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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蒙冤记
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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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之前,陆定一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狂飙天落,他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之而来的是批斗、关押,在铁窗中度过了13年的囚徒生涯。然而,批斗、镣铐、名誉扫地都没有能够动摇陆定一的政治信念,越是在逆境和危机面前,陆定一越是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忍与顽强。

  风生水起

  1966年初,山雨欲来风满楼。

  围绕《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斗争的风云翻涌,毛泽东对中宣部、北京市委越来越不满。3月17日至20日,他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中宣部及北京市委;3月28日,在同康生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批评与警告: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他还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陆定一听了传达,感到异常困惑与惶恐。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件令陆定一震惊的事。一天上午,陆定一如约来到了彭真的家。彭真拿出一叠材料,对他说:“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这些信大部分是写给叶群一家的。公安部派人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最终断定匿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

  陆定一感到震惊,也感到不可思议。他确实不知情,更不赞成妻子的这种“玩火”行为,他说:“这样的信是起不了效果的。有意见就公开提嘛!”此后,关于写“匿名信”的动机,陆定一多次说过,他请教过医生,确实有这样的精神病,平时一切正常,发作时精神就错乱了,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严慰冰正是属于这样的精神疾病。

  与彭真谈话之后,陆定一遵照中央的决定,采取回避的态度,到江西、安徽作“调查研究”。不久,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突然来到合肥,他们受中央委派通知陆定一:严慰冰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于4月28日逮捕。

  严慰冰要出事,这在陆定一的意料之中,但竟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起来,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事情竟如此严重。两位副部长还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他遵守五件事,其中有:不要将此事泄露,不与严家人来往,在外地逗留得久些,不要立即回京。陆定一表示照办,并接受张子意的建议,写信给中央,表明自己拥护中央的决定和遵守五条规定。

  然而,灾难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5月6日,陆定一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打来的电话,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党的重要会议。

  匆匆飞回北京的陆定一,按照指定的时间,赶到会场,会议已经开始了,迟到的陆定一立即陷入围攻之中。在林彪的布置下,特别就匿名信横加责难,说严慰冰的匿名信是“反革命”。严慰冰不是“单干户”,而是有“同谋者”,陆定一就是指使者与主谋。他的家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夫妻店”。

  陆定一有口难辩。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开始席卷全国。5月23日,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职务的决定。在对陆定一的决定中说:“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9月30日,又正式公布了对陆定一实行“隔离反省”的决定,至此,陆定一被彻底打倒。

  身陷“秦城”

  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到牢狱的滋味。陆定一革命四十多年,曾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虽然他随时都做好了被捕入狱的准备,但是每一次都化险为夷。这次入狱,是陆定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陆定一按规定脱去身上的衣服,换上黑色的囚衣,钢笔、手表也都被留下了。这里有几座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楼道两旁的铁门上都挂着锁。押送他的人把他推进一个打开的小门中,“咣当”一声,铁门又关上了。陆定一心里明白,他已经成为阶下囚。

  在此之前,陆定一在看守所里已被关押了近两年,在严刑逼供下,他三次绝食、多次上书,但种种的抗争只是加重了他的“罪行”。

  对这段经历,陆定一后来回忆说:

  1967年10月9日,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9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

  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

  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

  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

  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

  我的编号是68164号,即1968年1号要犯,64号。

  在监狱,受虐待,我生了气。想不通,生闷气,肚子里生起硬块,眼底开始出血。把我送到同仁医院,用镜子一检查,医生说,你这病,要靠你自己治。你要自己消气,把硬块消化吸收。你不要生气,你要学会笑,大声地笑。

  从医院回到秦城监狱,我就学笑。不笑也要笑,哈哈大笑,像演戏的大花脸那样,哈哈大笑。监狱里,有一块门板,上下两部分。哨兵上上下下望,干涉我,要我不要笑,禁止我笑。我说,我有笑的本事。

  不让笑,怎么办?我就唱,大声地唱。又笑又唱,又唱又笑,经过半年多,用笑用唱的方法,果然治好了肚子里的硬块。

  长期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人际间的交流,精神会失常;二是除了审讯之外,没有人和他说话,可能失去说话的功能。陆定一也担心会出现这种现象,于是想办法避免,办法之一是哈哈大笑,办法之二是唱京戏。就是靠笑和唱,治好了肚子里的肿块,也使他没有失去说话的功能。

  “中统特务”

  陆定一是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与“严慰冰的反革命”案被捕的,但是,每次提审,审问的人不过问他与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之间的关系,而是纠缠匿名信的问题,再就是要把他搞成“特务”、“内奸”。“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匿名信”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但陆定一并没有获释,反而被宣布是“内奸嫌疑”。陆定一革命几十年,从来没有被捕过,同内奸嫌疑根本挨不上边。那么,他是怎样被诬陷成“中统特务”的呢?

  1968年5月,“陆定一专案组”的三个人奉命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点名要提审职位最高的中统特务。在管理所人员的陪同下,原国民党中统局秘书张文被带到审讯室。“专案组”的态度十分严肃,命令张文交待关于中统特务打入共产党中央的内线。

  审问了一天,没有收获,三个人便按照既定程序,再宣布政策,再背诵语录,可张文仍然答不上来。提审者拍桌子,严厉训斥,不起作用,只好命张文回去好好回忆。

  回到宿舍,张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件事:在1947年的一次高干会上,中统局长叶秀峰通报了上海区破获的几件共产党案件,并表扬该区负责人的工作有成效。在讲话中,叶秀峰还自鸣得意地说:“以前共产党打进我们的心脏,现在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了。”对于前半句,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指共产党人钱壮飞,可是,对于后半句,大家就猜不透了,叶秀峰所说的“我们的人”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张文将这件事交待出来。三人听了,立即兴奋起来,一个劲儿地追问:“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叶秀蜂没有讲出名字。”张文老老实实地回答。 三个人不信,硬说张文有顾虑,于是再宣布政策,再背诵毛主席语录,再令张认真反省,一直搞到天黑。张文被搞得晕头转向,三个人也精疲力竭。  第三天,再被提审,张文的回答还是与前两次相同。三个人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威胁说,再不交待就一枪崩了你。其中一个人提示:叶秀峰所说的那个人是不是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

  经过连续三天的提审,张文明显感觉到一次比一次严厉,如果不说假话,恐怕难过此关,于是顺着专案组人员的提示回答说:“是的,叶曾说过,那个人就是陆定一。”

  听到“陆定一”三个字,三人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即令张文写出书面供词,并说只写这一段就行了。张文遵命随即写出这样一段话:当时叶秀峰所讲的“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这个人就是陆定一。

  这份几行字的供词被小心地放在文件包里,三个人扬长而去。

  1974年9月,“四人帮”又派人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审张文,张文写了一份与1968年那份供词基本相同的供词。

  1975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为陆定一正式定性,而张文的那份供词作为主要证据向全国传达。

  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获特赦的张文在听取揭批“四人帮”罪行传达后,才如梦初醒。原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采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卑鄙伎俩来打倒老干部。由此联想到自己在改造期间所写的两份不实供词,心里觉得特别不安,一种负罪感总是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系列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1984年11月和1985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委整党办先后派人到张文家中,查询核实当年的讲话内容,以及如何被逼供、诱供的经过。这时,陆定一案已经彻底平反,林彪、“四人帮”强加在陆定一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已经彻底推翻。张文终于可以将事情的真实情况讲出来,他感到如释重负,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纠正错误而感到庆幸。

  “阶级异己分子”

  陆定一的另一罪状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其“根据”就是他接受了父亲的2000元的“遗产”。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很清楚,但林彪、“四人帮”硬是揪住不放,大做文章,目的就是要打倒陆定一。

  陆定一的第一位夫人叫唐义贞,比陆定一小三岁,生于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个中医家庭。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18岁的唐义贞被党组织送到苏联,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她遇见了陆定一,两人一见如故,1929年结为夫妇。1930年夏天,陆定一与唐义贞先后回国。1931年春天,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最严峻时刻,陆定一夫妇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同年9月,唐义贞随陆定一到了瑞金。此时陆定一已由团中央巡视员改任苏区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们在叶坪附近一座废庙里安了家,第一个女孩也是在这里降生的,取名“叶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唐义贞因为怀孕,被留了下来。望着腹部隆起、步履蹒跚的妻子,陆定一依依不舍。唐义贞也清楚这可能是诀别,但两人都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唐义贞随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一行人前往长汀。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杨老太太陪伴下,到达长汀圭田,第二天便生下一个男孩。十几天后,她含泪和新生婴儿分别,回到了队伍。不久,唐义贞在突围中被俘。1935年1月31日凌晨,唐义贞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当时她还不满26岁。而此时,陆定一跟随党中央、毛泽东长征到了陕北,并参加了东征和西征。不久,因为旧疾发作,陆定一不得不请假去南京治疗。在治病期间,他接受了父亲留下来的2000元钱,并将其中的1000元给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作为党费上交;另外1000元交给了妻子的长兄唐义精,用来寻找留在江西老区的女儿叶坪。当时,他并不知道,他那个未曾谋面的儿子还活着。

  陆定一对唐义精说:“现在有了线索,就有找到叶坪的希望,但我要回前线,没有时间和精力,就只有拜托你们了。”他还嘱咐:“如果发现其他同志失散的孩子,也一并找回来。”因为他知道刘伯坚烈士的儿子也留在江西。

  唐义精当时是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五四时期与恽代英是挚友,一起投身爱国运动。1938年,日寇进攻日紧,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纷纷关门收拾行李,准备撤离武汉。唐义精决定把武昌艺专西迁四川,可是经费无着落,只好动用陆定一留下的这笔钱。为慎重起见,唐义精请学校董事会会长蒋兰圃手写了借据一张,注明是借用这笔钱来迁校,将来有钱再还,以便继续寻找叶坪。这张借据曾由唐义精夫人张瑛保存,后因当事人先后亡故,又经战乱不知去向。

  唐义精与五弟唐一禾一起组织了学校的西迁,到重庆后,他继续履行陆定一的嘱托,不断地打听叶坪的下落。不幸的是,1944年3月,兄弟俩赴重庆开会途中,因翻船,双双身亡。

  陆定一的本意是用这1000元寻找女儿和其他同志失散在老区的后代。但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笔钱借唐义精、唐一禾之手,用于民族艺术事业,不仅保住了武昌艺专,还培育了大批艺术骨干。“文革”中,“陆定一专案组”曾到武汉取证,唐一禾夫人熊明谦和武汉艺术学院院长杨立光都说明这1000元用于武昌艺专的搬迁上,但“四人帮”仍诬蔑陆定一是“阶级异己分子”。

  迟到的春风

  1975年,中国大地有了一点春的气息。邓小平复出并进行了“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

  动下,中央落实政策,在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得到解脱,搞清楚的还进行了平反。这使300多名高级干部获得解放,其中一些人还陆续分配了工作。

  这年,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做出“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这次会议,周恩来因病重没有出席,邓小平提出了“还是留在党内”的意见,但他孤掌难鸣,没有被接受。

  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党内外都传达了,直到居民委员会,传达范围之广在“文革”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份红头文件同时也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陆定一被软禁、关押已有九年多了,能够出狱回家,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要出狱,就先要签字,签了字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陆定一不同意这三项罪状,拒绝签字,只好在监狱又蹲下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大动乱宣告结束。

  这年年底,陆定一的心脏病又犯了,必须到医院治疗,但他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被安排在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就医。病房也是牢房,有铁门,有看守,有监视。

  病稍好了,陆定一继续进行申诉。他写信给公安部部长和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请他们转呈中共中央。这时已是1978年11月,中央正在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同时提出:完成工作重点的转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此,必须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终于在这一天重见天日。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和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把陆定一接出去,并告诉他中央将为他平反。

  陆定一说:“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是错案。”来人回答说。

  陆定一出狱的前一天,严慰冰也出狱了。

  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到后来的十年牢狱之灾,失去自由近13年的陆定一有着一种恍如隔世的慨叹与无奈。出狱后,陆定一曾在一首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足以表明他在世事沧桑面前的庆幸和泰然。

  后记: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9月,在党的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陆定一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陆定一学识渊博,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的造诣很深,尤其是他的英文水平极高,在延安时,陆定一曾担任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来源:《党史纵横》2006年第05期
(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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