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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将军孙继先(上)
晓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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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主席与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系主任的孙继先握手
  195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突然接到了志愿军司令杨勇的电话,要他“马上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车回国,到政治部副主任肖华那里接受新任务”。

  孙继先是当年红军长征中在强渡大渡河一役立下奇功的十七勇士中的一员。在他革命生涯中曾接受过无数艰巨的战斗任务,但这一次他面临的一项任务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匆匆回国后,见到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孙继先被告知,新的任务是筹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

  “什么?靶场?”“是导弹靶场!美国一直吹嘘,他们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投降了,朝鲜战争期间,它动不动就用原子弹吓唬我们,利用核讹诈称霸世界!虽然我们从来没怕过这东西,我们战略上一直在藐视它,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它,只有尽快制造出我们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才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美、苏、英、法等国相继都建立了自己的导弹(火箭)工业,如果我们落在后边,就会被动挨打!”

  和老战友的这一问一答让孙继先明白了他要接受的新任务的分量。他说:“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搞这么尖端的科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是一窍不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肖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带兵打仗的呀!”肖华说,军委觉得你能胜任,才叫你从朝鲜回来。

  接着,张爱萍将军领着孙继先又到了聂荣臻元帅家里。聂帅将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向他作了传达,并语重心长地说:“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河呵!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走科技事业的长征路,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渡新时期的大渡河!这是关系军队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在这个重要任务面前,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

  聂荣臻一席话,更使孙继先倍感责任重大,但心里没底的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回答“坚决完成任务”,而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之后,肖华向孙继先介绍了具体情况:“我们有自己的专家!去年10月,国防部成立了第五研究院,就是专门研制导弹的。从美国刚回来的专家钱学森在那里负责组织研究工作。他们是第一道手续,搞研究工作,你们是第二道手续,研究出来进行实验。你的任务就是组建实验靶场。”“聂帅和陈赓大将专门去了一趟苏联,签订了一个新技术协定,苏共同意帮助我们搞‘两弹’,他们的专家说,靶场要有地对地、空对空、舰对舰、地对空、地对舰、舰对岸、空对地等专业,他们将派48个专家分别到这些专业部门当顾问,中国也要有40多个专家与他们搭配。我们的专家已陆续调来一些,在炮兵大院东楼办公,暂挂‘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牌子,主要是为了保密,今后组建过程中还需要什么人,你可以从二十兵团里选调。”

  “二十兵团还在朝鲜呢!”“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任何余地的情况下,孙继先受命承担了对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筹建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孙继先来到了这个最初叫“靶场筹备处”,别名“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了个办事处,这儿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电话兵、卫生兵、文艺兵等着装五花八门的人进出。当地老百姓经常好奇地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

  有一天孙继先来到这里,正碰上有老百姓在问一个战士,战士没好气地说:“我们是杂牌军!”

  孙继先自嘲道:“我从正经的兵团司令成了杂牌军司令了!”

  1958年1月18日,在料峭的寒风中,孙继先随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以及苏联专家组组成的导弹试验靶场勘察队,从北京出发,先后乘飞机到东北三省、内蒙古草原、宁夏、甘肃、新疆、上海、青岛以及大西南……他们几乎飞遍了祖国的天涯海角,分别对陆上、海上靶场场址进行了空中和地面勘察。

  2月5日,飞机在河套以西银川市附近盘旋。孙继先看到,这里背靠有“粮仓”之称的银川,有生命之源黄河水,有可用于建立发射基地的川岭和荒滩。飞机在一片荒滩上降落。勘察小组经过实地勘察,认为这是合适建场的地点。但回到北京后,苏联专家却认为,这里的地域还不够宽阔,地质条件还不理想。

  又经过几天的寻找,勘察小组又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位于甘肃酒泉附近)的一块地方。这里地域开阔,有足够的建场面积。

  苏联专家认为后一个地点好,但孙继先等人坚持认为银川附近好。孙继先觉得额济纳旗不仅交通不便,而且生存条件太差,增加了大量本来可以减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消耗;从战略角度看,这里离边境太近,又是一片开阔的平地,无险可守,机械化部队只要两小时行程就可到达这里……

  军委经过多方考虑,最后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决定定点额济纳旗地区。

  3月11日,孙继先按照中央军委的号令,率部进驻地处戈壁滩的场址。在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青山头”,他指着一片绿荫问:“这里为什么是绿的?”同行的人告诉他,祁连山融化的雪水从较深的地层流经这里渗了出来,使这座孤零零的小山头披上了绿装。孙继先沉思良久,说:“这叫我想起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刘伯承元帅提出的口号‘干在石头城,埋在紫金山’,我今天也提一个口号——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来到大漠戈壁沙滩,孙继先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带领工程设计、测绘、气象等单位的人员,协同苏联专家组完成了对场址、弹着区以及铁路专用线的工程勘察任务,并着手进行基础建设。同月,第二十兵团领导机关撤离朝鲜回国,担负组建导弹试验靶场机构和组织导弹试验任务。经总政治部批准,中共第二十兵团委员会重新组成,书记孙继先,副书记栗在山。

  孙继先曾经和人们说起基地初创时的情况:“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又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长……”

  周恩来总理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5个亿,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铁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这里不包括购买苏联设备的费用,购设备属国家大项目,是由基地报计划,从外贸部出钱购买)。当时,周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用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基地建设,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周总理,频繁召见孙继先,询问基地建设的进度。

  在基地创建初期,孙继先用了最大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孙继先提名的干部,在严格政审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三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先要来了,而且破格从正军提拔为正兵团,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富泽本不想来,但还是被他拉来当了副司令。

  总干部部要求,基地选调干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好。必须做到三清白:家庭成分清白,个人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清白。二是身体条件好。三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在20世纪50年代,从部队选调文化程度高的年轻人是有一定难度的,一是这样的人本来就少,二是即便有,原单位也不肯放。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送来了一大批大学生,有些专业不对口,比如学纺织、学商业的,孙继先只好把他们又送了回去。但其中一些大学生坚决不走,立志留在戈壁滩,献身祖国的科研事业。孙继先最后拍板:“这种人统统留下,分配到各个实验部安排工作!给他们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

  后来,部队院校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陆续分配到基地,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生的到来,为基地增添了新的血液。

  除了军事技术人员外,还必须根据专家的要求选调专业人才。苏联专家提出需要调进一些懂得光学的人才,如果实在没有,调一些会照相的人也行,为此,孙继先曾从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东北等地选调了一批专门照相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学努力,后来为进行导弹实验,在拍片、观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8年10月,第二十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训练基地。1959年2月18日,孙继先和栗在山分别被任命为第二十训练基地(以下简称“二十基地”)司令员、政治委员。

  二十基地的初创,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的大饥荒使创业者们原本十分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当有人提出“先上天还是先生活”时,孙继先明确表示:二者不应对立起来。他说:“二十基地除了享受十一类地区(北京是六类地区)的工资外,国家还允许享受一定比例的边疆补贴,两项加在一起,与在内地工作的同志相比,差不多等于拿双份工资。如果我领取这双份工资,数额将超过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比比贡献,自己怎能和毛主席相比?”他明确表示:国家面临困难时期,他只按当地标准拿工资,别的补贴一分不拿。

  司令员不拿,别人谁还敢领?于是,二十基地的官兵只拿当地的工资,不再另要边疆补贴了。直到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以后,二十基地才恢复边疆补贴。

  孙继先在基地的一次党委会上请来了一个司务长并让他发言。原来,这位司务长路过甘肃省境内的一个村庄,发现村里死气沉沉。甚至有人饿死在街上,青壮年身体虚弱得难以出门,不少人已躺在床上饿得奄奄一息。

  孙继先说:“从明天开始,组织部队轮流到这个村去看一看,回来后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于是,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开始了。孙继先和基地的领导带头捐了粮票和衣物,指战员们把自己原本就十分紧张的粮票和衣物捐给生命垂危的饥民。有的同志自己本身就营养不良,甚至患了夜盲症或浮肿过多次,也从自己的口粮中扣出一斤、两斤给饥民;有的同志刚结婚,就把自己新婚的红毛衣和花被子捐了出来……看到这样的场面,孙继先说,“这才是二十基地作风!”

  他的秘书因营养不良而腿脚浮肿,体检时发现转氨酶增高,秘书怕自己的病传染给他,有意与他保持距离。他说:“没有关系,我回北京吃点好的,抵抗力就上来了。”秘书跟他回到北京家里一看,才知道司令员说的是假话。

  他上中学的长子十四五岁,已连续三次发生浮肿。七十高龄的老父亲和妻子也得了浮肿病。孙继先乘飞机发给黑面包(陪同苏联专家才有),自己没有吃,带给了老父亲。看到这一切,秘书含泪走开了。

  就这样,在艰苦创业精神的感召下,在大公无私精神的激励下,到1960年初,为执行苏制某型导弹发射任务所必需的特种设备、仪器和勤务保障系统已基本齐全,各种测量器材基本安装完毕。年底,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并交付使用。至此,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建成。

  (待续)
来源:《人民政协报》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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