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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体育情结
文/伍绍祖口述 余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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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绍祖,少将,湖南耒阳人。1939年4月出生,1965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历任全国学联主席,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干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国防科工委司令部二局参谋,科技部二局副科长,司令部二局副局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政委,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等职;出任过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等职;当选过中央委员。现为全国政协常委。

  小平同志一直很关心体育,并多次给体育工作以指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游泳、打桥牌、看足球,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体育爱好者。20世纪70年代,小平同志在中央分管体育工作时提出,要把群众体育搞好;80年代给运动员题词,鼓励他们努力为国争光;90年代又关心申办奥运的工作。体育界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小平同志的理论,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也是一位全能的体育运动员

  小平同志从小就喜爱运动,直到90多岁仍坚持运动。他不怕风浪,在大江大海中游泳;不畏艰难,徒步攀登高山;不惧严寒,坚持冷水浴;坚持不懈,长年散步。

  他身板一直那么硬朗,精力那么充沛,就像一个钢打铁铸的人。好多人都惊叹这是一个奇迹。我曾认真学习了小平同志的著作和介绍他经历的书,发现这不仅因为他有超人的思想境界和革命意志,而且还与他终生坚持体育锻炼、磨砺自己的意志和强健自己的体魄有关。

  小平同志喜欢散步,工作再繁忙他也要挤出时间在户外走走。他散步有个习惯,走得平稳快捷,沉思不语,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党和国家的大事。即使在蹲“牛棚”的日子里,每天就寝前他也总要绕着小院子散步一个小时。他70多岁的时候还徒步登上黄山,使身边的很多年轻工作人员望尘莫及。晚年他常清早在邓家大院里散步,一次走12圈,一圈不落,也从不“偷工减料”,有时,还会带着小孙子一道走。散步前,他总伸伸手,弯弯腰,做自己创造的保健操,从头、颈、腰、腿直到脚,依次活动,合理地运动全身器官。

  小平同志从青年时就养成了冷水浴的习惯并坚持到老年,他借此来锻炼意志,增强体质,提高身体对复杂环境和生活条件的适应能力。这是一个革命者准备过艰苦生活的境界和情怀。

  小平同志年近80高龄时还常常对友人这样说:“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游泳能增强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抗寒能力,有助于改善心脏功能和循环功能,还能促进钙磷代谢和保持皮肤健康。小平同志一生爱好游泳,他在风浪中的磨炼,无疑锻炼了他的体质。在政治风浪面前他往往如履平地,同样地,在大海的滔滔波浪中,他也能劈波斩浪,沉着稳健,安详自得。他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80多岁的时候,老人还能坚持在北戴河畅游一个小时以上,你说这需要怎样的一种体魄?!

  他还说过:“我是用游泳锻炼身体,用桥牌来训练脑筋。” “我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游泳和桥牌,是小平同志的两大业余爱好。这种体力和智力的交替松弛和反复磨炼,增强了他的体质,也坚定了他的意志。小平同志打桥牌喜欢与高手打,他说这样即使“输了也有味道”。有一次,小平同志与胡耀邦、万里应邀参加在北京文津街俱乐部举办的“运筹和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在比赛中,我见他思路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出奇制胜。他凭借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力,始终掌握着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使对方以0比20VP败北。在打牌的时候,小平同志不拘小节,十分果敢,颇有大将风度,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颐指气使的影子。从打牌中也能看出他在处理政事中的宏观意识。打桥牌,是小平同志休息的一种特殊方式。他说,惟独打桥牌时,他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休息。

  1978年,几位科技界、教育界的桥牌爱好者写信给小平同志,希望把桥牌运动作为正式项目由国家统一搞起来。小平同志当即指示,“请体委考虑”。这样中国桥协便在1979年成立了。后来,为表彰小平同志为倡导桥牌运动所做的努力,世界桥联授予他荣誉勋章,中国桥协聘请他为荣誉主席。

  小平同志还喜欢玩麻将、下棋。有时候,他会在家里摆开“战场”,邀请嘉宾玩麻将。早年在戎马倥偬的间隙中,他常常会与战友们在棋盘上厮杀一通,以放松一下大脑。在国家博物馆有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它生动记录了朱德和彭德怀在棋盘上厮杀,小平同志站在一旁饶有兴趣地观战的情景。

  “我平生最喜欢看足球。”小平同志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他少年时期曾当掉外衣看足球。辞去领导职务以后,他终于有了闲暇,1990年世界杯足球比赛,中央电视台连实况带录像一共转播了52场,这位耄耋老人看了50场,真可谓过足了看球的瘾。小平同志一生爱看足球,足球也给他带来了一生的益处。看球赛,让小平同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精神更加振奋蓬勃,心情更加开朗乐观。小平同志也对足球工作提出过许多战略性的建议,比如“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等。

  从小平同志一生的体育实践来看,我以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方法简单易行,能够终生坚持。他总是因时因地选择体育项目,注重实效。无论是散步、爬山、游泳、冷水浴,还是打桥牌等,都是可以就地取材的项目,而且符合个人特点,健身效果很好。尤其可贵的是,他能终生实践“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坚持锻炼不辍,直至晚年。

  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这么注重锻炼身体?我想,这绝不只是个人的爱好、习惯,而是和他们远大的革命理想和抱负有关,和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有关,和他们艰苦奋斗的人生观有关。小平同志坚持锻炼身体,就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做事。

  让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这顶大帽子

  1977年7月的一天,小平同志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一场足球赛的看台上,在许多人眼里,这一天成为他再次复出政坛的标志。

  小平同志个人热爱体育运动,对于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体育工作,他同样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小平同志从来都主张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服务。对此,江泽民同志曾评述道:“……体育的中心任务、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人民身体健康。毛主席的方针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是一致的。”

  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主席就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指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体育工作的方向和根本任务。对此,小平同志深刻领会并认真执行。1952年,他为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后来,在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操办下,我国成立了中央体委(即后来的国家体委、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1954年国家体委在酝酿机关编制时,拟成立一个群众体育处,隶属办公厅。习仲勋同志在审定编制表时认为规格低了,说那怎么行?群众体育要独立成处。国家体委遵此意见修改后呈报时任副总理的小平同志审批。小平同志阅后指示说:不行,不能是处,要成立司。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国家体委才成立了群众体育司,中国才第一次有了政府部门职能司管理这个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大事情。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之时,小平同志就积极提倡和指导创建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和体育学院,批准扩大优秀运动员队伍和举行全国运动会,筹划兴建体育设施,经常亲临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并为获胜者颁奖。

  “过去西方有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的体育过去很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现在的体育,可以说完全是开始,开始搞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毛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也可以说是个群众运动,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小平同志后来这样向外国友人介绍新中国的体育事业。

  小平同志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尤其关心青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他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在这“四有”中,他把“有体力”作为为人民、为人类做贡献的基础。他曾经多次告诫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就是要加强学校的体育嘛!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1974年8月8日,小平同志在接见我国参加亚运会的队伍时强调:“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小平同志对体育工作的这些指示,成为我国体育战线的宝贵财富,指导着我国体育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多年来,小平同志不断地对体育工作给予关心和指示,体育发展很快。一次,他在会见体育界外宾时说:“过去我们是东亚病夫,以后要做东亚强人。”

  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加强体育工作,他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小平同志把体育作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示国家体委:“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进一步研究,提出方针,制订规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体育战线取得的成就,无不是邓小平理论指导的结果。

  
邓小平参加老干部“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


  1990年7月3日,年过八旬的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来视察刚刚为亚运会建好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前他亲自题写了中心的名称。当时,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亚运会的筹备情况,他想得更远一些,没有谈亚运会,却关切地问起另一个问题:“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我知道,小平同志早在70年代就表示过,中国应该办奥运会。但在亚运会还没有办完的情况下,是否申办奥运会,有些同志还有疑虑。由于小平同志的过问,促成了申办奥运会的决策,事后证明,申办奥运会是深得全国人民拥护的,群众热情很高,尽管申办之路出现过挫折。

  那次见到小平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一下车就说:“我这次来是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视察完后,他坚定地对我们说:“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的圆。现在有些年轻人总认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小平同志的这些话,给当时筹备亚运会的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

  北京举办亚运会期间,小平同志十分关心这一盛会,一顶印有中国国旗和奥运五环标志的帽子,他戴了很久很久。

  1993年9月,北京在蒙特卡洛仅以两票之差申奥失利后,小平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10月1日,我又见到了小平同志,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但要警惕有人捣鬼。”他告诫我,西方“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今年是小平同志百年诞辰。很巧的是,你采访的今天,7月13日这一天,与中国申奥的历史有关。三年前的今天,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庄严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最后归属是“北京”时,整个中国变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这个令国人激动而难忘的时刻虽然过去了,但我们无法忘记小平同志当初的提议。可以说,小平同志是新中国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会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巧的是,明天7月14日,是我的父亲伍云甫百年诞辰纪念日。

  灵活的体育辩证思想

  体育有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之分。群众体育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体育活动。竞技体育是指运动员所进行的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取得竞技比赛优异成绩为目的的训练、比赛等活动。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体育战线一直有争议的问题。小平同志在复出后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体育方针问题上强调了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阐明的,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体育也是这个问题嘛!没有广泛的群众体育活动,就没有雄厚的基础,好的选手就选不出来。当然,整个国家水平要提高,要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对立的统一。”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为体育后来的拨乱反正,确立正确的指导方针,奠定了坚实基础。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他把群众体育看做是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同时,他又十分重视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还题写了“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题词,对我国竞技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实践证明,竞技体育在新时期的巨大成就,影响并带动了群众体育的发展,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为此,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体委提出了全民健身战略和奥运战略,并要求在实践中把这两者协调起来。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提出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1995年又将这种思想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从而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是新时期体育工作在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取得重大成绩,从而完成增强人民体质这一基本任务的根本法宝,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基本方针。

  关于体育工作中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小平同志一方面指出:“你们有政治任务。不要只看到那么一个小球,一方面是打球,这个球中体现很大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他又顶住当时在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歪见,反问我们说:“输了球把整个国家都输了?”答案不言自明。如何看待和处理体育比赛中胜与负的关系,也是体育战线一个经常碰到的问题。他指出:“不要怕输,输了也没有关系,好好训练,主要是鼓足劲,打球越怕输越输,从信心上就输定了。心理状态不好,越怕输越输。”他曾鼓励我国出征亚运会的队伍:“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最主要的是要轻装上阵。”小平同志喜欢看体育比赛,他发现了我国裁判员和运动员的问题,于是就指出:“自己没有真本事靠裁判帮一手,结果,自己倒霉,不能进步。听说,外国运动员怕裁判。黄牌一举,是警告,红牌一举,滚蛋。在我国国内比赛听说是裁判怕运动员。”他告诫我们说:“我们裁判的问题很大,因为怕运动员,吹不好,害了哪个?结果是害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首先要教育我们的裁判。”“裁判不好,是降低我们水平,而不是提高我们水平。运动员不尊重裁判,也是降低我们的水平。这是使自己落后的最好办法。”小平同志的这些辩证的思想方法,不论是在体育战线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宝贵财产,我们应当学习、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较早地运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交往办法的可能就是体育战线了。1979年4月,国家体委根据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精神,派出中国奥委会代表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提出:只承认中国奥委会,台湾体育组织以中国台北奥委会名义留在奥林匹克运动内,但须易名、易旗、易歌、更改章程。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接受了我国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名古屋决议”,也叫“奥运模式”。正是因为我国进入了奥林匹克大家庭,我国的体育健儿才有了用武之地,才有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零的突破”,才有了后来汉城、巴塞罗那、亚特兰大、悉尼奥运会的辉煌战绩。我相信,这次雅典奥运会中国代表队同样会取得好的成绩。没有“奥运模式”,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政治的作用,这就是政策的作用。抚今追昔,当时的决策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在国家体委、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中,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决策过程的最后关头,是小平同志亲自拍板,力排众议,才一锤定音。所谓“奥运模式”,不是国际奥委会的恩赐,是当时的国家体委、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按小平同志指示,抓住当时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契机,运用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归根结底是小平同志理论的胜利。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使我国体育健儿在世界体坛上有了用武之地,使我国体育事业受益匪浅,全面走向了国际体育舞台。我们有了小平同志理论这个宝贵的财富,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1997年2月,小平同志病逝。听到这个噩耗,我的心情无比沉痛。2月21日上午,我在国家体委组织党组成员和部分老同志深切缅怀小平同志。在座谈会开始时,我提议“为小平同志默哀”。的确,没有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没有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他走了,却留下了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来源: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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