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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功赫赫 威名远播——曾国华坎坷而传奇的人生
 ○王连城 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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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华:一生坎坷而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

  曾国华的一生,既坎坷又充满传奇色彩。他在国民党军内服过役,被中国工农红军收编后,在革命队伍里战斗、成长,战功赫赫,威名远播。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人民空军的一位副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军委定为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这过去了许多年,但作为一位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将军,他的一生值得我们去了解。

  刘亚楼、林彪亲自向他下达作战任务

  曾国华,1910年2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歧岭街。兄弟姐妹12人,他排行第十。父亲的微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曾国华3岁时,父母将其卖给本区的吕官臣作养子,过着挨打受骂、食不果腹的日子。1924年,国民革命军一部来到曾国华的家乡,14岁的曾国华背着吕家,同几名伙伴一起参了军。

  1925年,曾国华所在的部队与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合编,1926年开始北伐。部队打到山东后,张发奎反蒋把部队撤回广东,曾国华所在的旅被蒋介石改编为独立第四旅。1930年爆发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曾国华被编入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当兵。1931年8月,第五十二师被红军歼灭,曾国华被解放,从此参加了红军,走上革命的征途。

  1931年8月,曾国华被分到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二连当战士。1932年2月,中央红军攻打赣州,曾国华所在的红十一师在师长周昆、政治委员张赤男率领下,随红四军在南康新城地区与增援赣州的粤军独立第一旅展开了一场恶战。部队伤亡较大,曾国华也负轻伤,但依然坚持战斗。战斗结束后,部队在青龙镇休整时,支部委员黄龙明介绍曾国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曾国华升任红五团第二营六连连长。同年10月16日,红五团在江西省于都县穿心店突围,过于都河,走上了长征路。

  1936年1月28日,长征到达陕北的曾国华参加了红军东征誓师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动员。会上宣布:红一军团为右路军,红五团为右路军先遣队进行东征。

  2月中旬,红一军团第二师抵达黄河西岸陕西绥德县沟口,进行紧张临战训练和渡河准备。为保证红五团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团长张振山从全团选拔24名优秀干部、战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师长刘亚楼提议曾国华担任突击队队长。曾国华领受这项任务后,十分激动。2月19日,突击队的干部打扮成陕北农民模样,跟随张振山前往黄河边熟悉地形。

  曾国华一行来到河畔一座小土屋前。军团长林彪和师长刘亚楼等人一起正拿着望远镜观察对岸。曾国华一愣神,还没来得及报告,刘亚楼就向林彪介绍:“这是曾国华,突击队队长。”“好!快进来坐,都进来。”曾国华一看这阵势有点紧张:军团长都亲自来了,可见这任务多么艰巨。

  林彪指着河对岸给曾国华讲解突击的任务:突破口就选在这里,先攻下山腰那个碉堡,这是国民党军的接合部,兵力薄弱,河滩平坦,船容易靠。然后再分头攻占其他两个,向南北发展,保证主力部队安全渡河。刘亚楼接过话说:“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也要突过河去,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实行强渡,一定要把滩头阵地拿下来。全军的官兵都在看着你们。”曾国华响亮地回答:“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2月20日下午,红五团为突击队举行会餐。刘亚楼专程来给突击队队员敬酒,频频举杯,深情嘱托,队员们深受感动。

  夜幕降临,突击队集合。曾国华站在队前说了三句话:“记住我们是红五团挑出来的。大家都在看着我们。我的代理人是龙书金。”说完即带着突击队走在红五团的最前面。快接近渡口时,看见几个人影在岸边晃动,原来是林彪和聂荣臻等军团首长。首长同他们握手,检查了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又查看了两条渡船,认为万无一失后才让他们登船。曾国华带领两个突击组和一名信号员登上第一条船,龙书金、周海滨等两个突击组上了第二条船。这时刘亚楼又上前叮嘱:“这次渡河,意义重大,你们要坚决完成任务。祝你们成功!”

  时针指向20时整。“开船!”刘亚楼一声令下,两条小船迎着汹涌的波涛,穿过漂浮的冰块,向对岸疾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曾国华两眼死盯着对岸,队员们屏住呼吸随时准备战斗。就在小船快靠近岸边时,枪声大作,子弹像暴雨似的打来。曾国华身边的信号员头部中弹当即牺牲,一个水手的胳膊也负伤。在这紧急时刻,曾国华大喊:“同志们,沉住气,划到岸边就是胜利!”小船一靠岸,突击队员像下山猛虎,冒着国民党军的弹雨冲上滩头,一举拿下中心碉堡,接着分兵两路拿掉南北两个碉堡,随后又打退敌人一个连兵力的反扑。登岸的口子撕开了,滩头阵地占领了。因信号员已经牺牲,曾国华命令拾柴点火,张振山随之率领红五团渡过河来。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被红五团一举突破。战后,突击队队长曾国华,组长龙书金、曾宪法、周海滨、马辉和队员郑茂发等被军团授予“突破黄河天险防线的战斗英雄”。

  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场,曾国华越战越强

  1937年8月21日,曾国华参加了抗日誓师大会。会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在侯马地区集结后沿同蒲铁路乘火车北上。曾国华带领的第六八五团二营和政训处邓华主任率领的政训处干部及宣传队登上了先遣列车。

  一一五师到达五台山地区集结后,于9月23日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师长林彪部署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24日夜,曾国华率第二营冒着倾盆大雨,跑步急行军,于25日拂晓到达指定地区进入阵地。第六八五团二营的任务是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日军先头部队,协同第六八六团围歼进入伏击地域的日军。25日8时左右,空中传来嗡嗡声,两架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接着就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3000余人、100多辆汽车、200多辆马车,顺着沟谷向西行进。当日军先头部队进入第二营的防守地段,师指挥所发出攻击命令后,曾国华猛喊一声:“打!”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日军的头车在沟头起火抛锚,跟在后面的汽车、马车全被堵在沟里,你冲我撞,动弹不得。被打蒙的日军嚎叫着跳下汽车,盲目射击。这时,曾国华带着第二营杀向日军,与敌展开了白刃战。

  经过一场激战,第二营炸毁敌人10多辆汽车,占领了辛庄东侧一段公路,完全切断了被围日军与增援部队的联系。这时,团长杨得志又命令曾国华带领第六、七两个连向老爷庙发起进攻。经过一番生死肉搏,打退日军多次反扑,完全控制了老爷庙西南侧的制高点,又协同兄弟部队全歼了这里的日军。

  在平型关大战中,曾国华率领的第二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打敢拼,杀出了“模范红五团”的威风。第二营五连荣获“平型关大战突击连”锦旗一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成立,曾国华被任命为该纵队第七旅旅长,李伯秋任政治委员。

  1946年2月15日,曾国华、李伯秋率部从辽中出发,奔袭国民党军。时值严冬,哈气成霜,滴水成冰。部队在没及腿肚的雪地里跑了一天一夜,拂晓时与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辎重营一部官兵遭遇。在敌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第七旅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速战速决,将其全歼。

  曾国华又指挥第七旅进至台安以南,配合第四纵队6个团攻击砂岭子。经过三夜一昼的激战,虽然歼灭国民党军近700人,但民主联军伤亡高出国民党军两倍多。对此,曾国华深感痛惜。2月25日,第七旅撤至辽阳附近的刘二堡一带休整。在辽东军区提出的“研究敌人、对付敌人、消灭敌人”的口号下,全旅自上而下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

  曾国华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干部会上说:砂岭子战斗是我们到东北后的第一仗,也是和新六军这支王牌部队的第一次接触。尽管我们这支经过抗战的老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可歌可泣,但仗打得不顺利,付出的代价过大。接着,他又对双方作了分析:新六军自恃曾是远征军、美式装备,傲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看不起我们这些被他们称为“土包子”的八路军……但是,有一样我们比他们强百倍,这就是不怕死、不怕苦的战斗作风。有了这一条,没有的我们可以有,不会的我们可以学。最后,曾国华强调:我们以后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新六军,要寻找战机狠狠地挫挫它的锐气。

  3月下旬,国民党军在占领辽阳、抚顺之后,又集中新六军等6个师的兵力,以沈阳为基地向南满大举进攻。4月1日,敌第二十五师、十四师分别由抚顺、辽阳同时进攻本溪。曾国华、李伯秋率第七旅在石灰厂、三人沟、大甸子地区与第二十五师激战一昼夜,毙伤700余人,将其击退。敌第十四师也在桦甸子遭到第八旅第二十四团的抗击,未能前进一步。一保本溪取得胜利。

  4月7日,国民党军又分兵三路,在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指挥下,第二次进攻本溪。曾国华、李伯秋指挥第七旅和徐国夫指挥的第九旅一起,迂回包围左路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将其击溃,击伤其师长刘世懋。右路国民党军第十四师也被第四纵队等兄弟部队击退。这次保卫本溪,连续激战8昼夜,共歼国民党军4000余人,致敌第十四师损失三分之一,第二十五师损失近半……

  从陆军转向空军,曾国华当起了“小学生”

  1951年11月,曾国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军军长。在北京东交民巷,曾国华见到了刘亚楼和空军副政治委员吴法宪。刘亚楼说:现在要上天了,这是新行当,要从头学起。现在这个军部还不能立即组建,你先去安东(今丹东)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学习,体验一下空中作战指挥。曾国华随即赶往安东,在那里学习了一个月。

  1953年初,曾国华奉命组织空三军入朝参战。他和邓东哲、蔡永率军指挥所,从吉林四平出发到达朝鲜西海岸,接替华北军区空军某指挥所的战斗值班任务。

  志愿军朝鲜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梁兴初接见了曾国华。他俩是平型关大战时的战友,当年都在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任营长。现在,二人分属两个军种,在朝鲜战场上见面,都倍感亲切。梁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在这里的准备是:一定要打,一定要在西海岸打,一定要打胜。

  曾国华向军指挥所全体人员作了动员。他说:穿着空军服装过江来的不多,我们要给朝鲜人民军留下好印象,更不能给陆军老大哥丢脸。我们现在是在朝鲜战场上,要按打仗的要求办事:第一,坚持24小时值班,严密掌握敌情,不得擅离岗位;第二,加紧空中指挥和空炮协同的演练;第三,遵守防空纪律,无事不得出洞,夜间不准在洞外吸烟;第四,尊重陆军老大哥,主动搞好团结。

  西海岸空军指挥所设在介川一个废弃的矿井里,四面环山,没有人烟,里面巷道很深,洞库很大,有一个能容1000余人的大礼堂,有宿舍,有办公室,还有一个小舞厅。曾国华和指挥所全体人员都在洞里办公,在洞里吃住,一天24小时不知白天黑夜,只能按钟点办事,生活很枯燥。这样一直坚持到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1954年6月,曾国华升任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2月,曾国华到职后,分管部队的飞行训练和工程机务工作。面对分管的工作,他深感自己专业技术知识的缺乏和对飞行部队情况的生疏,就立即制订学习计划,一面请苏联顾问和飞行、机务专业干部上课,从书本上学;一面下部队熟悉情况,从实践中学,以期尽快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

  曾国华上课时像小学生一样听讲,下部队又像小学生一样向飞行和机务人员请教。他亲自参加飞行训练的全过程,看机务准备,看地面的飞行演练;到现场观看飞行,虚心听取师、团指挥员的讲解。他对当时的空四师(后改空一师)师长邹炎说,干空军你是我的老师,我要向你学习。他向训练部门表示:我要用半年时间补上这一课,起码做到不说外行话。

  空军平时飞行训练最令人关注的是飞行安全。1955年年终,沈空部队接连发生几起飞行事故。沈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原因,研究措施。主管飞行训练的曾国华首先发言:“由于年终,部队为了完成全年计划就抢课目、赶进度,急躁冒进,违反了空军党委提出的‘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这是事故严重的主要原因。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会后,曾国华负责调整训练计划,解决了部队一度产生的急躁蛮干现象。

  在部队完成基础训练和复杂技术训练补课之后,开始技术爬坡训练。曾国华要求师、团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提高训练强度,提高飞行日利用率。1956年初,曾国华即带领训练部门的同志下部队检查师、团飞行训练计划的安排,发现问题,即作调整。通过强调指挥员亲自制订飞行日计划,科学安排每个飞行日的课目搭配,使飞行日利用率大为提高。1959年,曾国华任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

  1960年春,由于自然灾害给国家经济生活造成的困难也冲击到部队,曾国华和沈空领导成员一起积极设法解决部队的供应困难,以免影响到部队的思想稳定和作战训练。沈空机关及军、师部队在黑龙江开辟生产基地,或在机场周围利用闲散土地种菜,养猪、养鸡等,仅一两年时间,部队的副食品供应就得到改善,从而减轻了地方负担,并用剩余粮食支援了地方。

  这一时期,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屡派飞机袭扰大陆。为了打击国民党飞机夜间低空侵扰,根据空军指示,在曾国华主持下,将沈空某高炮师探照灯、雷达以及陆军高炮部队沿辽东半岛大孤山至城子疃一线设防堵口,技术侦听部队上最前沿海岛侦听。曾国华反复强调:技侦部队要掌握好国民党飞机出动的情报,高炮、雷达、探照灯要搞好协同,加紧演练,枕戈待旦,有侵必歼。

  1960年11月6日晚,国民党一架P-2V低空侦察机刚入侵辽东半岛上空,被在这里设防的高炮部队击落。第二天,刘亚楼陪同罗瑞卿总长、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政委赖传珠来到现场。刘亚楼高兴地对曾国华说:东北总算有国土防空的战果啦!罗瑞卿在接见参战部队干部时说:昨天总理还问我,国民党飞机侵扰我们,空军怎么回事呀?晚上你们就打下来了,给空军争了气,给解放军增了光,我代表军委总部祝贺你们。他又对刘亚楼说:要好好总结经验。接着,空军在大连召开现场会,总结交流了这次击落P-2V的经验,表彰了有功人员。

  遵照空军党委的决定,为了加快飞行部队的发展,沈空依靠自力更生,先后组建了两个飞行师。之后,又奉命调出两个飞行师支援兄弟军区空军。在向外输送部队时,曾国华强调:不准留干部和技术尖子,缺的干部和技术装备要配齐,保证做到走者愉快,接收单位满意。在调出的部队中,也有曾国华当兵的儿子。部队首长建议留下,因为去新疆太远。曾国华坚决不同意:“小孩子当兵离家远点怕什么,留在身边没有好处。”他的儿子乖乖地和部队一起去了乌鲁木齐。

  1965年初,中央军委关于取消军队军衔制的决定开始实施,军队的干部级别要改定国家行政级别。干部部门转来空军对曾国华定行政7级的意见,他说:这种事只能听领导“打分”,总不能拿“老本”、“资格”去比去争吧。按当时规定,副军级、少将定7级,曾国华是正军级、中将,可以定6级甚至5级。但他坚持定7级,这样每月薪金将减少100多元。这件事在沈空机关成了干部改定行政级别的无声动员。有位正团级、上校部长说:我的薪金减少60元,看看曾司令,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身不由己卷入“文革”政治漩涡

  林彪对1964年全军大比武表示不满。1964年12月29日,林彪在与总政领导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工作可以冲击其他”,“各项工作要为政治工作让路”。这些话传到部队以后,作为军事一把手的曾国华就不再理直气壮地抓部队训练了,下部队也号召学毛主席著作,在机关则讲突出政治。

  1967年,中央军委指示: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沈空机关、部队在社会上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曾国华面对社会动乱、机关常被造反派组织冲击,甚至被“占领”的非常情况,一再要求军、师领导:部队“支左”一定要和大军区保持一致,否则,会把部队搞乱;作战指挥等要害部位不能被造反派冲击,否则,后果难料;对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有派性,否则必然被动。沈空各部队在“支左”中是团结的,内部是稳定的,保证了国土防空和战备训练的正常进行。

  1968年,沈阳地区实行“革命大联合”,建立“革委会”,社会上的斗争气氛有所缓和,但部队内部因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而紧张起来。机关一些领导干部情绪凝重,有一种近乎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3月,曾国华去北京参加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京第二天,谁也没有想到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突然发生。因为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曾国华和与会同志都很紧张,纷纷表态划清界限。吴法宪要求与会人员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历史都说清楚。曾国华在这些方面比较干净,不觉得有什么压力,但会上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心情沉重起来:一天中午,一位军区空军司令员回房间休息时见桌上有一纸包,就问服务员是什么东西,服务员回答说是毛主席像章。把“毛主席像章”说成“东西”,这位老红军顿感“有罪”,整整一个下午到处“请罪”,谁劝也不行,吴法宪出面劝说“不知者不为罪”也没有用。就因为一句无意之言,精神崩溃了。

  曾国华回到沈阳后,曾就这种不正常的事私下同参谋长王毓淮说,现在政治空气太紧张,办事如履薄冰,说话像过雷区,弄不好为一件事、一句话就可能完蛋。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也不再像1967年初面对群众组织冲击机关时那样临乱不惊、敢作敢为了,而是谨言慎行,谨小慎微,不出头,少露面,靠例行公事度日子。

  1968年冬,曾国华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才有了笑容。1968年底,曾国华到北京赴任,分管空军作战训练工作。1969年4月,曾国华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1969年10月,林彪向全军发出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曾国华和吴法宪一起坚决执行。他作为空军作战训练的分管者,组织司令机关调动全空军进入“战备状态”。

  为了尽快掌握全空军的部队情况,他用近一年的时间,将沈空以外的其他6个军区空军及其所属部队、基地跑了一遍,和部队领导干部交谈情况,听取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机关里,曾国华常去空军指挥所了解空中动向,掌握有关备战信息。他又和作战部长、训练部长保持密切联系,这两位部长每周都数次进出他的办公室,汇报情况,请示问题,商量改进工作的措施。每逢五一、十一节日集会,曾国华又在天安门城楼与空军指挥所保持联系,以警戒首都节日安全。

  1970年9月,曾国华去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他又听了吴法宪打的“招呼”,上次是“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问题,而这次是“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并说“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坚决粉碎他”。但是,没等轮上曾国华发言,会议风向就转了。事后,他还庆幸地说,我如果发言也讲错了。

  1971年,曾国华因频发心脏病,在医院治疗和休养了几个月。“九一三”事件后,曾国华因工作中与吴法宪走得较近,支持过吴法宪抛出的“两个一切”,曾和吴法宪执行过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又在中央全会上听过吴法宪的“招呼”,于1971年10月进空军学习班接受审查。1977年10月,曾国华因心脏病加重住院,12月31日突发脑梗,1978年1月3日在医院逝世。

  

《党史博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2008.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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