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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三”结缘的第六十三军首任军长郑维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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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青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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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山的一生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生病住院时对护士风趣地说：“我这辈子不知为什么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过了三次雪山草地，三次与红军主力会师，当了三纵队司令员，三次进军大西北，打了三只‘老虎’（即陕军的‘王老虎旅’、傅作义的‘虎头师’、抗美援朝时南朝鲜军的‘白虎团’）。这次住院恐怕又要打三大战役：核战争（放射治疗）、化学战（化疗）、细菌战（预防感染），我要主动配合你们治疗，争取打个大胜仗噢！”
三过雪山草地和三次亲历红军主力会师
许多红军都是过一次雪山一次草地，即便是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大多也只是过两次雪山三次草地，而郑维山却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
郑维山第一次过雪山时，已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了。需要说明一下的是，郑维山，１９１５年出生在湖北麻城乘马岗区（今属河南新县），１９３０年入党，并于同年参加红军。
１９３５年初，红四方面军决定回师川北，西渡嘉陵江迎接中央红军。红八十八师奉命攻打老官场、红山，保证主力部队过江。红八十八师在师长熊厚发和政委郑维山的指挥下，攻下了这两个要点。接着，连克中坝、茂州、威县，控制了文镇关。４月中旬到达岷江东岸重镇汶川。
１９３５年６月，熊厚发率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与红三十一军一起，在理番地区与国民党军鏖战；郑维山则率红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二六八团由汶川继续西进，迎接中央红军。此时，中央红军已成功飞夺泸定桥，部队正在翻越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中央红军正在翻越夹金山这一消息，是由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到达汶川时带来的。李先念对熊厚发和郑维山说：中央红军已在泸定桥突破天险，渡过大渡河，正向我们这里前进。我此次来，是带你们师两个团和红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一部，西渡岷江，经懋功南下宝兴、芦山、天全，去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就这样，按照分工，郑维山带两个团从汶川西进，迎接中央红军。从汶川到懋功，行程１６０多公里，中间崇山峻岭极多，其中有一座叫红桥山的大雪山，高达四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部队到了红桥山脚下后，郑维山让部队做好了翻越雪山的准备工作。衣服、烈酒、辣椒多带些，这是御寒之物；拐棍也带上，这是爬山借力之需。
雪山上的天气变化莫测。开始爬山时，万里无云，骄阳似火，战士们挥汗如雨。当爬到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山谷中涌出乌云。顷刻之间，瓢泼大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砸将下来。郑维山让战士们用斗笠盖住头，继续前进。将到山顶时，大雨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飘落下来。
这时，李先念对郑维山说，要鼓舞一下士气。于是，郑维山让二六八团团长熊德臣组织几名宣传员，站在雪地里，告诉大家：“翻过雪山就见到中央红军了！”
就这样，部队继续向山顶前进。不知过了多久，前面传来了欢呼声：“出太阳了，出太阳了！”
下山时，郑维山率领指战员们迎着刺眼的雪光，“滑雪”而下。部队终于翻过了雪山，但许多人得了雪盲，一时间，什么也看不见了。
随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二六八团和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夹金山、红桥山两山交汇的谷口会师了。
６月１３日，按照商定方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八十八师在懋功城举行联欢会。郑维山奉李先念指示出席联欢会，并代表红四方面军致欢迎词。
郑维山第一次过草地是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２日至８月２６日。此前，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并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北上抗日。郑维山率领红八十八师两个团配属红一军团，在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指挥下，拟打松潘，直出甘南。但是，当张国焘得知红一方面军兵力不足三万人后，便产生了非分之想，迟滞了行动，使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抢占了松潘，红一军团不得不改道北上。
８月中旬，部队来到毛儿盖集结，并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遇到了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地。８月２２日，郑维山率领红八十八师（欠二六三团）穿越水草地，经过艰难行进，终于在８月２６日走出了大草地。
刚闯过大草地，便遇到了敌人。原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发现了红军北上，立即命令第四十九师由漳腊向包座疾进，企图阻挡红军北上。
包座分上、下包座，位于四川松潘北部、班佑以东，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该地群山环抱，地势险要。红军只有消灭包座的国民党军，才能北上，不然只能退回草地。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红四方面军承担。经过激战，红军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一个师全部歼灭。
包座战斗的胜利，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但是，此时张国焘却令红四方面军“回过草地，南返川西”。
也就在这时，郑维山得了伤寒，发高烧昏迷不醒。等郑维山稍微清醒些的时候，自己已被抬出了草地。
“不是过了草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郑维山问抬他的两名战士，两名战士也说不清楚。郑维山第二次爬雪山是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此时，张国焘已在卓木碉另立了“中央”，并且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
１０月２０日，红四方面军制订了夺取天全、芦山、名山、大邑等地的作战计划。
１０月２４日，郑维山和红四方面军６个军８万兵力一起，翻越了夹金山，并指挥红八十八师在半个月内和兄弟部队一道，向宝兴、天全、芦山发起了猛烈进攻，歼敌１万余人。
红军的攻势，让蒋介石和川军刘湘大为惊恐，急忙调集２０万兵力参战。
１１月１３日，红四方面军集中１５个团的兵力，从五家品向朱家场、太和场发起进攻，并占领了名山县东北重镇百丈。
百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隘口。它位于雅安通往成都的公路上，北边是邛崃山，南边靠着岷江。红四方面军攻占百丈后，接连打退了国民党军六次反扑。随后，部队沿着百丈通往邛崃的大道边打边前进。
然而，形势并非顺着红四方面军的攻势走。１１月１９日拂晓，国民党军的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红四方面军所占领的阵地发起了反扑。经过七昼夜激战，红四方面军共歼国民党军１．５万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达近万人。这一仗，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被迫翻越终年积雪的折多山，又重新退回到甘孜、懋功。这一次，是郑维山第三次过雪山。
三过雪山之后的郑维山，迎来了与主力红军的第二次会师。
那是１９３６年６月，郑维山奉命率红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从甘孜进至绒坝地区，迎接作为左纵队行动的红二军团。６月２２日，作为右纵队行动的红六军团，已在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师。
接到命令后，郑维山心里挺高兴，但也犯了难：部队物资严重匮乏，６月天了，战士的单衣都无着落，粮食更是没有，只能靠野菜充饥。拿什么东西向兄弟部队表达心意呢？
“到草原买一批牛羊来慰劳老大哥吧！”二六五团团长周洪坤建议道。郑维山表示同意。
就这样，二六五团派出了小分队，进入藏区。几经周折，终于筹集购买到了大批牛羊。
除此以外，郑维山还让部队开展织毛衣活动。郑维山知道，两支主力红军会师后，一定要北上，还要过草地。郑维山说：人手两件，一件自穿，另一件送给红二军团的同志，作为会师北上的礼物！
６月３０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到了绒坝，与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会师。
７月上旬，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贺龙、关向应等一起同张国焘进行斗争，再加上党中央的再三督促，张国焘被迫同意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
郑维山和熊厚发带领红八十八师经过２０多天的跋涉，于８月初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这就是郑维山第三次过草地的经历。
随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岷洮西战役，夺取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洮）、西固地区，打开了进入甘肃的通道。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别在甘肃会宁县和静宁县将台堡胜利会师。郑维山参加了在会宁的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庆典。这也是郑维山第三次亲历红军主力会师。
至此，郑维山三爬雪山（红桥山、夹金山、折多山），三过草地（往返班佑、巴西至包座之间、甘孜至包座之间），三次亲历红军主力会师（懋功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绒坝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宁的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故事应该讲清楚了。
华北三纵司令员和六十三军首任军长
１９４７年６月，郑维山出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后来，晋察冀野战军改称华北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同时改称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是郑维山，政委是王宗槐。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隶属第二兵团建制。
平津战役第一阶段先行开始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６日，郑维山接到命令，率三纵北上，抵达涞水、涿县以西地区集结待命。
此时，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自知华北会战在所难免，是守是撤举棋不定。因此，他将平津前线的５０多万军队加以收缩，摆成东西长达５００多公里的“长蛇阵”。具体部署是：把蒋系部队配置在南口以东，傅系部队配置在平绥线上，而自己起家的第三十五军则留在北平附近作为机动兵力。傅作义这样部署，可谓用心良苦，可守可逃，必要时还可以蒋系向南、傅系向西分路逃跑。
针对傅作义的“守”、“逃”、“分逃”方案，毛泽东作出了“抑留东北，分割包围，就地歼灭”的作战方针。
１２月６日，郑维山率三纵北上，进至巩山堡与涿鹿之间，与兄弟部队一道，实施毛泽东的“分割包围”战略，包围新保安。
驻守新保安的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这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把这支部队围起来，然后将其困死，傅作义就不会跑了。
１２月８日，郑维山率领的三纵和曾思玉率领的四纵把新保安包围了起来。其实，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是可以在１２月６日撤走的，但该军军长郭景云却目空一切。郭景云说：“我们有足够的汽车，共军即使有小量部队袭扰，也难以阻挡。再说，我们来时，一天就赶到张家口，回去还能要两天不成？！”结果，到了８日下午，郭景云的三十五军被郑维山的三纵和曾思玉的四纵围得水泄不通。
此时，郭景云方知大事不好，连忙命令十二旅突围，但突围无果。战至天黑，三十五军全部猬集于新保安城内。
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心肝宝贝。三十五军被包围，傅作义不会不管。这一点，郑维山凭借多年的作战经验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于是，在包围新保安之前，郑维山就特意派出侦察班，沿洋河南岸向东侦察，并吩咐他们特别注意土木方向的敌情。
１２月９日上午１１时，郑维山接到侦察班报告，“土木方向有动静”；下午３时又接到侦察班报告，“有大股敌行军纵队，在土木以南沿洋河以北乡村土路上向西运动”。
郑维山判断：这很可能是接应三十五军的！于是，郑维山打电话给四纵司令员曾思玉，通报了情况，并询问：“沙城地区有无我们的部队？”
曾思玉回答：“沙城地区没有部队。四纵的任务是全力阻止三十五军东逃。”
郑维山一听，急了，原来新保安以东还有一个小空隙，这意味着西进的国民党军可以毫无阻挡地靠近新保安，直捣东部的解放军后方。
郑维山当机立断，命令九旅及七旅一个团共４个团按原定部署继续包围新保安，九旅抽一个团作为围城第二梯队，纵队主力立即出发，迎击西进之敌。与此同时，郑维山向兵团首长报告了作战行动。
救援三十五军的一○四军受到解放军的阻击，这可急坏了傅作义。傅作义命令在一○四军后面跟进的十六军迅速投入战斗。下午５时，傅作义的两个军进行了疯狂冲击，但郑维山率三纵奋勇阻击。三纵主力在碱滩、马圈与傅作义派出的增援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第一、二线阵地被敌人突破，又被三纵夺回。经过多次反复，碱滩、马圈成了一场血与火的拉锯场。与此同时，三十五军也向东门和西门突围，与围城部队展开激战。
形势逼人，郑维山给九旅副旅长杜喻华下了死命令：“碱滩、马圈绝不能丢！”
杜喻华在九旅指挥所里接到命令后，立即把第二梯队从碱滩南北两侧全部投入到反冲击战斗中。１２月１０日，四纵一部分兵力也加入了战斗，猛攻一○四军的侧背。这一下，傅作义的援军首尾不能相顾，纷纷向东溃退。此时，尽管三纵八旅阵前出击能够歼灭逃敌，但郑维山觉得当前态势不能贪图眼前小利，遂立即命令八旅停止追击，连夜回师包围新保安。
郑维山的擅自行动，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更好地保证包围新保安的三十五军。中央军委也看到了郑维山的功劳，次日通电平津战场予以嘉奖。电文称：“新保安敌三十五军９日数次向东猛突，均被我击退，怀来敌一○四军向西猛犯，亦仅占我沙城以南一村。杨罗耿（指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的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参谋长耿飚）三、四纵队昨日击退两面犯敌，确保自己阵地。应传令嘉奖。”
１２月１１日，中央军委又指示：“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尤其不能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打掉。”
中央军委的指示，郑维山明白，一旦张家口、新保安、南口的国民党军被歼，南口以东的国民党军便会迅速逃跑。１２月２２日，根据上级命令，三纵在郑维山的指挥下，和四纵一起攻入新保安，歼灭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随后，郑维山率三纵赶赴大同，切断了西窜归绥（今呼和浩特）的傅作义部队与董其武汇合的企图，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傅作义接受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至此，平津战役结束。
１９４９年２月，全军统一编制序列，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三军，郑维山出任首任军长，王宗槐出任首任政委。原三纵七旅、八旅、九旅分别改为第一八七师、一八八师、一八九师。六十三军归十九兵团建制。
不久，郑维山和王宗槐率领六十三军挥师西进，参加了太原战役。１９５０年１１月，郑维山任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１９５５年９月，郑维山被授予中将军衔。
三进大西北和歼灭三只“老虎”
郑维山一进西北时，是在红军时期。那时，他担任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政委。没有想到，他第一次进西北，便把国民党陕军中被称作“王老虎旅”的第四十九旅给消灭了。
事后，郑维山说：“那时候我们对‘王老虎旅’不甚了解，只是微闻其名。”其实，这个旅在新旧军阀混战中，素以骁勇善战著称。旅长王毅武，刚愎残暴，战时除了以极其野蛮的手段督战外，自己也会执刀赤膊上阵，于是便有一个诨号“王老虎”，四十九旅自然也跟着被叫作“王老虎旅”。
郑维山打这只“老虎”的起因是：１９３５年２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发起了陕南战役，奉命攻打陕西省汉中西面勉县的新堡安。守备汉中的孙蔚如急调第四十九旅进入新堡安二郎山进行阻击。郑维山带去的二六五团有“夜老虎”之称。两虎相斗，必有一伤。郑维山为了不让自己的“夜老虎”受伤，还要吃掉人家的“老虎旅”，便带领部队从敌人疏于防备的悬崖绝壁处攀援而上，拂晓前一举攻占了敌人的主峰阵地，控制了要点，并不断扩大战果。天刚一亮，师长熊厚发也率主力从山脚发起猛攻。
如此一来，“王老虎旅”在上下夹击中受到重创，失去了还手之力。此战，除王毅武带少数人逃走外，大部被歼。至此，红四方面军打开了迎接中央红军的通道。
郑维山歼灭的第二只“老虎”，则是傅作义的“虎头师”。那时，郑维山已是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司令员了。
所谓“虎头师”，就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第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二师，该师的所有军官包括排长均由傅作义亲自选配。“虎头师”历来是傅作义的急先锋，在国民党军中立过不少战功，因此傅作义授予该师“虎头师”称号，并赠绣有虎头图案的战旗一面；全师官兵均佩戴绣有虎头的袖标。郑维山打“虎头师”的战斗一开始，便让“虎头师”尝到了苦头。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１日夜，郑维山命令三纵向庄疃发起进攻，部队很快占领了前沿阵地。
“虎头师”师长李铭鼎感到形势不妙，急忙向傅作义求救。傅作义接到求救电报后，立即命令第一○一师向新编三十二师靠拢。
郑维山哪能让敌人有靠拢的机会，他抓住时机，命令预备队二十三团、二十四团投入战斗，又命令纵队山炮营和各团迫击炮连同时对庄疃开火。
如此一来，“虎头师”一下子被炸蒙了。
炮火急袭２０分钟后，三纵从西南及正南方向同时发起冲锋。一○一师还在庄疃１０公里外时，号称“虎头师”的新编三十二师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了。打到天亮时，“虎头师”已被全部消灭，师长李铭鼎阵亡。
“虎头师”被歼，指挥“虎头师”的军长鲁英麟无法向傅作义交代，掏出手枪自杀了。
郑维山二进大西北，是在新保安歼灭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后，率解放军第六十三军参加兰州战役。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０日，第一野战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为防止兰州的国民党军逃跑，第一野战军命令９个团随即发起攻击。在此次攻击部队中，就有郑维山指挥的六十三军。部队攻击了三天，进一步了解到“青马”（马步芳部）的凶悍后，全线停止攻击，总结经验，调整部署。
这一“停战”，让马步芳产生了错觉，觉得解放军不过如此，并相信自己与“宁马”（马鸿逵部）签订的共同防御合约会起作用，马鸿逵会前来增援。
８月２３日，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在十九兵团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对总攻作出了指示。会后，彭德怀在郑维山的陪同下，视察了六十三军前沿阵地。彭德怀对郑维山说：“兰州战役关系西北解放全局，窦家山是兰州的东大门，一定要打开。”
六十三军担负的任务就是打开窦家山。郑维山表态：“尽管‘青马’剽悍残忍，但我对消灭‘青马’有充分信心！”
彭德怀说：“你有决心，我就放心！”
与此同时，马步芳则狂妄地在报纸上吹嘘：“十万解放军也攻不上窦家山。”“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结果，马步芳食言了，郑维山实现了诺言。８月２５日，总攻开始后，郑维山率六十三军一举突破窦家山阵地。窦家山一打开，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急令一○○师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阵地。郑维山则命令一八九师：“兰州东大门已被我们打开，就不能让他们关上。不但如此，还要力争歼灭一部或大部。”
几番较量之后，窦家山彻底在六十三军的掌控之下。彭德怀在电话里得到消息，高兴地对郑维山说：“你们六十三军打得好，是铁军！”
窦家山被占领后，兰州城内陷入一片混乱。８月２６日，兰州解放，马步芳部主力２．７万人被歼。
朝鲜战争爆发后，郑维山奉命来到朝鲜。１９５３年５月，志愿军总部下达了夏季反击作战指示。二十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张南生立即召开作战会议。
会议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反击作战意义重大，必须打好。但在研究具体进攻目标时，对是否夺取８８３．７高地和９４９．２高地，产生了分歧。
郑维山讲：“要彻底改变我们防御阵地的不利态势，这是非夺取不可的两个目标。至于如何克服困难，前一段我们在现地已作过多次研究。当然，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有利，但这也容易有所麻痹，戒备疏忽，造成我可乘之隙……我反复思考，敌人前沿和侧翼都有大片密密的树林，可供部队隐蔽潜伏；我们的炮兵也可利用敌人的傲慢和大意，隐蔽集结在敌人阵地侧翼的山脚下。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和集结，当然有一定的冒险性，但只要把工作做细致周密，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具体地讲，我们提前一天把攻击部队运动到敌人前沿潜伏起来，第二天晚上突然攻击。这样，可以减少运动距离，保持部队体力。攻占敌人阵地后，可以争取４至６个小时构筑工事和部署兵力、火力的时间，利于第二天抗击敌人。”
潜伏大量部队在敌人前沿，而且要经过一个白天，这不是拿命开玩笑吗？万一被敌人发觉，造成的伤亡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事非同小可，谁也不敢随便发表意见。
这时，六十军军长张祖谅站了起来，支持郑维山，而且要求六十军担任这次潜伏任务。张祖谅说：“我完全支持郑司令员的想法。我知道，在敌人扼守的坚固阵地前沿进行阵前潜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兵少了不够用，兵多了潜伏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缩小。打敌一个加强团要用多少兵？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这么多人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能隐蔽好吗？吃、喝、拉、撒怎么解决？万一被敌人发现，在敌人密集火力打击下，那后果就不堪设想。然而，我为什么还完全支持郑司令员的想法呢？我在想，如果我们六十军受领这个任务的话，我该怎么办？的确，从地形上来看，这块阵地为敌人防御突出部，地势险要，山岭崇峻，高地一般都在８５０米以上，特别是敌人前沿山脊较多，山腰以下坡度较缓，地形复杂。但是正因为地形复杂，树林稠密，对我们隐蔽集结和实施敌前潜伏就大为有利。我们军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到现在已进行２６次小型反击，２５次都打成歼灭战，对敌人特点、地形都比较熟悉，而且经过我们的小分队活动，冷枪冷炮的杀伤，‘抓一把’、‘连续抓’的反击，敌人白天不敢轻易出来活动，也为潜伏成功创造了条件。我想，如果周密组织，精心组织，潜伏成功是可能的。”
郑维山听罢，高兴地站起来，提高嗓门对大家说：“我看这个意见很好。六十军打８８３．７高地和９４９．２高地，就这样定了。打错了，我负责。”
随后，由郑维山筹划指挥，再以张祖谅的运作配合，六十军３０００人在朝鲜战场上演绎了一场大潜伏，最终取得胜利，并歼灭了南朝鲜军首都师的“白虎团”。
郑维山第三次进大西北则是“文革”之后了。“文革”期间，北京军区的地位举足轻重。郑维山作为军区司令员，尽管小心再小心，但还是被打倒。１９７１年１月，郑维山受到批判，并被调离司令员岗位。郑维山调离后，去了安徽，一去就是８年。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郑维山的子女给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的问题作出结论。１２月１２日，经批准，郑维山可以回北京。１９７９年２月１日，郑维山回到北京。
人回到北京，但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直到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郑维山彻底平反后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临行前，邓小平接见郑维山时，对郑维山说：“关于作战问题，你是内行，我就不讲了。我主要强调两点：一是用２０年时间绿化大西北，造福子孙后代；二是培养选拔好１０个接班人。”
这是郑维山第三次进驻大西北了。此时，年近古稀的郑维山带着“拼命三郎”的劲头，一到西北就上高原勘察地形，着手绿化工作，培养选拔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上锻炼。
１９８５年６月，郑维山从兰州军区司令员位置上退下来。１９９７年７月，郑维山因病住进了北京３０１医院。郑维山以乐观的精神与病魔进行斗争，并与护士开玩笑说了本文开头的那段话。２０００年５月９日，郑维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８５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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