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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任仲夷的最后日子
  
李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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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任仲夷在广州家中小院,对面是东湖


  一退到底

  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没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此时的任仲夷心脏每天早搏3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当时正是对特区非议甚嚣尘上的时候,之前他曾多次邀请邓小平来深圳,可都未能成行,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现在,突然间邓小平要来了,他的身体却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一个是特区构想的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总执行官,未能在深圳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1985年春节,老同学蒋南翔来到广州,任仲夷兴奋异常,陪着喝了几杯茅台,回到家竟然脑中风失语了。几天后,他的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中央正在酝酿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年轻化,他毫不犹豫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退休。

  辛苦了60年,整整一个甲子,他什么都经受了,什么也明白了。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办公。他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

  按惯例,他可以出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他主张一退到底,并提出自己回家办公。家里的住房一直是历届省委主要负责人居住的,尽管他祖孙三代住在一起也不算宽敞,但他还是要求把房子和院子隔成两套,自己只住其中的一套。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参加常委会。他说:“别人都说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那样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谁负责?”

  一个广州普通市民

  他家小院,面对着水波盈盈的东湖。院里有几棵半大的桂树和榕树,还养了若干盆五彩缤纷的花卉,满院芬芳,满院青葱,是休养身心的福地。生活一下子安静下来,没有了半夜令人焦躁的电话,没有了限时办理的急件,没有了“商”和“私”、“雇”与“股”、“社”与“资”等字眼的碰撞和争论……与老伴聊聊天,与儿子泡泡茶,抱抱呀呀学语的孙子。对这个家庭,他真是亏欠得太多了。

  夫人王玄1952年就担任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可之后的30多年里,跟着他从黑龙江到辽宁,再到广东,永远担任着副市长职务,她也许是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副市长了吧。

  大儿子任念崎,生下来就寄养出去了,一直默默地在一座北方城市的最基层工作到退休。二儿子投胎后,王玄屡屡吃奎宁想打掉,可谁知这小子命硬,竟然健健康康地出世了,所以取名任克宁。三儿子生下后,夫妻两人正是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总感觉是一个累赘,便取名任克雷。这兄弟两人大学毕业后都在国有单位上班,没有一个仰仗他的地位升官发财的。

  每天早晨6点,他就起床了,戴着鸭舌帽,穿着夹克衫,手拿收音机,踩着熹微的晨光,在东湖边的玉兰树下散步,边走边听,像一个散淡的退休工人。中午和下午,是在家里会客和外出开会的时间。他特别愿意参加艺术界和思想界的各种聚会,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他总是有请必到。

  后半生注定是广州人了,任仲夷开始用百姓的眼光和心情,去关心这座城市了。一次,他给广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写信:“我从机场出来,一路看,一路心情沉重,高架桥灰黑灰黑,确实很难看。这方面上海做得很好……我们要争取将‘如此多桥’变成‘如此多娇’。”很快,经过美化、绿化、亮化的数十座立交桥变成了广州市的一道道风景线。

  上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霍英东在南沙的开发举步维艰。任仲夷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沉思良久,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写了一封信:“南沙不仅是番禺的南沙,也不仅是广州的南沙,南沙开发搞好了,很可能是广东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久,李长春亲临南沙调研。接着,省委、省政府做出了全力支持南沙开发的决定。南沙成为广东新世纪以来鲜亮的焦点之一。

  1998年9月,任仲夷到省眼科医院看眼疾,电梯口挤满了人,秘书要给院方打电话请求帮助。他摆摆手严正地说:“不,不要!千万不要!”原来,前一段时间他住院治疗,一位中央领导路过广州专门去看他,保卫部门把电梯控制了,不让外人使用,曾惹起怨言。为此事,他常常心有愧疚。秘书说:“那怎么办啊?”任仲夷挥一挥手杖,乐呵呵地说:“自己的事自己干,爬楼!”就这样,84岁的他,借助拐杖,用了半个小时,一步步地爬上了17层高楼。

  参加党代会最多的正式代表

  常常地,他感觉自己还年轻呢,风风火火,从没感到累过。他越来越有着一种强烈的感觉,他需要表达一些什么,坚持一些什么,才能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这个民族。

  本来,作为一个退出政治舞台的耄耋老人,他已经不会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全国党代会了。但他却屡屡破例,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几乎难以超越的纪录。

  “十三大”召开(1987年)之前,他早已卸任。按照惯例,组织上没有把他列入“十三大”代表候选人名单。按程序选举时,不知谁提议,广东的代表里不能没有任仲夷。于是几百人纷纷响应,联名写信推荐。他就这样进入了候选人名单并全票当选。以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也都是以高票当选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1949年之后的历届党代会,除了“九大”之外,他全部参加了。“九大”召开时他被关在牛棚,因为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曾说:“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难道就不发展了?”“九大”的缺席,恰恰证明了他政治思想上的清醒和坚定。

  作为一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多么希望这个党能健康地成长壮大啊。每一次开会,他都要大胆建言,语出惊人。

  1987年的“十三大”上,他在审议报告时,认为没有提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妥当的。因为计划经济正面临着瓦解。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作为其主要内核的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必须要提前加以重视的。后来报告审议稿特意加上了一句“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即使在平时,他也常常大胆建言。对一些干部把领导称为“老板”,群众把官员称为“父母官”,他极其反感。1996年10月,他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题为《各级干部决不是什么“父母官”“老板”》的访谈录。他说,这把干部与群众的两者关系完全颠倒了,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儿子,决不是“父母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决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是什么“老板”。他越讲越激动:这些人忘了,他们的权力从哪里来?是人民给的!我们常说的民主民主,应是由民做主,而不是为民做主。

  越加锋利的真理之牙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说着,目光焦灼。

  邓小平在1986年就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较慢。

  此时的任仲夷,虽然身体已全面衰退,他那衰竭的大脑却像一架沉重的机器,吃力地运转着,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苦苦寻找着落后的根源和光明的前途。他似乎听到了远处深厚的声音,那是天籁,那是民意,那是文明的大道,那是这个民族的明天……

  2000年8月,他发表了《任仲夷纵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文,除呼吁应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外,还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及民主集中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无不别具新意,动人视听。

  2002年,他在《同舟共进》杂志刊出了两篇重要文章:《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再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任仲夷认为,人的认识,都是客观外界各种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凡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现象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正确思想被群众掌握,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大大地推动历史前进,而错误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众,也会形成物质力量,成为历史的反动。

  这一年,他的最后一枚真牙也拔除了。他的牙没有了,但他的真理之牙却愈加锋利了。咬定青山,永不松口。

  这一年,他还嘱人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写着“是是非非”。第一个“是”和第一个“非”作动词用,解释为敢于肯定对的,敢于否定错的,敢于“是是”,更敢于“非非”。他说,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都是“是是非非”的过程。

  这一年,89岁的他买了一台大屏幕电脑,他要借助互联网阅读一些内地报刊看不到的东西。他每天用放大镜对着屏幕看新闻。后来视力不行了,就将两个放大镜重叠捆绑在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他不得不承认,对这个世界,他越来越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的视力已经彻底衰退了。

  政治家的遗言

  任仲夷去世的前一年,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拜祭了一下祖坟。他已经60年没有回家了。那是河北省邢台市威县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北方式的意识,北方式的落后。他的心里酸酸的。

  他的老家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县城里展览馆宣传的还是传统的那一套。殊不知,这些100多年前的乡民们,他们是英勇的,爱国的,却往往也是愚昧的,封闭的,有的人甚至诅咒现代科技文明,盲目排外,他们代表的只是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县领导希望他题词。他想了想,沉重地写道:“切记落后就要挨打!”

  村里的小学太破了,他决定捐出10万元。陪同的县、市负责人也纷纷表示捐款,重新盖一座新小学。大家都说,当然应该叫“仲夷小学”了。可任仲夷坚决不让,他说还是叫“务实小学”吧。

  任仲夷曾说:“人是呱呱地生,快快地长,慢慢地老,悄悄地去。”对这个即将离开的世界,他有着太多的热爱,也有着太多的无奈。他常说,自己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达观。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面对着眼前触手可及的死神,他也一如往常地平静。他说,每次向别人作遗体告别时,就难受一次。人去世了,就没有知觉了,向死人告别,让活人难过,这个做法该改一改了。自己的丧事要一切从简,发个讣告,告知亲朋好友,或举行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就可以了。悼念仪式的气氛不要搞得那么沉痛,要轻松些,不要让大家难过,让大家保重身体,好好地活着。

  他与大儿子谈孙女的教育:“心里要有是非标准,心中要有真理,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有真理存在的。叫她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对二儿子和儿媳交待的是在美国上学的孙子:“不仅要以外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还要学会用美国人的眼光看美国,这样有利于中美两国的沟通和往来。”他拉着三儿子的手深沉地说:“你除了抓好企业外,抓好经济外,还要多从政治上关心国家的事情啊!”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悄然去世。令人万分惊奇的是,1980年的这一天,竟然正是他来广东上任的日子,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的通知,掌声雷鸣,笑声震瓦。这期间,不多不少,正好是25年——四分之一世纪。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3期)

  ■链接 任仲夷,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威县。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下放农村劳动。1972年重新工作,任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后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78年,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两篇理论文章。1979年,大胆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1980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1年,他从实际出发,“冒死挺进”,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1982年,果断提出坚持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1985年9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5年11月15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2岁。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责任编辑: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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