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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本人亲自参加的悼念活动
○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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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逝者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如遗体告别、公祭、追悼大会等,既表达对逝者的敬意,也是对生者的安慰。对于领导人而言,参加某些悼念活动,作为一种政治姿态,还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以唁电、送花圈等各种形式悼念国内外、党内外各界人士非常多,但他参加的悼念活动是比较少的,因而愈加显得弥足珍贵。笔者依据所收集的资料,对这些活动作一简单归纳,供读者和研究者参阅。

  革命战争年代参加的悼念活动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为刘志丹、白求恩、“四八”烈士、刘胡兰等题词、撰文或创作诗词,以表深切悼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还参加追悼会,直接表达悼念之情。

  1928年8月,红军优秀指挥员王尔琢不幸牺牲,毛泽东就曾赶到其牺牲地――江西崇义县思顺圩向烈士遗体告别,并为追悼会亲拟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

  1937年1月,宁都起义领导人、红军杰出指挥员董振堂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中共中央为其举行追悼会,毛泽东等领导人参加。毛泽东还称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曾多次在延安参加集体性追悼大会,如1938年3月12日参加延安各界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7月7日,参加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在大雨中领导举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1945年党的七大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七大结束后的第六天即6月17日,追悼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及七大全体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参加大会。毛泽东担任主祭,并题挽词:“死难烈士万岁。”由七大全体代表参加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以其“追悼逝者、鼓舞生者”的伟大意义,实际上成为七大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外,毛泽东还数次题写挽联、挽词,追悼英勇殉国的王铭章、张自忠、戴安澜以及杨靖宇、左权、白求恩等。时至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南方回京途中还特地在邯郸下车,专程来到左权墓前脱帽致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参加的悼念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次:

  1938年9月17日,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长杨兰史因病逝世,抗大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由朱德主持,毛泽东出席大会并亲笔写下“哀悼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勇士,杨兰史同志永远不死”的挽联。

  1942年3月9日,毛泽东参加张浩(林育英)的葬礼,并为张浩守灵、执绋、抬棺和给墓穴奠土。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并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在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他提出:今后在我们的队伍里不管谁牺牲或去世,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1945年2月7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彭雪枫大会。

  1950年痛悼开国元勋任弼时

  1949年至1976年约27年时间里,毛泽东参加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悼念活动,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痛悼开国元勋任弼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次。

  1950年10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的任弼时,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年仅46岁。

  任弼时是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五大书记”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艰苦的条件下,任弼时落下严重疾病,并一直无法得到良好治疗,特别是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病情进一步加重。

  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曾赴苏联治疗,但他仍念念不忘公务,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中。时值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任弼时早已忘记自己重病缠身,早已把中央对他工作时间的限制置之脑后,每天拼命地工作,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发逝世。

  听闻噩耗,毛泽东十分悲痛和震惊。这不仅仅由于任弼时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更多的是由于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走过30多年的风雨历程,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志加战友的深情厚谊。沉痛之中,毛泽东提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以表达对战友的悼念之情。他到任弼时住处吊唁并慰问其家属,叮嘱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一定要抚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

  10月28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由240多人组成的任弼时同志治丧委员会。同日上午,任弼时遗体入殓,并移灵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接受各方友好、人民群众的瞻仰和吊唁。28日上午9时整,哀乐齐奏,毛泽东亲视含殓。他深情地凝视着老战友,铭记任弼时的最后遗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抬任弼时遗体入棺,并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9时半,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立三、罗荣桓、刘伯承、张闻天、蔡畅、聂荣臻、吴玉章、滕代远、徐特立、薄一波、邓颖超、罗瑞卿、李维汉执绋,将灵柩移至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上午10时,开始瞻仰遗容和吊唁。

  10月30日上午9时,首都各界4万余人参加了任弼时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彭真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作简短讲话(相当于悼词),对任弼时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追悼大会后,上午10时起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执绋,任弼时的灵柩送殡至北京市革命公墓(今八宝山革命公墓)。由于当时革命公墓尚在筹建中,中央决定在任弼时墓穴选定修建之前,灵柩浮厝在大庙前安放。

  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灵柩正式安葬,前往执绋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彭真等,灵柩在执绋者引导下,由公墓灵堂移到墓地。毛泽东亲笔为任弼时墓碑题写碑名:“任弼时同志之墓”。

  1953年至1960年数次赴使馆悼念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曾经数次赴苏联、波兰、捷克、民主德国等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各国逝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3年3月,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共运领袖斯大林逝世,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深切悼念,除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葬礼外,在中国国内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3月4日,获悉斯大林病重,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高岗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请其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病情的关怀与慰问,并表示了对斯大林早日恢复健康的盼望。3月5日夜,斯大林逝世。3月6日,毛泽东致电吊唁,并偕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张闻天、彭真、邓小平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面请潘友新大使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无限沉痛的悼念和崇敬之意。3月9日,毛泽东发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同日下午,在与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葬礼的同时,北京各界6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在我国国内为外国领导人举行追悼大会,这是罕有先例的。毛泽东作为追悼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并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

  1953年3月15日,毛泽东在获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不幸逝世的消息后,于当天偕朱德、彭真、邓小平、杨尚昆等到捷驻华大使馆吊唁,面请康萨拉大使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哥特瓦尔德的沉痛悼念。

  1956年3月13日,毛泽东在获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当晚11时偕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到波兰驻华大使馆吊唁,面请大使馆临时代办马伊曼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贝鲁特的沉痛悼念。

  1957年11月14日下午3时30分(莫斯科时间),正在莫斯科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馆,吊唁前一天逝世的捷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毛泽东在捷驻苏大使沃萨格里克陪同下,在萨波托斯基总统的遗像前敬献花圈并默哀。毛泽东面请沃萨格里克大使转达对萨波托斯基总统逝世的沉痛悼念。毛泽东在外国吊唁第三国元首,这是一次特殊的吊唁,也是唯一的一次。

  1960年9月7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在获知民主德国总统威廉·皮克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前往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在皮克总统的遗像前静默悼念,并面请汪戴尔大使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威廉·皮克总统的沉痛悼念。这也是毛泽东数次亲赴使馆悼念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最后一次。

  1955年和1959年悼念两位民主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参加了两位民主人士的悼念活动,颇为引人注目。这就是1955年张澜逝世,毛泽东曾亲视含殓;1959年李济深逝世,毛泽东前往灵堂吊唁。

  1955年2月9日,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的张澜因病逝世。9日下午,张澜灵柩移到中山公园中山堂,晚上9时入殓。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等亲视含殓。随后,首都各界人民于2月13日上午10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张澜,由刘少奇主祭,陪祭的有周恩来、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罗隆基等,毛泽东没有参加公祭仪式。

  1959年10月9日,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济深因病逝世。当天下午遗体入殓,并于晚间火葬。10月11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宋庆龄、彭真等,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李济深。在哀乐声中,毛泽东等人缓步走进灵堂,并分别向李济深灵位致哀。首都各界于10月12日上午10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李济深,由朱德主祭,陪祭的有林伯渠、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班禅、程潜、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等,毛泽东没有参加公祭仪式。

  1963年向罗荣桓元帅遗体告别

  从1950年送别党的重要领导人任弼时以后,毛泽东在50年代也曾赴大使馆吊唁苏联和东欧国家多位领袖,也曾吊唁张澜、李济深两位民主人士,但却较长时间都没有参加党内同志的葬仪,包括1960年5月逝世的党内元老林伯渠、1961年3月逝世的陈赓大将、1962年2月逝世的李克农上将等。

  1960年以后,毛泽东参加各类悼念活动更少,目前可查的只有两次:1963年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和1972年参加陈毅的追悼大会。

  1963年12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罗荣桓元帅因病逝世。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就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毛泽东对他一直非常倚重。罗荣桓成为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在1955年当之无愧地被授予元帅军衔。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曾任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干部部部长,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他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罗荣桓还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战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和崇敬。

  罗荣桓去世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正在颐年堂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开始,他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毛泽东还参加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12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各方面的负责人,陆续来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毛泽东在罗荣桓的遗体前静默致哀,并向守候在遗体旁的罗荣桓家属表示亲切慰问。12月23日上午,首都各界1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公祭罗荣桓。公祭仪式由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祭,由邓小平致悼词,对罗荣桓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民继承和发扬罗荣桓同志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没有参加公祭大会。

  据回忆,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是毛泽东在北京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后几天写下的一首诗。诗中写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 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虽然对这首诗存在不同的解读,但毋庸置疑,这份身后哀荣,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高度评价和痛惜之情。

  1972年出人意料地参加陈毅追悼大会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大会,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1972年1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陈毅,因病逝世。陈毅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曾“相见恨晚”、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两人长期保持着不寻常的友谊。在“文革”中,陈毅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依然坚持为党和国家工作,不辞辛劳,直到去世。1月8日晚,周恩来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泽东在悼词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对陈毅追悼会,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说法,称当时有关方面定的规格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举办,“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谢富治1972年3月26日病死,其追悼会是3月29日举行的,彭绍辉1978年4月25日病逝,他们的追悼会与陈毅的追悼会根本不具备可比性。但可以肯定,当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其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

  《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基本情况:1月10日下午,首都各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毛泽东开始并没有打算出席追悼会,各方面也都没有准备。就在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出乎所有人意料,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出席。工作人员要给他换上正装,毛泽东让他们把“毛式”服直接套在睡袍上,而制服裤子则未穿上,只穿着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然后乘车直奔八宝山。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也感到很突然。他立即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指示: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接着又拨通外交部的电话: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然后,周恩来乘车急速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休息室,激动地通知陈毅夫人张茜:毛主席要来,并安慰她“要镇静些”。

  毛泽东到达追悼会会场的时间很早,除了陈毅家属和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张茜及其子女。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潸然泪下,他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还说:“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来。”张茜表示很感谢,并真诚地请求毛泽东提前回去。毛泽东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黑纱戴在了他的大衣袖子上。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朱德、宋庆龄等陆续到达会场,正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左臂戴着黑纱,站在前排,他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1500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三鞠躬,深情凝视着陈毅微笑着的遗像,仿佛在思索着什么,然后才慢慢地离去。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放下。张茜搀扶着他,一直把他送到车前。毛泽东几次迈步都登不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上车。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同时发表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悼文。此后近一个月里,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一些外国政要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等,悼念陈毅的活动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预定范围。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的崇高地位日益强化。从1963年以后近10年时间里,毛泽东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悼念活动。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参加陈毅追悼会,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突然性,但这实际上是他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自责和悔恨的流露。经过“文革”几年的冲击和混乱,特别是1971年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毛泽东认识愈加清楚,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又一次进行了极为沉重的反思。他决定抱着重病之躯参加陈毅追悼会,这既是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毛泽东这种显然包含着歉意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革”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革”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悼念活动,与以往的亲视含殓、吊唁、遗体告别不同的是,他正式和完整地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独此一例。但不幸的是,在遭受林彪事件沉重精神打击后,在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不久病情即“急遽变化”,2月12日发生了休克,“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其他几个问题的说明

  据有些材料称,1974年陈明仁上将去世时,“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的追悼会”,并称这是“罕见”的“破例”,指出“这是冲着三年前葬身温都尔汗的林彪来的”。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1974年5月25日下午,陈明仁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送了花圈,聂荣臻主持追悼会,萧劲光致悼词,没有毛泽东参加的记载。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毛泽东曾经作为成员参加去世同志的治丧委员会。据不完全查证,在新中国成立前,1946年毛泽东曾先后作为成员参加著名的“四八”烈士治丧委员会和关向应同志治丧委员会。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作为成员先后参加任弼时(1950年)、林伯渠(1960年)、罗荣桓(1963年)、柯庆施(1965年)、康生(1975年)、周恩来(1976年)、朱德(1976年)等同志治丧委员会,其中林伯渠、罗荣桓、柯庆施的治丧委员会是以刘少奇为主任委员,其余各次均以毛泽东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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