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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蔽斗争战线上的杰出领导者：刘少文中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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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振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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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文，原名刘国章，曾用名张明，笔名柳华、铁人，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出生于河南信阳县（今信阳市）王家岗。在开封二中读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投身于当地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当地有影响的进步青年。１９２５年６月，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作为开封学生联合会常务干事，代表河南学生赴上海出席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１９２５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身国共合作大潮。
奉瞿秋白之命，负责国际联络工作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从为中原地区培养革命后备人才出发，党决定派刘少文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和王明成为同学。
在中山大学期间，刘少文担任过本年级党支部书记，掌握了流利的俄语，为后来从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奠定了基础。
１９２７年２月，大革命形势危急之际，刘少文受党组织委派，担任苏共代表团翻译，随代表团回国参加大革命。到达上海时，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三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十里洋场。几经周折后，他随苏共代表团到达国共合作还未破裂的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党派刘少文随苏共代表团成员去长沙帮助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工作，又逢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因刘少文当晚居住在苏联领事馆内，才幸免于难。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看中刘少文的干练，调他到身边担任助手，负责国际联络工作。１９２８年下半年至１９３１年上半年，由于早年旅苏的经历及谙熟俄语，刘少文得以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科长，负责同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管理有关经费，兼管与兄弟党驻上海代表的联络工作，“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交通员”。
１９３１年６月，刘少文被党中央任命为巡视员派往陕西。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帮助改组了中共陕西省委，并帮助陕西省委建立了西安市委，大大加强了陕西党的力量。不久，他的肺病复发，病情十分严重，组织决定让他到北平疗养。１９３３年６月，当他得知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毅然奔赴张家口抗日前线找党，与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前委）书记柯庆施接上组织关系，被委任为中共前委委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刘少文担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
在朱德、刘伯承的具体指导下，对张国焘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１９３４年２月，刘少文辗转到达江西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并主编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还担任过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周恩来曾称赞他是“既能秘密书写（秘书），又能提纲挈领（主编），更能深入人心（政治教导员）”。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刘少文参加了长征，并在遵义会议上担任秘书工作，见证了党史上伟大的一章。
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少文跟随朱德、刘伯承被编入张国焘领导的左路军行动。９月，张国焘另立“中央”时，看中刘少文曾“是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交通员”的经历并和共产国际一些负责人有过工作交往，就内定他为“中央”秘书长，以示拉拢。当朱德事先将此事透露给刘少文时，他表示坚决不干，朱德指示他暂且“忍耐”，刘伯承则劝说：“我们以前曾做白军的工作，何况张国焘他们还打着红旗呢！”与此同时，刘伯承还嘱咐刘少文，“要把通（共产）国际的密码烧掉”。在朱德、刘伯承的具体指导下，刘少文“身在张营心在党”，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１９３６年７月２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为密切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刘少文转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担任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这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和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间，刘少文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汇报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取出他所记的有关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全部记录作为证明，使上述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时“既有理，又有据”。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７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以约束张国焘的反党行动，由刘少文出任秘书长。在秘书长任内，刘少文与朱德、任弼时等一起继续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刘少文还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材料整理出来交给党中央，为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少文长期在白区的危险环境中工作，默默无闻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许多具体而微的任务”，从事的是“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１９３７年４月，遵照中央决定，刘少文抵达上海待命，七七事变后被调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８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在上海福熙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５０４弄）２１号设立。刘少文担任办事处秘书长、副主任，先后协助两任主任李克农、潘汉年积极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办”成立后不久，刘少文就曾陪同潘汉年一起，去看望因坚决主张抗日而一度入狱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宣传中共政策、主张。沈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刘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在上海沦陷之前，“八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潘汉年、刘少文一手经办的。关于这一段经历，夏衍有过回忆：
“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和刘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谈话，我参加了进去，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标最大的，是沈老（钧儒）和（邹）韬奋，日本人和汉奸是会下毒手的。’显然，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退的问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潘汉年撤离上海后，刘少文继任“八办”主任，开始主持办事处的全面工作，在上海坚持斗争，直至１９３９年底赴延安汇报工作。在上海时期，刘少文对敌斗争主要是同各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党的政策、主张。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９３９年９月，在刘少文引介、争取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办事处与其他爱国团体两度组织“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慰问皖南新四军，各爱国团体为新四军征募龙头细布７０００匹和大批棉衣、棉鞋。通过刘少文联系转手，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农场经理纪振刚将他收存的国民党军队溃退时遗留的机枪数十挺、步枪数百支全部送交新四军，大大提高了新四军某部的战斗力。
为指导江南等地的抗日活动，刘少文组织印发抗战刊物如《时事丛刊》、《内地通讯》和《江南通讯》等，并以“柳华”、“铁人”的笔名在《救亡日报》和《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以示中共与敌后人民同在。身在上海，刘少文对组织和指导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尤为热心。１９３８年四五月间，他专门写了《怎样把江南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怎样在抗日游击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等文章在《团结周刊》上发表，并亲自训练干部派到这些游击队去帮助工作，后又将这些武装力量移交给地方党组织。
为教育和影响国人，刘少文指导和支持汪衡、胡愈之等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由黎明书局以《毛泽东自传》书名（潘汉年题写书名）发行，同时通过文化界的秘密党员和进步朋友组织出版《译报》、《长征画册》等进步书刊。为表明中共的抗战文化取向，刘少文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赞助《鲁迅全集》的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有很大影响的苏联传记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刘少文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梅益翻译完成的。
奋战在统战、情报工作第一线，“足迹涉港澳，重庆与沪宁”
从１９４０年夏到１９４９年夏，刘少文一直奋战在统战工作、情报工作第一线，有人用“足迹涉港澳，重庆与沪（上海）宁（南京）”来高度概括这一时期他的革命活动。
１９４０年７月，刘少文由中共南方局派往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负责交通联络、机要、电台和经费工作，除保持同上海、韶关、桂林、海南岛等地联系外，还与海外一些地区建立了独立的交通联系。其间，刘少文还和潘汉年等对日军进行了鲜为人知的情报战。
１９４０年春天，潘汉年来到香港，传达党中央已确定的“必须打进日伪搞出情报”的方针，该方针是经过毛泽东同意、康生主张并主持的。之后，潘汉年领导的机构开始有意识地同日本在香港的特务机构进行接触，潘亲手搞了一些假情报——主要是报纸剪贴，来换取日方情报。为慎重起见，每次出“货”（“假情报”）之前，潘汉年都先和廖承志、刘少文一同审核。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２５日，香港陷落，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面交通，疯狂搜捕抗日爱国人士，在港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以及夏衍、金山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及其家属数百人陷入危境。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示驻港机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全力营救”。在廖承志主持下，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了研究，让刘少文留港负责转移工作。在此过程中，刘少文等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在一封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中，周恩来指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存款共有多少，望告。”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刘少文在广东省委、当地游击队等的协助下，组织动员了一切可能动用的力量，终于胜利地把这些抗日爱国人士秘密转移到安全地区。由于在营救工作中表现出色，刘少文受到周恩来专门致电表扬。
１９４２年８月，刘少文奉令回到重庆，化名“张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先后任交通处处长、组织部负责人（主任秘书）、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南方局委员等职。在任内，刘少文直接组织开辟了川陕转移线路和重庆到中原地区的秘密交通线。此外，他还直接领导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的工作，争取团结了许多对国民党失望的旧科技人员，为新中国国家建设凝聚了人才。
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０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文出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为谈判斗争和政协会议的举行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并负责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其间，他还多次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接见爱国民主人士。１９４６年２月底，作为周恩来的随员，刘少文随同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从重庆飞抵北平、张家口等地，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为我方代表出谋划策。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决定还都南京。１９４６年３月，周恩来派刘少文先行赴南京、上海，为中共代表团（在南方局基础上成立）迁移做准备。１９４６年６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代表团奉命转入地下，改组为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刘少文任副书记。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成立，刘少文是委员之一。这段时间，刘少文分工负责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为对蒋军事斗争和开展第二条反蒋战线殚精竭虑。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刘少文撤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仍然主持统战和情报工作，为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４９年５月８日，刘少文会同刘晓致电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对上海地下党配合与协助解放军解放上海作了周详部署。５月２７日，他随军进驻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处处长，将预定的财经接管工作落实得井井有条。同年１０月起，刘少文投身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长等职，组织领导了上海和华东地区的轻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筑地下长城，求知己知彼”
在隐蔽斗争战线的建设上，刘少文具有远见卓识，他认为情报工作是“筑地下长城，求知己知彼”，为党的政治、军事决策服务。早在全国解放前，他就向周恩来提出了适应形势发展调整情报工作布局和工作方法的建议。
１９５４年起，刘少文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部副部长、代部长、军委第二部（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部长。当组织上选定他任军委第二部部长时，他一开始考虑自己缺乏军事斗争经验，不完全适合工作的需要，因而郑重地向上级递交书面报告，诚恳提议遴选懂军事的得力干部。组织上没有答应，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挑起担子来。其间，他参与了当时我党我军情报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是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少文在任期内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指示，严密组织了抗美援朝、台湾海峡斗争、中印边境反击战、援越抗美等情报保障，对世界形势发展特别是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国防战略的制定、外交斗争的开展，提供了必需的情报，对于我国国家安全、国防建设以及军事外交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党的领导下，刘少文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真正构筑起捍卫祖国和人民安全的又一道长城——地下长城。１９５５年９月，刘少文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１９７８年６月，刘少文得以复出，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一职，直到１９８５年３月离休。其间，他不顾自己身体老迈，在其位谋其政，尽自己所能为军队现代化建言献策。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０日，刘少文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８２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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