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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幕后秘事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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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1月20日,76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的,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咔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经过审判,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判决书上还对刑期作了明确的注释:“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因此,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便是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算起。也就是说,在宣判时,陈伯达已经服刑十年多。再过七年多——到1988年10月17日刑满。

  此后,陈伯达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公众传媒上露面。人们以为,陈伯达大约是在北京秦城监狱里服刑。

  其实,在判决后不久,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所以,陈伯达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安享天伦之乐,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

  在《陈伯达传》出版之后,听说我们的一位文友要来看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非要一起前来不可。我的文友给我来电话,问我是否同意,因为我与《人民日报》的这位记者并不认识,而且他前来我家也不是为了采访,仅仅为了看一看叶永烈是什么样的。

  我有点纳闷,我有什么可看的呢?但我还是对这位记者的来访表示欢迎。

  后来,我才明白,他就住在陈伯达家前面一幢楼!

  他想弄清楚,我为什么会从上海千里迢迢一次次前去采访陈伯达,而近在咫尺的他,居然错过了这么重要的采访机会——他在读了我的《陈伯达传》之后,感到十分懊悔。

  其实,他当时就知道陈伯达住在他家对面。他没有去采访陈伯达,不是“疏忽”,而是怕出了什么问题,说不清楚!

  正因为这样,他十分欣赏我的眼力和勇气。

  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

  那时,北京的朋友常常见到我在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北京干什么。

  那时,上海的朋友也知道我常常去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去北京干什么。

  直到《陈伯达传》面世,朋友们才恍然大悟。

  很多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采访陈伯达呢?

  其实,我去采访陈伯达,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采写《“四人帮”全传》,很多内容都涉及陈伯达:

  江青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张春桥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

  姚文元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

  陈伯达则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所以,在写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第一副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之后,进一步去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当然顺理成章。

  我十分注重作品的“原创性”。能够直接采访陈伯达,可以了解诸多第一手的高层情况,我当然以为非常值得。尽管在采访之后,能否出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当时曾说,即便十年之后才能出版,我以为也值得去做——我曾再三说过,我不求急功近利。

  我一边采访陈伯达,一边着手写《陈伯达传》。到了1989年5月10日,我写出了初稿。

  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传记。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他说,他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

  后来,我才明白,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因为他要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

  中秋节,我在北京采访陈伯达。几天之后,他突然去世。

  回沪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一章。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由于陈伯达已经去世,反而使《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很容易。

  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考虑到《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在他们那里得以顺利出版,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我就把书稿交给了他们。

  时代文艺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把《陈伯达传》作了相当多的删节,把45万字的初稿,删成33万字。也就是说,删掉了12万字。另外,把书名改为《陈伯达其人》——在当时,以为《陈伯达传》这书名有着为陈伯达“树碑立传”之意,改为《陈伯达其人》就无此嫌疑。

  《陈伯达其人》曾经报送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审阅,得以通过,并报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样,在1990年3月,也就在长春第二印刷厂印刷。

  《陈伯达其人》第一次印刷7.7万册。刚刚印毕,尚待装订。就在这时候,时代文艺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生“突然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得知出版《陈伯达其人》的消息,来电要求马上装订10本,送往北京,其余的暂停装订!

  这下子,出版社极度紧张,万一样书送北京之后,遇到麻烦,这已经印好、正待装订的7.7万册《陈伯达其人》怎么办?如果北京不准《陈伯达其人》发行,那出版社的经济损失就非常严重!

  我明白,《陈伯达其人》不是一般的书。这本书透露了大量陈伯达与我的谈话以及他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可以说实际上是陈伯达回忆录,当然会引起北京的高度关注。

  在不安中等待了一个多星期。

  突然,我接到北京电话,要我把《陈伯达其人》中尚未注明出处的毛泽东的话告知出处。我赶紧作电话记录。记毕,数了一下,总共有52处。

  这表明,北京有关部门对《陈伯达其人》作了非常认真的审阅。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从不虚构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通常,我在作品中,凡是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都注明出处。也有不标出处的,那大都引自毛泽东、邓小平的内部讲话,不便标明出处——尽管都确有出处。《陈伯达其人》那52处毛泽东的话,未标明出处,大都引自批判陈伯达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我连夜查出毛泽东讲话的51处出处——都引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内部正式文件。

  唯一一处不能标明出处的是该书第417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看也不看,连信封也不拆,就在陈伯达送呈的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

  毛泽东

  这是根据陈伯达的回忆写上去的,并无正式的文件为依据。我只得如实加以说明。

  翌日,我把我的查对结果电告北京。

  又在不安中等待了几天。

  终于,出版社给我来电,报告喜讯:北京告知,《陈伯达其人》经过审阅,同意出版。

  出版社请印刷厂以加急的速度装订那已经印好的7.7万册《陈伯达其人》。一边装订,一边装车,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社如此焦急,是生怕中途有变:万一北京再来什么电话,反正书已出手,他们也就不会遭受经济损失了。

  后来,我才听说(仅仅是听说而已),胡乔木得知我写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说是要看一下——胡乔木与陈伯达同为毛泽东政治秘书,共事多年,关注《陈伯达其人》一书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北京急电出版社,要求立即送10本样书到北京……

  “危机”总算过去。

  《陈伯达其人》在1990年5月总算出版。我感到遗憾的是,书被删去12万字,显得很不完整,而且用小32开本印刷,显得小气。不过,不管怎样,书终于印出,就是很大的胜利。

  《陈伯达其人》出版后,理所当然引起各方注意。发行量近百万的《南方周末》全文连载《陈伯达其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陈伯达其人》责任编辑告诉我,他在拜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的时候,胡绳说,他过去曾与陈伯达有过许多接触,所以他看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认为“叶永烈所写的陈伯达,就是他所认识的陈伯达”。

  另外,我在北京曾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家拜访。他是《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的主编。谈起《陈伯达其人》一书时,他对我说,他平时是不看纪实文学的,因为像他这样接触中共中央大量档案的人,当然不值得花时间去看纪实文学作品。但是,有三个从事不同工作的人,跟他不约而同地说起,《陈伯达其人》这本书值得一看。他们研究室也买了这本书。于是,他也就破例看了这本纪实文学作品。他说,这本书写得扎实,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有保存价值。因此,他说,如果你送我一本《陈伯达其人》,我会收下——他的藏书逾万,对于无用的书是不保存的。

  我很感谢金冲及教授的鼓励,给他寄赠了一册《陈伯达其人》。

  我深为《陈伯达传》被删而感到遗憾。于是,在香港出版了全书,书名就用《陈伯达传》。

  香港版出版后,在海外引起注意。

  当时客居美国的千家驹先生看了此书,写了万字书评《疯狂的年代,发疯的人——读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一书》,发表于1991年6月12日香港《信报》,后又载于台湾《中国时报周刊》1991年9月第342期,并收入他的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文集《逝者如斯夫》。

  千家驹先生在评论中指出:

  “叶永烈先生曾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还访问了许多与陈伯达有关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与相关资料。本书不仅内容丰富,立论公平,而且其中有不少内幕资料,翔实可靠,这不仅是陈伯达个人的一篇传记,亦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秘史来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历史著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者所不可不读。”

  “谁要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不清楚的,请读一读叶永烈这本《陈伯达传》。”

  千家驹先生以为,《陈伯达传》实际上也就是陈伯达的一部回忆录。他写道:

  “读这本《陈伯达传》的回忆录,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为叶永烈题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是大错已经铸成,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悔之已晚,追也无及了。”

  《陈伯达传》全本,虽然在香港出版了,但是中国内地未能出版,仍是憾事。1993年,当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叶永烈自选集》的时候,我把香港《陈伯达传》交给了他们。

  由于陈伯达曾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所以《陈伯达传》是一本十分敏感的书。作家出版社履行了严格的报审手续。

  《陈伯达传》全本,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同意出版。审读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谦。我在看望他的时候,他说,他过去跟陈伯达曾一起共事于红旗杂志社编辑部。正因为他熟悉陈伯达,所以就由他来审读《陈伯达传》。

  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陈伯达传》全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总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1999年,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叶永烈文集》的时候,作为文集的一卷,出版了《陈伯达传》新版本。《陈伯达传》新版本作了仔细修改,比1993年版本增加了13万字,全书达58万字,分上、下卷出版。

  从1988年开始采访陈伯达,到1999年出版《陈伯达传》新版本,前后经历了11个春秋。(晓庄摘自《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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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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