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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陈毅的上海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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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锡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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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1929年8月的上海之行，为纠正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认识，制定“九月来信”，使革命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立下了卓越功勋。然而，陈毅的这次上海之行充满了艰难险阻，其付出的辛劳，鲜为人知。
巧演“抓小偷” 陈毅“被绑”入沪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刚刚当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接到中央关于派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和汇报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此事很快被上海国民党情报部门得知，并派叛徒赵宝善前往香港跟踪。
8月20日，陈毅经香港乘英国大轮船前往上海。26日，轮船徐徐驶向上海杨树浦码头。船工抛锚，客轮停靠趸船，千余名乘客秩序井然地向检票口走去。陈毅一身商人打扮，行进中，只见岸边军警林立，眼睛紧紧地盯着上岸旅客。陈毅心知肚明，但他镇定自若，仍缓缓向前走去。快到检票口时，有人用手指在他腰上戳了一下，紧接着一声“客随主便”，机智过人的陈毅“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矮身便甩开了赵宝善的跟踪。
顷刻间，一大个子突然大喊“抓小偷！”大伙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小偷”在马路的另一头箭步如飞。话音刚落，旁边又有人大喊“我的钱包也丢了，快去追！”夹杂着喊声，五六个大个子夹着陈毅向前挤，从检票口一道冲了出去。
岸边秩序一乱，整个码头都乱了。岸上的军警一下子变成了交警，只得去维持秩序，根本无暇顾及上司交代的任务。
陈毅随着大个子跑出了港口，刚舒完一口气，左右胳膊又被一双大手抓住，他还来不及回头，一块黑布已蒙上了他的双眼。就这样，他被押上了早已停靠在路旁的军车。人还没坐稳，司机便大踩油门，将军车开到了英租界三马路上的新都旅社门口，陈毅被押上三楼最东头的一间房。
陈毅进入房间，蒙住双眼的黑纱才被解开。他用手擦擦眼睛，只见一位身穿国民党制服、肩杠一豆少将军衔的军官站在面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大哥陈孟熙，他兴奋地大叫一声“大哥”。
陈孟熙用食指贴向嘴边说：“轻点，你来沪消息，已经暴露。”
陈毅一点头：“知道，我在船上就被人盯上了，那人叫赵宝善，他反水投向了你们那一边。”
“这几天，整个大上海军特警宪全部出动，要搜捕你这位红军头领，为尽同胞之谊，确保二弟安全，愚兄不得不出此下策，叫二弟受惊了”。
“是呀，我也觉得挺怪，原来是国民党少将竟以‘绑票’为名，行保护‘共匪’之实。”陈毅边说边暗自发笑。
原来，陈毅来沪之前，陈孟熙已调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他刚到上海不久，便接到陈毅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转给他的信，告诉他近期将到上海，希望得到兄长的帮助，并告之接头暗语是“客随主便”。
陈孟熙接到陈毅来信后，找到已是上海龙华兵工厂政治部代主任的陈修和（陈毅的堂兄）商量，不得已才演出了这出“抓小偷”的闹剧。
听完大哥的叙诉，陈毅急切地问道：“修和兄呢？”
“他留在门外当眼线。”
“叫他进来吧！”
门开了，陈修和走进房间，陈毅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两位兄长了！”
陈孟熙、陈修和情绪激动，感慨道：“谁叫我们是兄弟呢？人生在世，如果六亲不认，那还算是人吗？”
陈毅有任务在身，时间宝贵，不得不把话锋一转：“我是奉党中央之命来上海的，事关重要，时间紧迫，今后我们在一起，只述同胞情，不谈国共事。就是说，你们的公事我不过问，我的公事你们也不要管。”
“那是当然，不过，为安全起见，有些事你还得听我们的，不然，你出了事，我们也会遭到杀身之祸！”
“要得要得。”
天黑了，陈修和叫张门房到一家正宗川味餐馆点了几道菜送到房间，为陈毅接风洗尘。随后，陈孟熙带陈毅外出理发洗澡，陈修和也出去买了两套新衣，给陈毅穿上，并在他左胸别上一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徽章。至此，陈毅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始了在上海的紧张工作。
会见周恩来 汇报红四军情况
入夜，陈毅取出文稿，挑灯夜战，对汇报材料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
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对红四军了如指掌。他决心把汇报文稿写得更加详实，更具说服力，使中央能尽快纠正“二月来信”的错误，恢复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
见此情景，陈孟熙、陈修和严格遵守诺言，晚上到外面房间下棋望风。这样，既不干扰陈毅工作，又可出面挡驾来人。陈毅则天不亮就外出，夜间才回店内。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到新都旅社找陈毅详谈。周恩来说：“陈毅同志，辛苦了，也让你受惊了！”
陈毅回答道：“多亏两位国军兄长，我才安全到达上海。”
“你有两位这么好的哥哥，我们也就放心了。”
随后，陈毅向周恩来简要汇报了红四军的近况，并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央的“二月来信”。他说：“中央2月7日的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都过于悲观。党的战斗力并不像中央所说的那样薄弱，国民党的屠杀是为渊驱鱼，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将来的形势下，无论什么党都不可能和共产党争取群众。因此，党目前的任务就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搞武装暴动，只有这样，党的战斗力才能迅速恢复。”
陈毅接着说：“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朱、毛离开大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只是一种理想，我们曾经这样计划过，但多次实行都失败了，分析其原因：一是红四军都不是本地人，其成分都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萍、湘南的农军和历次战役的俘虏兵。二是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难以应付，容易失败。三是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陈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红四军的许多战略战术，如“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的区域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
在谈到红四军的领导以及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时，陈毅感慨地说：“我是夹在朱、毛之间，好比是依偎在秦晋之间的小国，遇事只得采取折中平衡的办法，求得矛盾的缓和。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我当前委书记，真是勉为其难。现在毛泽东同志已离开部队去蛟洋指导闽西工作，我真是有些担心啊！”
周恩来说：“红四军内部出现意见分岐，中央也有责任，你夹在中间，心里很为难，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央想征求你的意见，红四军前委书记究竟由谁担任好？”
陈毅果断地回答：“非毛莫属。”
周恩来对陈毅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感到由衷地敬佩。他说：“那你的工作呢？”
陈毅说：“我仍回红四军工作，我回去要亲自把毛泽东请回来。”
周恩来激动地说：“我们党内难得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真是高兴啊！”
夜已深，周恩来要离去，陈毅送他走后，继续修改文稿。
几天下来，他终于写完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作了全面而准确的阐述。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汇报。陈毅拿出准备好的文稿，就红四军成立两年来的革命斗争，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尤其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离开部队去闽西指导工作等情况，作了如实汇报。政治局一致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一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不久，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1期（创刊号）全文刊登了陈毅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并在编者案中大加称赞。
会后，周恩来又来到陈毅住处商讨中央指示文件的内容。鉴于陈毅对红四军情况的熟悉，要求陈毅为中央起草这个文件，发到红四军，教育干部战士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政治建军道路。
胞兄再施计谋 陈毅安全转移
叛徒赵宝善在码头跟丢陈毅后，被上司训斥了一顿，尔后扮成一个小摊主，在新都旅社与丽都书场之间的街道旁摆起了小摊，专卖瓜子、香烟和水果糖。他衣着寒碜，戴副墨镜，嘴里不断喊着“香烟瓜子水果糖”，两眼却鼓鼓地盯着旅社门口。他的一举一动很快就被陈孟熙和陈毅察觉。
一天深夜，陈毅伏案之余，起身在房间踱步。踱到窗前，他往外一看，发现旅社旁多了个小摊，顿生疑惑，便来到室外平台上隐身观察。只见这个小摊主举止不定，双眼老盯着他住的房子，再仔细一看，发现此人就是赵宝善。
第二天一早，陈孟熙问陈毅：“二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陈毅回答说：“我们的住处又被敌人盯梢，门口那个小摊主就是轮船上跟踪我的叛徒赵宝善。”
“这个人在门口已盯梢三天，你昨晚才发现？”
“怎么？大哥知道得比我还早，为啥子不告我一声？”
“我是干啥子吃的？我不就是你的警卫员嘛，你不要慌，他们并没发现你，只是怀疑侦探而已。不过时间一长，总怕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的，所以在这里不能久住了，必须马上转移。”
“怎么转移？”
“还是那句话，客随主便，今天我来安排！”
当天下午，旅社旁边的丽都书场散场，十来个人走过新都旅社，紧紧围着赵宝善，这个要买烟，那个要买瓜子，还有要买糖的。赵宝善毕竟不是做买卖的，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暇顾及旅社的进出人员。就在此时，陈毅巧扮成学者出了大门，急速登上了早已候在门口的人力车，安全离开了旅社。
就在陈毅搬走的那天晚上，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组长周玉龙来到小摊主面前，说：“老弟，买包烟。”
赵宝善不敢怠慢，趁拿烟之机，向周玉龙报告了盯梢情况：“三楼拐角的那个房间，每天晚上的灯都是通宵亮着。”
“对啦，赤党分子最擅长夜间活动，你在这里等着，我上楼去看看。”周玉龙说完，便走进了旅社。
张门房笑脸相迎：“先生，你住店吗？”
“不，我要上三楼会一位老朋友。”
“现在是晚上12点，警察局有规定，深夜不准会客。”
周玉龙从口袋中掏出派司往柜台一放，狠狠地说：“老实点，要不然你就得惹上麻烦。”
张门房见过派司，全身颤抖起来。周玉龙上到三楼拐角处，眼睛贴近门缝朝里望，只见一人正对着窗户奋笔疾书。从背影来看，很像陈毅。他想马上踢开房门闯进去，可心想共产党也不是好对付的，如果里面藏有共党分子，自己单枪匹马闯进去必死无疑，还是先报告侦缉队再说。
主意已定，他轻轻下楼来到小摊面前对赵宝善说：“没错，三楼拐角处房间住的正是陈毅，你在这里仔细盯着，我去打电话报告冯队长。”旅社一楼本有电话，周玉龙深怕隔墙有耳，跑到与旅社相隔六十多米的致祥银号打去了。
赵宝善心中狂喜：捉住陈毅，要评首功，非己莫属。他把手中的小货箱一甩，掏出手枪，堵住了旅社大门。
赵宝善、周玉龙的一切活动都没能逃过陈孟熙的眼睛。他知道侦缉队即将采取行动，立即心生一计，趁机拨通了在警备旅干事的好友、中校营长刘勘的电话，因为上海警备旅也在到处抓共产党。刘勘接到电话后，立即赶来将赵宝善带走了，陈孟熙也悄悄离开了旅社。
周玉龙给侦缉队冯保才打完电话后，没见着赵宝善，心里着急，正想向张门房打听，便见冯保才带领侦缉队已到了旅社门口。周玉龙看见冯保才那副凶相，什么也不敢说，只好跟着上了三楼，可破门一看，已是人走房空。
接受周恩来重托 起草中央文件
陈毅离开旅社后住在老同学金满城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文件。党的信任，周恩来的重托，给陈毅以极大的鼓舞。他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工作。然而要写好这份文件，谈何容易。他写了改，改了抄，反复琢磨。
根据中央的意见，陈毅在文件中阐明了红军的三项基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接着肯定了红四军在实现上述任务中取得的成绩。“红军第四军两年来对于上述任务克尽了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和发展。红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红军四军的同志务要明了自己任务的重大。”
对于红军战争中分兵与集中问题，陈毅考虑“过去四军各级党部讨论中曾有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等不正确观念”。他在文件中写道：“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
陈毅还在文件中就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及红军目前的行动等问题作了指示，强调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指出：“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防害军纪之巩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陈毅对中央“二月来信”中关于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的意见进行了纠正，明确提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前委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同敌人作斗争。
经过多个日夜的努力，陈毅终于起草完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周恩来看过后，给予了高度称赞，仅改动了两个字。9月28日，经中央讨论获得通过，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
实施“三保险” 陈毅安全离沪
冯保才在新都旅社没有抓到陈毅，顿时恼羞成怒。但仔细一想，陈毅既是井冈山红军将领，上海之行时间肯定不会很长，只要守住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陈毅就插翅难飞。因此，他跑到上海警备旅求情，将赵宝善救出，一道围堵陈毅。走出牢房的赵宝善更加卖力，发誓一定要抓住陈毅。
陈毅完成了使命，准备返回闽西。9月30日，陈孟熙为陈毅买好了第二天的船票，并在老朋友金满城家备了一桌酒菜，为二弟饯行。陈毅十分感谢两位兄长的照顾，当听到陈孟熙、陈修和早已为他商量了一个进港登船的计划后，更是感动不已。
10月1日下午两点，一艘开往香港的法国客轮停靠在杨树浦码头，侦缉队长冯保才早早地就带人来到码头，对旅客逐个进行盘查。
码头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直到开船前一个小时才开始检票，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然而，盘查旅客的警察并不管这些，只要有一点可疑迹象，便要开箱查验。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有三分之二的旅客没有上船。为恐误船，旅客拼命向前挤，秩序十分混乱。
冯保才亲自带人把守铁门，可一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正失望时，只见赵宝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挤向码头。他用嘴贴在冯保才耳边说：“码头左边一家俄国人开的咖啡店里，发现陈毅。”
冯保才心中大喜，忙问：“这回没看错吧？”
“绝没看错。”赵宝善语气十分肯定。
同来的周玉龙接着说：“留下的两个弟兄不一定能盯住，快下逮捕令吧！”
冯保才似乎很聪明地说：“赵宝善留下，周玉龙带我去。”
咖啡馆离码头仅百米之遥，一眨眼功夫就到了。店面不大，可八张桌子都坐满了人，几个外国人谈得正欢。
周玉龙一伙手持手枪闯入店内，吓得顾客纷纷往外跑，又被荷枪实弹的侦缉队员堵了回来。外国人见自己的雅兴被冲乱，气得直瞪眼，便朝着堵门的侦缉队员大打出手。侦缉队员一见外国人动了怒，只得闪开一条路，让他们出去。一些中国人见机跟了出去。周玉龙见势不妙，连忙劝阻：“各位不要惊慌，此事与大家无关，我们是奉命来抓共匪头子陈毅的。”
顾客们一听，吓得像丢了魂似的。一位顾客大叫一声“快跑！”堵在店里的顾客便一齐向街上冲去。
坐在窗边的陈孟熙与陈毅长得一模一样，戴着一副墨镜，更让人分辨不清。他仍坐在那儿不慌不忙地喝着咖啡，吃着点心。
周玉龙冲向窗边，把枪指向陈孟熙说：“陈毅，你被捕了！”
陈孟熙抬手一扬，掏出一张派司，“啪”地一声摔在桌上，说：“你是不是瞎了眼？”说完摘下了墨镜。周玉龙一瞧派司上“南京国府侍卫室少将侍从副官陈孟熙”十六个字，吓懵了，只好立正站在桌边，等待发落。
陈孟熙继续喝着他的咖啡。站在门口的冯保才这才意识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便急忙进屋打着圆场：“这是误会，我们都是为党国做事，不要见怪。”说完便转身对周玉龙一挥手：“快，跟我快回码头。”
趁混乱之机，陈毅已打扮成一位学者，隐蔽在离码头很近的一家小书店里。这是上海地下党备用的秘密机关，一般不轻易使用，今天到了紧要关头就不得不用了，为的是配合陈孟熙的行动计划，对陈毅的安全起“双保险”作用。
咖啡店和大街一乱，迅速影响到码头，在码头上执行公务的警察都不约而同地朝大街望去。还没上船的旅客眼看船要开了，便趁机向前冲，铁门被推开，大伙也一拥而入。
陈毅见铁门已开，觉得时机成熟，便戴上墨镜走出书店，混进拥挤的人群。临近铁门时，被赵宝善发现，但赵宝善不敢确定。他亲眼看见陈毅在咖啡店，怎么又在这出现呢？但转念一想，蒋委员长对共产党有宁可错杀三千、不得放走一个的训示，便转身对身边的几个同伙喊道：“快，抓住那个戴博士帽的！”
被安排在赵宝善前边的一个“买卖人”听到喊叫声，把手上提的箱子“啪”地一声摔在地上，银元和成捆的钞票撒满一地。一些在码头上混饭吃的阿飞冲上去就抢，赵宝善和几个同伙也拼命抢钱往怀里装。等再抬头时，那个戴博士帽的早已不见了踪影。陈孟熙、陈修和在设下“调虎离山”之计的同时，所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又成功了，“双保险”变成了“三保险”。
陈毅安全回到闽西，带着中央指示信前往蛟洋，把毛泽东请回了红四军，并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毛泽东为之激动，给陈毅写了“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八个字。
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关于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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