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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谈改革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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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兴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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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文艺部负责革命传统教育和人物通讯。受命于耀邦同志的批示，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社派我采访王震。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各种不同的声音很多。我曾就此请教王老。王老以建国初期自己在新疆引进西方国家先进设备搞建设受挫为例，多次讲“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王老诞辰一百周年，我把所听到的王老谈改革开放的有关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也作为一种纪念。
受命于耀邦同志批示
1981年12月9日，王老手术后养病回到北京，约请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团中央等单位的几位同志，谈他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意见，提议大家都来推动干部和青年学习历史，以此激发民气、鼓舞斗志，把我们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发扬起来。王老这篇讲话以“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题，刊登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第107期上。1982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看后在上面作了重要批示：
王老是个热血沸腾奋斗不息的革命者，实在可敬可爱。这篇东西请《红旗》和《中国青年》同志再同作者加加工，能不能在你们两个刊物上一齐发表？另外，请《中国青年》考虑：王老一生有许多事迹是很感人的，他有许多见解是很深的，你们要采取一点办法帮他整理出来。
胡耀邦 1.18
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杂志社接到耀邦同志批示和王老讲话，非常高兴，非常重视。领导上决定派我去完成这一任务，先采访王老，有闻必录，尽量收集素材，整理出初稿，怎么用再研究请示。团中央书记陈昊苏让我同王老的秘书唐玉直接联系。
当时，王老受党中央之命，春节去海南岛慰问军民并进行考察后，正在广州白云山中休息，等叶剑英来这里养病。1982年2月4日，我随唐秘书飞往广州。唐秘书告诉我，自从耀邦同志批示后，好几家报刊都想采访王老，王老都婉拒了，只答应见你们一家，一是因为胡主席已明确批示，二是因为王老特别关心青年人的刊物。我真是受宠若惊，深感荣幸。
晚上，唐秘书带我拜见王老。王老正坐在沙发上专心读书。我轻轻走近，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王老，您好！”王老抬起头，冲我咧开嘴一笑，这就是著名的“王震一笑”。“来了，请坐。”王老让我坐在他近前，问我叫什么名字，并写在书的扉页上看对不对，我看见王老正在看的这本书是《辛亥革命史》。王老又问我是哪里人氏，我说是武昌人。王老高兴地说：“武昌，我早年在长沙铁路，常到武昌徐家棚火车站；1928年，我带着一帮大学生到武汉找党组织，就住在武昌徐家棚，跑遍武汉三镇，很熟哇。现在变化很大啰。”王老又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的什么？我说是武汉大学历史系1965年毕业的。王老笑道：“学历史的，好哇，我们有共同语言啰。”
这时，叶帅的儿子、广东省省长叶选平来看望王老，我便退了出来。
唐秘书说，王老从来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谈自己的经历，只能侧面了解。以后再找些老人采访，还可以到王老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采访，多收集些资料。这次来了先住下，熟悉熟悉，王老到哪里就跟着一起活动，熟悉了，聊聊天，就可以聊出许多故事来。这次陪同王老的还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蒋振云和谭立民两位同志，他们跟王老时间较长，比较熟悉和了解王老，也说王老是不会跟记者谈自己的，只有相处的时间长了，熟悉了，问他过去的一些事，才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就按照大家的指点，开始了采访工作。
特区“可以大胆地试验”
王老在白云山中休息，活动日程排得很满。不断有些领导同志来看望，还有不少参观、视察和座谈。每次出去，王老都是跟我们一起乘坐面包车，一起谈笑，尤其是谈起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老人总是展现出他特有的笑……
1982年3月2日，王老让蒋振云、谭立民和我去深圳调查研究，了解有关部委办落实王老指示和所建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我才知道王老为经济特区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曾多次讲：“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办特区是中央的决定，是新生事物，没有先例，一定要搞好。”当有人怀疑搞特区是资本主义时，王老坚定地说：“不，搞特区，搞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不能否定！”他在此前不久来深圳视察时还鼓励市领导：“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你们可以大胆地试验，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那样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王老是最早最积极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开办经济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雷厉风行、注重实干。1979年7月，中央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这之后不久，当年年底，王老就带领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及下属各部的领导近20人，到深圳实地考察。他同大家一起住在宝安县委招待所，吃在铁皮搭建的大食堂，指示他们各部要以当年冲锋在前的闯劲，以屯垦戍边的精神，率先在特区投资开发，创建自己的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亲自帮着确定发展方向、筛选优先项目、调配急需人才，特别强调要注意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创造出高效率、高速度、高效益的奇迹，使深圳特区迅速有了第一批工业和国有大项目作为腾飞的基础。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央一些部和各地一批有实力的单位，纷纷带来大批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使这个现代化的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
我是第一次到深圳和沙头角“中英街”，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从沙头角回来的路上，当地一位青年妇女跟司机很熟，聊起他们许多乡亲每天早晨划船，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运到香港去卖，中午就可以赶回来。我不禁问道：“难道不怕你们跑到香港不回了么？”她带着欣喜的神情说：“现在都开放了，我们是享受两种制度的优越性，谁还想跑呀！”我回来向王老汇报，王老开心地笑了。
“改革开放来之不易！”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总喜欢追根寻源。在问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王老显得很兴奋。他说：“我们现在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就确定下来的一项基本国策，小平同志继承和实现了毛主席这一思想。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对外开放才有前途，闭关自守只能造成落后。”
针对有些人责怪毛主席不早搞对外开放、思想保守、“闭关锁国”的说法，王老严肃地说，毛主席一点都不保守，早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就对我说过，革命胜利后，他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到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发达的美国去看一看，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建国之初，毛主席和党中央就希望同苏联、同美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同世界各国都建立外交关系，建立平等互利合作的经贸关系和友好交流。即使是在美国封锁我们、苏联卡我们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作了很大努力的。毛主席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学习先进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改进我们的工作。
王老说，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就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小平同志还说：“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我们谈改革开放，不能割断历史。要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打开中美建交的大门，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谁会把中国放在眼里？我们今天又怎么能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地对外开放？又怎么能走向世界、引进先进呢？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是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来之不易呀！
王老说，依我看，是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保守，至今还不解放思想，认为建立经济特区是发展资本主义，把贪污腐败问题、偷税走私问题，都说成是对外开放的问题。过去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贪污腐败和偷税走私问题了？我们既要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走私、偷税等所有违法行为，确保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健康发展；又不能因此惊慌失措，动摇我们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国策。毛主席早就要我们学点辩证法，学点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不能把中国的问题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也不能把现在的一些问题都推到对外开放身上，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实事求是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都要好好向小平同志学习。小平同志从党、从人民、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时代和世界的高度，全面正确地评价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既坚决维护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又坚决纠正了毛主席晚年错误，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护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团结和稳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劳。正是有了这个前提和基础，小平同志英明果断地抓住现在有利条件和时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政策。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雄才大略。我们应该特别珍惜。
“我现在才知道，周瑜为什么会被气死！”
谈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开放，自然很想知道当时新疆的情况。王老给我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0年初，毛主席在跟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还决定在新疆创办金属、石油、民用航空三个合营公司。
不久，苏联总领事请王老去具体商谈签订合资合作协议。苏联总领事和有关公司总经理出席，先拿出他们的协议方案，并作一番解释。其主要意思是，苏方很乐意建立合资合作企业，但考虑到新疆基础条件太差、各方面能力很有限，最好是把合资的钢铁厂、炼油厂、纺织厂等大型企业建在靠近边界的苏联一侧；合资合作开釆石油和铁矿，由苏联以很低的价格购买土地、油田和矿山，由中方负责提供劳力开采，把原油和矿石运到苏联冶炼加工；为此，两国共同修建新疆铁路，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直接接轨，但因中苏两国的铁路标准不同，整个新疆铁路轨距标准必须按苏联铁路标准修建才能接轨……
王老越听越生气，这哪里是援助中国建设，分明是敲竹杠，要中国出钱出力还要出卖主权嘛，绝对不行！时任新疆分局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邓力群也很生气，按照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逐条驳斥了苏方苛刻条件和无理要求。苏方也很强硬，既然你们有求于我，就只能按我们的要求签订协议与合同！王老实在按捺不住，桌子一拍，骂人了：“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现在我们胜利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决不签订卖国条约！”
苏联总领事也拿出王牌吓唬王老：“这是我们中央的意思，我要向党中央报告……”王老哪吃这一套，更加厉声地说：“就是当着斯大林同志的面，我也不同意，也决不签这个字！”回来后，王老让邓力群马上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个情况。
不久，周总理打电话召王老进京面谈。王老当时心里还有些不安，怕惹起外交麻烦了。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就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
毛主席笑道：“胡子呀，你酒醉了才说这话吧，不酒醉还说不出这话。你没有签这个字就好！看来搞外交还得有几个武将。现在搞经济建设，就要学会跟老大哥打交道，跟各种各样的朋友打交道。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得靠我们自己，不仅要会打仗，还要学会做生意，会谈判、会碰杯。”周总理也笑道：“胡子，你坚持原则是对的，就是太激动了。”王老承认自己太激动、骂人不好，如果苏方遵守两国政府协议，不提苛刻条件，我们还可以再好好谈谈，万一谈不成怎么办呢？毛主席说：“你跟总理商量商量，想想别的办法。”周总理说：“主席在莫斯科的时候曾指示我们，对苏贸易要‘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主席要你们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一定要把新疆建设好，办法不妨多些。”
王老心领神会特别高兴，大胆地提出是不是可以从别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当时，美国正要封杀我们，一些西方国家也不敢同新中国建交、做生意，只有通过香港对外联系。经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王老用消灭国民党马步芳缴获的一批尚未上交的金子，通过叶剑英帮忙，从香港引进了日本、英国、西德、瑞士等国的纺织、冶金、发电、米面加工等一批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
同时，王老也尽量同苏联老大哥搞好关系，争取友好合作，原则问题不退让，有些项目谈不成做不了没关系，还有许多项目是可以做的。苏联总领事领教了王老确实厉害，也主动改善关系，谈判中比较尊重中方，最后同意按中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共同创办了“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两家，共同勘探和开采石油和铁矿（赫鲁晓夫上台后，主动提出撤销了中苏合营公司——笔者注）。同时，苏方同意帮助运送我方购买的西方笨重设备，从东北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转运到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再用汽车运到工地。双方还同意用新疆的土特产品购买苏联的拖拉机、汽车等急需物资，发展边境贸易。
有了先进设备，便有了一份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有了一种巨大压力和动力，促使大家必须全力以赴加快建设。全军将士人人勒紧裤腰带，从自个儿的牙齿缝中、指甲缝里筹集建设资金。同时王老又从新疆本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拘一格”地诚聘了大批专家、工程师和各种技术人才，给这些当时许多人还看不起的“旧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平均不到一年的时间，新疆同时建起钢铁、发电、水泥、棉纺、面粉、煤矿、机械等十来座现代化的大型厂矿企业，最快的9个月、最长的15个月就建成投产，新疆历史上第一代现代工业和现代工人阶级从此诞生。
王老在对外引进上勇于第一个“吃螃蟹”，难免引起争议。当时正是新中国战后重建，最需要的就是先进技术设备，看到新疆从香港买进那么多好机器，谁不羡慕？谁不想吃“唐僧肉”？有的地方就制造种种“理由”，想扣押下来自己用。王老知道后亲自过问，坚决不给，大发脾气，几经周折才运到新疆，这就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报纸上经常突出报道新疆什么厂什么厂建成投产，还有些什么厂正在建设中，又引起许多人眼红，心理不平衡，意见很大。特别是正值抗美援朝，前方正在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者激战，你王胡子竟敢拿缴获的黄金从这些国家买机器做生意，这还了得！哪来那么大的胆子和本事？！于是告状的就很多，责难的也不少。王老虽然很生气，却不愿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添麻烦，总觉得给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问心无愧，也就没当成是多大了不起的事。
但是，王老怎么也没想到，因为在牧区改革反霸问题上过急了一些，加上对外引进问题上得罪了不少人，1952年，他和新疆分局被错误批判，他被撤销了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的职务，给了王老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最令人痛心的是，许多重要建设项目，即使是即将完工投产的急需项目，都被说成“建设不当”，借口“整顿”，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强令停办，许多新买新装的机器设备“暴尸荒野”，全军将士节衣缩食的血汗钱付之东流，不仅是经济损失巨大，在广大将士和各民族干部中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思想混乱，更是无法估量。
这把火，真正烧得王老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他怀着满腔悲愤离开新疆。刚到兰州，王老突然胃出血，一次大便出血达2000CC，急送西北军区总医院抢救。有些同志来看望时，他深深感叹：“我现在才知道，周瑜为什么会被气死！”
采访中，我还想弄清楚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点头，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买那么多外国设备，叶帅也不会帮那么大忙呀！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要兴师责难呢？
王老没有回答我的提问，而是语重心长地说：“这些事都过去很久了，中央已经作出正确结论。那些批判我的同志也都是好同志，许多事情不必搞得那么清楚那么细，要朝前看。我们个人委屈算什么，党的团结才最重要。”
我真切地感到这位“革命奇人”“实在可敬可爱”，自己遭受人生最大的打击和委屈，却时时考虑到党的团结，为别人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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