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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岚清回忆30年前“时髦”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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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连载《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本书是李岚清同志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撰写，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江泽民同志为该书题词：“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我们要沿着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开创的这条道路坚持不懈地奋勇前进。”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知，并运用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和历史图片，回顾了对外开放初期的有关重大事件，对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先进技术、兴办合资企业、利用国外贷款、改革外贸体制、引进国外智力等重大决策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作了详细的叙述，再现了国门初开的历史场景。以下节选自该书：
三十年前，日用品极为匮乏，我曾经特别注意过儿童玩具，好像在商店里主要只见过赛璐珞的洋娃娃，铁皮做的玩具小汽车，充气的气球和塑料鹅、鸭等。有一次，我想买一盏台灯，走遍了商店，只有三种，一种是样式非常古旧的绿色玻璃罩的，一种是伞形纱罩的，还有一种是“丁”字形的荧光管台灯，仅此而已。
手表虽然还不属于奢侈品，但要想买也不容易，因为首先要弄到一张手表票。我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坏了就修，修了再用，一用就是20多年。由于误差已“超标”，且外表已呈老态，本想更新一下。可一是怕弄手表票麻烦，二是仅有的几种国产手表样子大同小异，也就懒得换了。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生产了一种“双菱”牌手表，造型稍有新意，价格虽比老式手表要贵一倍，每块130元，但无需手表票，于是就买了一块。可时隔不久，看到商店里又出现一种电子表，没有表针，是液晶数字显示的，不但可以显示时间，还能显示日、月和星期。觉得挺新奇，而且每块只要70元，于是当即就买了一块。当时我想，把这块刚买的“双菱”表拿到寄售商店处理掉，还能回收几十元呢。于是就直接向王府井一家寄售商店走去。当我把手表和购表的发票给营业员看了以后，他问我是寄售还是要他们收购。我便问他寄售和收购有何区别？他说，寄售80元，收购60元。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指着发票对他说：你看，我是130元买的，用了还不到3个月呢。他说：“您讲的全对，可您不了解，‘双菱’在手表厂内部销售给职工，每块只卖70元，价格定高了，谁买？”经他一说，我全明白了，只好成交了这笔赔本买卖。可是赶“时髦”的代价尚未到此为止。
买的那块电子表起初还是挺引人注目的，可是不到半年，就“未老先衰”了，显示器越来越模糊不清，表壳的电镀层也跟着脱落。我记得还不到8个月就完全报废了。由于手表引起的这番经历，1983年我到天津工作时，知道天津有个大的手表厂，于是就促使我关注怎样能把手表几十年不变的老面孔给改一改？便带着这个问题到手表厂去调研。经过了解，发现这个问题固然有技术性的原因，但更多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如国外专业化分工很细，有的厂专门做表芯，有的专门做表壳，有的专门做表针和表盘，而且工艺设备先进，效率高，品种多，变化快。他们所谓的手表厂，主要是造型设计，装配，出品牌，销售。而我国的手表厂则是“大而全”，什么都干，再加工艺设备落后等等，人家一个厂一年出300多种款式的手表，我们三年出不了一种新表。然而，这些问题还比较好办，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最不好解决的是体制、政策和管理问题。例如，我到天津手表厂去调研时，发现手表生产原来是个“暴利”行业，手表的成本每块只有8元左右，而售价要卖几十元。这么大的利润，为什么工厂还没有积极性呢？原来所获利润绝大部分都上交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差，与工厂和职工关系不大。还有更不合理的是，由于手表是“暴利”行业，当时各地纷纷上手表厂，顿时五花八门各种品牌的手表在市场上纷纷出现，价格都比上海、北京、天津这些大厂的便宜。小厂低价销售，这些大厂能不能也降价销售呢？不行。因为这些大厂的价格是属于国家统一管理范围的，自己无权调节。这一下可坏了，地方小厂的低价手表占领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大厂生产的手表越来越积压滞销，陷于大幅减产、停产的困境。因此，这种管大放小的办法，造成了不公平竞争，弄不好就成了以小压大，以小吃大，“蚂蚁啃骨头”，使大中型骨干企业处于危险的境地。
这些看来似乎是可笑的怪现象，当时正是困扰我们的活生生的现实！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改革，只有改革。放开计划和价格管理，合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到国内外市场去竞争。这样才使它们起死回生，彻底改变我国手表工业的落后局面。当时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港、澳、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很大压力，毗邻香港的广东出现“逃港潮”。1978年广东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77.4元，一水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收入已达1.3万港元，差距上百倍。离香港最近的深圳的前身宝安县，从1951年封锁边境到1980年建特区前，外逃香港青壮年约7万人，撂荒耕地9万多亩，成为当时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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