。达赖亲自给献“金宝座”的500名“曲细岗珠”成员挂哈达、摸顶祝福以示支持。

  1958年4月20日,从康区窜入拉萨的武装叛匪头目和藏军、三大寺反动分子代表秘密聚会,结为同盟,将所有反动武装力量约5000人统一于“四水六岗”组织之内,正式签订了同盟书,并确定了各自承担的叛乱任务。6月,康巴叛乱头子恩珠仓·公布扎西带着外国训练的特务和电台离开拉萨,窜到山南地区。6月18日,他们打着保护宗教信仰的幌子,在山南地区的竹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简称“卫教军”),提出“西藏独立”、“保卫宗教”、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并企图把山南建成永久性叛乱武装根据地。

  西藏的叛乱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卖力的鼓动和支持。美国人诺曼·C·霍尔在其所著的《美国、西藏和中国》一书中披露,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其管辖的关岛为叛乱武装训练了6名藏族特种军事工作人员。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170人,经训练的“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自己潜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卫教军”一成立,即得到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物资援助。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的暗中支持,助长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

  1958年7月21日,“卫教军”打响了武装叛乱的第一枪。随后,他们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策动当地反动分子,袭击人民解放军驻地和车队,破坏交通干线,甚至长期进攻与围困我驻藏机关。解放军驻守山南泽当的守备分队和机关被围困达74天,丁青县委及驻军被围攻达90天之久。

  当时,中央从大局出发,对达赖从侧面进行劝说和争取,试图将达赖从分裂势力集团里拉出来。同时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这些努力没有得到呼应。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变本加厉,坚持维护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积极进行叛国阴谋活动。到1959年春,只有120万人口的西藏,叛乱武装已发展到2.3万余人,叛乱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毛泽东估计,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17条协议,把西藏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在他看来,西藏上层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自取灭亡,使民主、光明的西藏早日出现

  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早就引起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56年12月,毛泽东要求西藏工委要有应付发生叛乱的准备。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也根据叛乱区域性特点,于1956年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了3个作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以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以驻藏的4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的解放军联合组成了“西藏军区指挥部”。总参谋部负责协调和指挥各指挥部协同作战、空军支援及后勤保障等重大事务,由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具体分管。

  1958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伙同帝国主义分子,唆使甘肃、青海境内一部分藏族贵族、反动宗教分子和部落头人,掀起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人员达到13万余人,叛乱地域达42万平方公里。中共青海省委在6月18日给中央、军委及军区的报告说,从各方面获得的材料证明,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与西藏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密切相连,是帝国主义和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

  6月24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写下如下批语:“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10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指出西藏地区有由局部性叛乱发展成全面性叛乱的可能,要求西藏地区党政军各部门“必须在政治和军事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以便在局部性叛乱发展成为全面性的叛乱时,坚决平息叛乱,彻底解放西藏的劳动人民”。

  为了对付西藏可能的全局性叛乱,除驻藏部队抓紧练兵,屯积粮弹,施惠于民外,中央还决定动员内地有志青年入藏屯垦,以加强在将来平叛中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195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并西藏工委正式下发了关于动员2000名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毛泽东在指示稿中写道:“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刘少奇、邓小平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黄克诚,很快就接到了毛泽东的批示,立即进行研究。根据作战涉及民族问题这一特点,中央确定了“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要求平叛部队尽量使用轻武器,少用重炮,不得毁坏寺庙。

  1958年12月27日,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几年来平息叛乱情况和几个待解决问题的报告。作战部的这份报告说,自1955年底开始,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少数民族中的上层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欺骗、诱惑、胁迫人民群众,组织武装叛乱。解放军遵照中央关于“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平叛方针,三年来积极进行了平息叛乱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叛乱已基本平息。

  毛泽东于1959年2月19日给彭德怀写信,认为此件(即总参作战部的报告)很好,建议密发西藏工委、军区直至团级,使他们了解全局,明白方针政策。川、滇、甘、青平叛区域也应下发。他还在给这份报告的指示里强调指出:“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

  在毛泽东看来,西藏上层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只能是自取灭亡,使民主、光明的西藏早日出现。倘若西藏反动派发动叛乱,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若干损失,但同时也会加快民主改革步伐,能够比较彻底地摧毁西藏延续千年的反动、残酷的农奴制度,让西藏人民真正获得解放。

  “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毛泽东为西藏平叛、民主改革定下基调

  1959年3月10日,叛乱分子利用达赖到西藏军区看戏之事制造事端。本来,达赖看戏是由其本人提出并经西藏地方政府同意的,但叛乱分子却公开造谣说汉人阴谋毒害达赖,蛊惑人心,并以此为借口,首先在拉萨挑起了叛乱。

  3月10日上午,叛乱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俗民众围住达赖喇嘛的住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在罗布林卡门外,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被叛乱分子打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被叛乱分子当场杀害。叛乱分子还驱使部分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喊“西藏独立万岁”等反动口号。

  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公开亮出“西藏独立”的招牌,宣称“同中央决裂”。他们还利用外国驻拉萨总领事的电台,乞求外国的支持。与之呼应,原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向市区集结,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西藏地方政府打开军械库公开发放枪支弹药。得到国外反华势力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兼第18军军长张国华都在内地开会,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全面工作。谭冠三立即将这一天发生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叛乱。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事态的发展亦极为关心。

  11日,中央发出《关于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措施》的指示,要求西藏工委和军区作好坚守防御的一切措施,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任何反动力量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若反动派叛国,中央将采取坚决的行动予以平定。解放军总参谋部也于这一天给军区发来指示电:“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13日,中央军委命令在青海的人民解放军第134师入藏增援。

  根据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将驻拉萨的部队、地方机关单位统一组织起来,加强了防御工事,储备粮食和弹药,准备长期坚守作战。同时,西藏军区拟定了机动作战预案,作好战斗准备。

  中央深知西藏叛乱不经达赖同意和支持是不可能的(事后证明中央的判断是准确的),即使如此,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央仍不放弃争取、挽救达赖的最后一次机会。

  达赖喇嘛此时已被叛乱分子软禁在罗布林卡,对外的联系十分困难,但谭冠三将军仍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转交给达赖喇嘛三封信。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处境,关心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他诚恳地希望达赖早日脱离叛乱集团,迷途知返。为了保证达赖脱离叛乱集团后的生命安全问题,邓小平奉命在北京民族宫选择住所以迎达赖安居,足见中央用意之诚。

  达赖喇嘛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三封。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达赖喇嘛这三封亲笔信的原件曾由新华社记者拍成照片公开发表,现仍保存完好。

  后来,达赖在其《自传》中狡猾又略带得意地声称,他给谭冠三将军的信,其目的“反正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以便择机逃跑,而且他对西藏工委封锁行踪,他说他“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藉此再拖延一阵子”,并纠集其心腹,在罗布林卡的密室最后“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达赖上述言行,与谭冠三将军对其挽救的一片诚意与希望相比,显得何等虚伪和狡黠。

  当时,毛泽东正在湖北武昌,西藏叛乱正式发生后,他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在3月12日至15日期间,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对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在政治上、军事上所应采取的措施作了具体指示。电文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如果达赖及其随从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截他们”。

  3月15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东湖石屋别墅,召来张经武、张国华谈西藏严重局势及平叛、民主改革诸问题。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谈到改革时,毛泽东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又说:“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嘛。现在已经叛乱,就只好边平边改。总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这番话,为西藏平叛、改革定了基调。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无视中央提出的要求和警告,按预谋继续进行叛乱活动。3月17日夜间,叛国分裂分子裹胁着达赖逃离拉萨,奔向印度,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

  3月1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让达赖留在拉萨,他若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政府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与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3月19日,西藏工委向中央报告达赖逃走和对当前情况处理意见。工委在报告中说,经过查实,达赖同一批上层反动分子已于17日晚上逃走。但目前留在拉萨的少数反动上层还没有正式公布达赖出走的问题,而是在政治上继续迷惑我们,在军事上加强准备。

  20日凌晨,叛乱武装向驻拉萨的我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粉碎帝国主义将西藏从中国割裂出去的阴谋,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反革命叛乱。

  同日,中央电示西藏工委暂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中央电示指出:“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

  在当地爱国僧俗群众积极协助下,只有1000余人的解放军驻拉萨部队,经过两昼夜的战斗,就彻底打垮了集结在拉萨市区的7000余名叛乱武装,并将其大部歼灭。

  拉萨平叛斗争的胜利,使西藏全区性叛乱失去了指挥中心,不仅给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以沉重打击,也给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拉萨平叛首战告捷,为平息其他地区的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28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全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西藏人民的协助和配合下,展开了全面平叛作战,至1962年3月,西藏的平叛斗争全部结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出逃的达赖,毛泽东采取了宽容等待的政策。1959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放走达赖的同时,提出了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劫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匪,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中央审慎地采取了第二种处置办法。

  毛泽东始终希望争取达赖回国。1959年4月,他在接见班禅时说:“达赖叛逃了,这种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

  然而,达赖最终还是辜负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中央不得不在1964年12月作出了《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达赖分裂主义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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