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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枪”是这样打响的
黄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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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但是,在反革命的大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和火的语言,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关于南昌起义的历史资料,散见在许多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为纪念南昌起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在此以起义亲历者的回忆资料为依据,再现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

  “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7月12日在汉口进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决定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随后,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汉口转移到武昌,在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粤赣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并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赴江西九江,准备“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张发奎时任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十一、二十军),他曾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与共产党人有过较为坦诚的合作。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张发奎对于继续以“东征”的旗号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争夺地盘并不积极,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唐生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也是出于本身利害考虑。当时的两湖地区已为唐生智把持,江西是朱培德天下,河南被冯玉祥占有,而他却无任何地盘可言,因此张发奎打算“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50页)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80页)同时决定把由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由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以及倾向革命的贺龙第二十军,从武汉、鄂东一带向九江、南昌集中。

  在发觉张发奎态度“犹豫与右倾”之后,李立三等在九江开会,认为“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到达九江后,发现情况有变。对此,李立三后来回忆道:

  朱培德之三军移驻彰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原件字迹不清)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而在唐生智、朱培德等部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张发奎也开始明显右转,因为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分共”,要么反汪,他最终选择了前者,并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当即于7月20日晚在九江开会研究对策。李立三在回忆文章中指出:

  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但李立三也承认,在动身时,中央并未给他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会者主张叶挺与贺龙的军队联合,在南昌实行暴动。对此,叶挺回忆道:

  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表示我们反对分共的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80页)

  经过讨论,会议作出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鉴于在这次会议中没有出现不同的意见,李立三遂将这项计划报告中央。

  “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

  7月21日,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征询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赞成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准备立即动身回武汉出席中央常委扩大会,将李立三等人在九江开会提出的建议报告中央。对此,李维汉回忆说: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瞿秋白到达武汉后,参加了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罗明纳兹等人。会议通过了瞿秋白带来的提案,赞成发动南昌起义,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并作如下准备:一、经费的筹措;二、许多同志及俄顾问陆续派往九江;三、实际赞助国民党左派在九江的会议和结合。

  张太雷后来回忆说:

  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定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

  对此,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记述:

  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作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面对张发奎的拉拢与威逼,在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叶剑英、叶挺、贺龙决定了三件事

  在中共中央酝酿和决定南昌起义的同时,汪精卫、张发奎也感到叶挺、贺龙的部队不稳定,他们一方面下令调叶、贺部向德安一带集中,同时,令第二方面军其他部队从九江自北向南,第五方面军从南昌、樟树自南而北布防,形成对叶、贺部夹击之势。另一方面又准备召集叶、贺赴庐山开会,企图施以拉拢或威逼,以便控制这两支部队。

  7月23日左右,贺龙率部到达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去还是不去?在这危急关头,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由庐山赶至九江,在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与叶挺,贺龙碰面。贺龙后来回忆说:

  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件,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8月7日)

  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第二次“谈话会”,提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

  当时谭平山恰好也在九江,于是他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试探贺龙的意见,并获得了热烈的回应。鉴于贺龙对南昌起义的积极态度,7月24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在九江举行第二次“谈话会”,进一步讨论南昌暴动事。军事方面,提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求意见。

  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偕陈赓赶赴九江、南昌布置起义准备工作。7月25日,周恩来在九江召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开会,在会上,周恩来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并决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由邓中夏将详细计划带回武汉报告中央,其他人即从各方面加紧起义的准备。

  正当周恩来等在九江做起义准备工作时,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张国焘被迫放弃了起义“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的主张

  为慎重起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于7月26日下午开会,讨论南昌起义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在对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后,确认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于是派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

  7月27日,周恩来经九江到达南昌。李立三回忆说:

  根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组成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同志为前委主任,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张国焘和我为前委委员。(《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当时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前委遂改定于三十日举行暴动。

  7月29日上午,前委接到张国焘自九江连续发出的两封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7月30日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上,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强调“慎重”,主张暴动“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张国焘的这些主张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反对,尤其反对以张发奎同意与否来决定是否发动起义的主张,争论长达数小时之久。31日晨,又开会辩论,大多数人仍坚决主张发动起义,吴玉章回忆说:

  周恩来、恽代英等多数同志都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意见,认为我党应独立地担负起义的领导责任,不能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更不可依赖他。(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节录],《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四时举行起义。

  在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朱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南昌起义中,朱德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此时是朱培德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职责是镇守南昌。在这次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朱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后就秘密住进了朱德在花园角2号的寓所。朱德后来回忆说:

  鉴于我对南昌了若指掌,分派给我的工作是向总指挥部报告与起义有关的部队的情况,不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时间很短促,可是一切情况在我都很清楚。([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起义前,朱德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跟随朱德一起参加起义的赵镕回忆道:

  几天来,他肩负党的重托,紧张地开展活动,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他一方面要与地方党的同志密切联系,共商大事;另一方面还要和敌方上层人士,特别是国民党南昌驻军的高级军官广为交往,通过各种方式,加紧对他们进行争取工作;同时在交往中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态,了解敌军人员、武器、装备以及城防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每天深夜归来,他继续伏案挥笔,绘图标记。为了起义的胜利,他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7月29日,南昌的形势更加紧张。汪精卫、张发奎等人似乎对即将发生的起义有所察觉,在庐山又作出了妄图进一步镇压和消灭共产党的三条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

  1927年7月30日下午,在叶挺的领导下,第二十四师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师参谋长在会上布置作战计划。“敌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个警卫团、第三军两个团、第六军两个团、第九军一个团,共约六千余人;而我们的兵力却有三万!我们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在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袁也烈:《“八一”的枪声》,《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页)

  几乎同时,贺龙在军部的驻地也召开了干部动员会,他说:

  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决定带部队举行起义!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侯镜如:《战斗在大校场营房》,《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页)

  接着,贺龙宣布了第二十军的战斗部署:主攻朱培德第三军军部和江西省政府,并协助第十师解决老营房一带的敌军。

  朱德的部队也开始进行动员与部署,当时在军官教育团受训的赵镕回忆说:

  直到7月31日晚,才突然宣布起义命令。由于教育团此时兵力单薄,分配战斗任务时,只分配教育团一面监视进贤门方面的情况,一面监视小花园敌军的一个团。(赵镕:《忆南昌军官教育团》,《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9页)

  起义由朱德“请客”拉开序幕

  当天晚上,朱德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在大士院32号大宴第五方面军和第六军在城里的团以上高级军官。

  晚9点,

  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贺龙部有一名云南籍副营长赵某在接到起义命令后跑来告密,他说:“刚接到命令,要他把自己辖区内的滇军解除武装……自己是云南人,也搞不清应不应该对同乡下手,该怎么办?”([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敌军的几个团长听到这个消息,纷纷离座告辞。朱德不好阻拦,在宴会结束后立即赶到第二十军指挥部,将叛徒告密的事告诉了贺龙。于是,南昌起义提前两个小时打响。

  起义开始时,起义军在脖子上系红领带,臂上缠白毛巾,在手电筒和马灯的玻璃罩上贴红“十”字。这是起义军的识别标志。

  革命的旗帜在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高高升起

  起义开始后,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第一师,立即向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朱培德总部设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这里驻有一个警卫团,是朱培德的精锐部队。战斗打响之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封锁起义军的必经之路——鼓楼门洞。起义军战士奋不顾身地爬上房顶,由侧面登上鼓楼制高点,从上往下猛烈射击,把敌军压进第五方面军指挥部院内。此时,贺龙、刘伯承的指挥所,距离敌人只有200米,他们冒着弹雨,沉着指挥,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

  在顺化门外,第二十军教导团、第六团和第十一军第十师,对小营房和老营房的敌第九军所部,发动突然围攻,迅速解决战斗。在新营房,第二十四师一部与广东农军并肩作战,进攻第三军第二十四团营房。敌人从梦中惊醒,还来不及摸枪,就当了俘虏。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起义胜利了!革命的旗帜在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高高地升起。

  对于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叶挺做了如下记述:

  八月一日上午(凌晨)二时解除武汉军的武装,发生激烈的战斗(因贺龙所属一营长在事前泄露机密,敌人已有严密的警戒)。至天明即将南昌城肃清。贺龙所获枪支约二千支、子弹十余万发,我们所部获枪二千余支,共五千支,子弹七十万发,大炮数门。(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驻在南浔铁路线上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于当晚总指挥部来不及通知他们,到第二天中午,看到了从南昌开来的一列火车——总指挥部预定的起义信号,才在聂荣臻主持下行动起来,于8月2日赶到南昌。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在马回岭,我们先把七十三团拉了出来,叫七十五团跟进。七十五团团长是孙一中,黄埔一期的学生,安徽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同志。但是,因为他们和师部在一起,行动不便,所以,当时确定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了出来。七十四团我们只带出了一个侦察连。侦察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琼崖人,名字记不清了,他带侦察连参加了起义。[《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张发奎知道南昌有变,立即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带领卫队营从九江坐火车赶去,企图阻止二十五师赴南昌参加起义。叶挺回忆说:

  张发奎闻变,即偕十一军军长朱挥[晖]日由九江至马回岭,以防二十五师与我们一致行动,二十五师之七十三、七十五二团是我们的力量,遂由七十三团长周士第同志,率领向南昌集中,适与张发奎乘车相遇,即将其卫队全部缴械,纵张发奎及朱挥[晖]日步行回九江。”(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这次起义仍然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便打开了新的一页”。(聂荣臻语)(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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