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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人口和职工
苏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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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为此,成立中央精简小组,杨尚昆为组长。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多次谈到要系统地谈谈精减城市人口问题,但是,他当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写好《回忆录》第一册(即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精减城市人口问题一直排不上日程。为了帮助他回忆,我根据他平时的谈话,并收集了一些资料,整理出一份素材请他审阅。他看得很认真,在材料上画了许多标记,对我说:“你整的这份材料有用,它勾起我很多回忆。让我准备准备,等忙完了这一段,系统地讲一讲。”遗憾的是,《杨尚昆回忆录》第一册内容基本谈完以后,他又忙着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和彭德怀百年诞辰的3篇文章,详细谈精减城市人口问题的承诺始终未能实现。

  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杨尚昆一生中完成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现在,根据他审阅过的那份材料,将杨尚昆主持中央精简小组工作情况简述如下。

  杨尚昆又一次当了“听用”

  杨尚昆说:“我多次讲过,我这个办公厅主任是个‘听用’。没有明确由谁管的或是谁也不愿管的,但又必须有人管的事情,都会落在我头上。比如,三年困难时期,要精减城市人口,就不知道为什么也要我去管。精简工作本来是习仲勋、安子文他们在抓,习仲勋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他们抓精简,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出乎意料,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1月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部署精兵简政。会上,周总理指定以我为主组成一个小组,指导全国精简工作。你说怪不怪?当时我想,这是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的决定,明知工作艰巨,困难重重,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也只能服从分配,把任务接下来,尽力而为之。”

  动员安置2000万城市人口离开城市返回农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周总理说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国大搬迁。彭真说,即使最讲服从命令的军队,把一两千万军队从这个战线调到那个战线,也不容易。但是,这项任务居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杨尚昆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样的奇迹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能出现。当时我们告诉回乡的职工,一旦国家形势好转,将优先把他们请回来。但是,时隔不久,一场‘文化大革命’搅乱了整个中国,国民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一部分重新进入城市,更多的人被吸引到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贯彻“八字方针”,压缩城市人口

  杨尚昆说:“现在50岁左右的人对三年困难时期恐怕记忆犹新。那时几乎人人吃不饱饭,许多人身患浮肿,一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那几年,困难到什么程度?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什么都要凭证,全面计划供应。每人的粮、油定量都要砍一刀。1961年,北京市每个居民只发3尺布票。彭真解释说,3尺布票做衣服当然不够,是让大家买点布打补丁用的。3尺布还不能全部用来打补丁,因为你买1条毛巾,也要收你几寸布票。那时真是困难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酝酿于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精神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总理在审阅这个报告时认为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的这份报告。但当时提出调整国民经济,出发点仍然立足于继续“跃进”,因此,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1960年8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减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战线。一个月以后,中央批转了习仲勋《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并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由安子文、习仲勋、马文瑞、钱瑛、刘仁组成,安子文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统一领导精简工作。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但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并未根本克服,全会以后,“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仍然执行不力。

  4个月以后,1961年5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又一次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作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他说,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如何压法?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3个人的饭3个人吃,不要5个人吃。陈云着重讲了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供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对此,杨尚昆感慨地说:“那时我刚刚从河北徐水、安国等地搞农村调查、宣读《人民公社六十条》回来,当地农民口粮每人每天一般不足1斤原粮,加上在食堂吃饭浪费多,社员吃不饱,特别是主要劳动力吃不饱是普遍现象。因此,我深深体会到陈云同志这篇讲话讲得深刻,讲得及时,真正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这次工作会议结束以后,精减城市人口工作开始认真地抓了起来。

  1961年8、9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第二次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重要意义的认识,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真正开始。庐山会议最后一天,10月6日,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对八届九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指标作了很大的调整。比如钢,从原定1961年产量为1900万吨猛降为850万吨。

  当时,由于被动员回乡的大多是因为“大跃进”进城不久的新职工;同时,当时城市供应比较困难,农村的粮食、副食品可能相对地比城市反而宽松些,阻力比设想的要小,因而,精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1961年全年精减职工873万人;城市人口减少1000万人左右,减少粮食销售40亿斤。

  七千人大会

  庐山会议后,“八字方针”开始得到贯彻,但经济形势仍未摆脱困境。不久,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反华升级。国际、国内形势使党内出现新的思想动向。一些同志为了回击国外反华势力对我的攻击,主张拼命也要赶英超美,急躁情绪又滋长起来;更多的同志,主要是县和县以下基层同志,对于上级领导的主观主义、高指标、瞎指挥存在埋怨情绪,要求发扬民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扭转困难局面。中央考虑了这些情况,在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酝酿召开一次扩大到有县一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这个精神,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12月20日先召开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1962年1月再召开一次扩大到有县级领导干部和重要厂矿、企业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后来的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7118人。七千人聚在一起开会、议事,这在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个创举。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告里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文字不多,但分量很重,明确指出,精兵简政问题是当前调整工作中的“首要问题”。

  杨尚昆说:“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会议开了半个多月,已临近春节(2月5日),大家都觉得该结束了,纷纷要求同中央领导同志照个相。1月28日,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和工作人员共8000多人,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后厅外的草坪上,分7次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合影。从下午2时开始,到3时40分结束,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地照了相。这么多人合影恐怕也是古今中外空前创举。”

  但是,会议没有结束。许多人反映,想说的话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还有人反映,小组会上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等等。这些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1月29日,毛泽东就在大会上宣布,要 “趁热打铁”,让大家把话说完,会议延长到春节前闭幕。话音一落,全场热烈鼓掌。为了防止小组会上压制民主,中央几位常委分别下到各组会场坐镇。刘少奇去了安徽组,周恩来去了福建组,朱德去了山东组,陈云去了陕西组,邓小平去了四川组。由于有中央领导同志在场,会议气氛顿显活跃。地、县一级同志纷纷向省委或直接向省委第一书记提意见。2月1日,毛泽东又决定,会议再延长几天,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完,痛痛快快地在北京过个春节。2月7日,周总理在大会上讲话,他提出克服目前困难八条办法。其中第一条就是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他宣布:“中央决定,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简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简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周总理讲话以后,大会闭幕。

  会议期间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讨论稿)》,听取与会同志的意见。1月17日,又由杨尚昆主持讨论了习仲勋起草的《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会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

  七千人大会期间,杨尚昆白天参加会议,晚上要听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还要处理日常事务,每天搞到深夜,连续20多天,实在支持不住,最后终于病倒了。大会结束后,经中央批准,杨尚昆离京去外地休息了几天。2月19日,杨尚昆又匆匆赶回北京,准备参加2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他身体仍然疲乏,勉强支持着。

  西楼会议和中央精简小组正式成立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刘少奇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时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指出,现在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三年恢复的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恢复经济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减少城市人口,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无论从临时办法看,还是从长久考虑,都必须如此。陈云认为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当时是非常时期,既然是非常时期,就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

  减少城市人口,既然是看准了的克服困难的根本措施,当然就必须坚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西楼会议期间,2月22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小组。小组由杨尚昆、习仲勋、谢富治、张启龙、马文瑞、章夷白、高云屏、童小鹏8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中央精简小组在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有关全国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中的日常事务,随时向中央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原由安子文任组长的中央精简五人小组即行撤销。

  2月27日,中央精简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建立日常工作机构,设立办公室,日常工作由马文瑞负责;同时决定组织6个小组,分别去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各大区深入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与此同时杨尚昆又要中央办公厅派出两个组,在南、北方各选一个工业比较发达的中等城市,考察“八字方针”贯彻落实情况并着重了解精减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几天以后,由群众工作组组长王愈明和工业组组长贾步彬各带一个组分别到了无锡和石家庄。

  当时,各地、各部门总的来说对精减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决心不大,行动缓慢,存有幻想。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对中央精简小组的工作抓得很紧,而且越来越紧,越来越具体。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反复阐明精简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精简工作中的各项政策。

  当时,在一部分干部中,确实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主要是认为“形势在逐步好转,多用点人没什么”。“减人减过头了,生产受到损失,工作也削弱了”。“把成千成万职工送回农村是不是共产党依靠工人阶级的政策变了?”等等。杨尚昆说:“我在干部中反复解释,特别是针对党要依靠工人阶级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搞清楚,依靠工人阶级不等于职工队伍越大越好。工人阶级这支队伍的大小,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当前我们国家的情况,队伍大了,人员多了,首先就要多吃商品粮,农民负担不了,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很多人吃不饱,害浮肿病,就会影响城乡关系。工业内部关系不协调,也会给市场、财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这些对工人阶级都是不利的。因此中央决定减人,正是为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正是更好地依靠工人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依靠本阶级,永远不会改变。”

  五月工作会议为精简工作打开局面

  西楼会议两个月后,1962年5月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五月会议),刘少奇主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根据西楼会议确定的原则,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尖锐地指出:一般来讲,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好的,人民是团结的。但是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形势就那么好呀?基础不巩固,在困难的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情况明,思想通,决心才能大。要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以上,两年或两年半完成。

  会上,邓小平把调整经济、精减人员和加强农村的生产队、发展农业生产并列为当时的两项中心工作。他说,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情不能够抓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两件事越抓迟了越不利。刘少奇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强调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这件事行动要迅速。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指挥部,要和中央精简小组经常通消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怎么样,要立即妥善处理。他还说,许多事情,光精简小组负责不了,因为这不仅是精简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他说,我觉得减少2000万人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把调整工作、精简工作做好,要有更大的本事。

  5月11日,周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减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基础。现在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要超过1000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争取超过2000万人。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族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了立即行动,会议决定,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正式下发以前,先把周总理在会上讲话要点带回去,作为工作的依据。

  5月14日,中央书记处举行报告会,由李富春、李先念向北京党政军15级以上干部传达五月工作会议精神,听报告的有28000余人,主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还有8个分会场听同期录音,声势空前。21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并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要求向广大职工、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农村干部和农民进行普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接着,5月27日,中央发出在七千人大会时起草、会后反复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提出全国职工人数应当在1961年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的1.2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包括从城镇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内),同时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文件发出前,5月24日,周总理还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门党外负责人会议,向党外干部详细介绍了即将发出的《决定》,并说明《决定》之所以提高了原来确定的精减指标,是为了进一步减轻农业生产对城市供应的负担,减轻对农民的压力,缓和市场供应紧张。他强调只要我们全党、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一条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久,各地纷纷报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计划:精减职工分别为华北150万人,东北180万人,西北88万人,华东248万人,中南200万人,西南171万人,预计全国共精减职工1037万人;减少城市人口分别为华北320万人,东北410万人,西北198万人,华东470万人,中南400万人,西南124万人,预计全国共精减城市人口1922万人。各地报来的数字,接近中央的要求。

  五月会议以后,精简工作与国民经济的调整特别是工业的调整和企业的关、停、并、转结合进行,决心大、方法对、行动快。到1962年10月,大中城市和重要企业减少职工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或者接近完成。1962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总数为11659万人,与1961年底的12707万人比,减少人口和同期内自然增长以及其他增长因素相抵后,实际减少1048万人;农村人口总数为55636万人,与1961年底的53152万人比,增加了2484万人。从1963年开始,精简工作进入扫尾阶段,中央精简小组的主要工作转入政策研究和劳动工资安排。

  1963年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由中央精简小组起草的《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减任务的决定》。《决定》说:“现在全国职工还有3260多万人,城镇人口还有11800多万人,同目前的经济水平和生产任务比较,还是多了。”“1963年全国必须减少职工160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800万人。”《决定》还提出:“随着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在减少大量职工以后,我们有可能拨出一部分钱来调整职工的工资。”这个文件后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于3月3日正式下发。调整工资的范围是工人和行政18级以下干部,调整面为45%(后落实为40%)。执行结果是,1963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41元,比1962年的592元,增加49元,增长8.3%。

  3月15日,杨尚昆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一级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请周总理作关于中央精简工作的报告。周总理要求精简任务必须限期完成,以利于从8月份起开始调整工资,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新的发展基础。总之,精简工作必须抓到底,决不能草草了事。

  在企事业精简工作取得预定的效果后,中央精简小组开始腾出手来抓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进一步精简工作。1963年3月27日,中央批转了中央精简小组《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编制进一步精减调整的报告》,提出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中央机关行政编制总数,拟在目前实有50900余人中再精减4900人,即编制总数控制在46000人以内,比1960年6月底精减前的67200余人,减少21200余人,减少31.5%。

  到1963年6月,同1961年1月比,全国职工总数减少了1887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平稳、顺利、提前、超额完成了这项几乎震动全民族生活的特殊任务。1963年7月31日,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至此,全国性精简工作基本结束。

  精简工作基本结束以后

  全国性精简工作基本结束以后,中央精简小组并未立即解散,而是继续工作,不定期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政策,指导各地各部门妥善处理精简工作中遗留的和精简工作结束后出现的各种问题。直到1964年7月,中央精简小组还召开会议,讨论城市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杨尚昆说,“1964年9月,我准备去陕西搞一期‘四清’,临行前,我给小平、彭真写信,交代我离京后的工作,还特别交代‘精简小组还有一些善后工作,可由富春同志兼顾’。20年前,李富春去东北,他把中办的工作交给我;20年后,我去陕西,又把精简工作交给他,想起来也很有趣。当然,我交给他的是临时任务。”

  精简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到1963年底,全国城镇人口总数1.16亿人,工业劳动者人数1600万人,分别比1961年底的1.27亿人和2200万人净减1100万人和600万人;乡村人口总数5.75亿人,其中农业劳动者2.2亿人,分别比1961年底的5.31亿人和1.97亿人净增4400万人和2300万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城乡人口比例、工农业劳动者比例趋于合理。由于城镇人口减少,粮食购销量相应减少,农民留粮水平有所提高,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3年,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与1959年产量持平,比1961年的2950亿斤,增加450亿斤。

  大规模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已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一句话,农村养不起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城镇人口只好倒流回农村,别无出路。杨尚昆说:“回顾30多年前这段历史,几千万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浩浩荡荡地从城市退回到农村,不能不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困难的决心、力量和勇气。”他强调:“当时精减回乡的职工,无论以后重返城市或留在农村,都是做出了贡献的。”

  历史证明,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精减城市人口起了关键作用。那时,杨尚昆协助周总理宵衣旰食,殚精竭虑,终于按时完成了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这项攻坚任务,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为我国平稳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百年潮》(2008.10)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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