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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美访谈录》（５５）――从西楼搬家到福禄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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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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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楼搬家到福禄居
王光美：我们从越南回来，先到昆明，5月22日回到北京。回国后，少奇很快就忙上了。我记得这段时间国际国内的大事特多，国内正在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际上中苏两党论战日趋激烈，
黄 峥：是这样。1963年5月份，毛主席主持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称为《前十条》），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经济调整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国际方面，党中央正在讨论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全面阐述我们党的观点，批驳苏共观点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并为此同有关兄弟党进行磋商。还准备起草一系列的重头文章，同苏共展开论战。
王光美：5月份我们一直在国外访问，少奇就没有参加《前十条》的讨论制订。出访东南亚回国后，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草案的报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少奇参加了修改讨论，还主持确定了参加7月份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和中共代表团成员名单。这段时间里还有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等来访。少奇参加接待，并先后同他们会谈。
这样一来，少奇因为在出访东南亚期间奔波忙碌，回国后又接着紧张了一阵，身体就有点吃不消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的肺部不好，有结核。少奇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他的父亲也是因肺结核去世的，因此怀疑有家族病史。旧社会把肺结核叫痨病，那个年代对这种病没有特效药，一得痨病就没治。所以少奇自己也认为这次是得了重病了。
医生要少奇停下工作休养一段时间。这样，1963年7月25日，我陪少奇到北戴河休养。从1954年起，中央差不多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开会，但1963年夏天没有，就我们去了。
其实少奇的病是劳累引起的。这时肺结核不再是不治之症，已经有了治它的特效药。经过治疗和休息，少奇的病很快好转了。我们在北戴河住了10天，因为索马里总理来访，就提前结束休假，回了北京。
黄 峥：没过多久，1963年9月14日，少奇同志又去朝鲜访问。好象这次出访您没和少奇同志一起去。
王光美：是的。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出访社会主义国家不带夫人，所以朝鲜我就没去。这次少奇也是回访。朝鲜的金日成首相、崔庸健委员长都访问过中国。6月份崔庸健委员长来访，还公开发表了《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联合声明》。
少奇是9月14日乘火车离北京前往朝鲜的。随同访问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同志、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同志。少奇办公室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同志也作为工作人员去了。
正好，中央办公厅安排我们家从西楼甲楼搬到福禄居。这样，少奇出访朝鲜，我就负责在家搬家。这是我们在中南海的第二次搬家。
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中南海万字廊，在中海西侧，靠着春藕斋和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通往这个地方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卍字形的走廊，所以叫万字廊。据说这里原先是清朝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我们住的是三间老房子，一间办公，一间会客，一间是卧室。由于年久失修，墙壁和油漆脱落得很厉害，而且很潮湿，冬天生煤球炉子取暖。
因为中南海房子不够用，行政部门就在大院的西部盖了甲、乙、丙、丁四座小楼。丁楼最大，作机关办公用。甲、乙、丙楼较小，准备安排给领导同志办公和居住。这是中央进城后在中南海盖的第一批房子，1950年落成。在盖的过程中，朱老总亲自指导，把大树保留下来。甲楼本来是准备给毛主席的，盖好后主席嫌楼层矮不想搬，没有去。少奇就要朱老总搬进甲楼，我们家进乙楼。朱老总却要少奇进甲楼，说甲楼会议室大，少奇同志会议多。这样推来推去了一段时间，朱老总坚持不去甲楼，还说要是少奇不去他这次就不搬了。少奇只好同意去甲楼。这样，我们家就搬进了甲楼，朱老总家搬进了乙楼。这是我们在中南海的第一次搬家。
我们搬进甲楼以后，有一天毛主席来我们家里。我们领着他把每个房间看了看。他看到少奇的办公室西墙上有4扇门通向阳台，每扇门上面还有窗子，奇怪地问：“设计这么多门窗干什么用？”少奇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确实，由于没有经验，西楼甲楼设计得不大合理。少奇和我的办公室都在楼上，会客室却在楼下，来了客人楼上楼下来回跑。少奇的办公室位于二楼的西南角，上午南晒，下午西晒。西墙上装了4扇门窗，使整个一面墙差不多都成了门窗，夏天太阳西晒，室内温度很高。那时也没有空调，有时少奇只穿着背心裤衩，还热得满头大汗。而到了冬天，西北风从门缝呼呼地往里钻。后来，我们给少奇同志换了一间办公室，和我的那间对调，虽然小一点，但朝向好些。
我们在西楼甲楼一住10来年，也习惯了，只是少奇年纪大了，每天上楼下楼有点不方便。到了1963年，办公厅的同志找我，要我们家搬到福禄居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期间西楼一带接连出了一些事：少数干部子弟在各楼乱跑乱窜，有的擅自到秘书室剪邮票，有的调皮上房竟爬到了菊香书屋的房顶上。朱老总的孙子朱援朝为了让一起玩的同学来找他方便，画了从中南海西门到甲楼乙楼的路线图。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被当作不安全不保密的因素，甚至看作阶级斗争动向。我们住的甲楼没有单独围墙，警卫部门感到不便警卫，所以要少奇搬出西楼。
福禄居在怀仁堂的后面。1963年9月少奇出访朝鲜，我就在家搬家。
福禄居分前后院。前院的一排北房是主房。我们安排西头做少奇的办公室，东头做我们的卧室。这排北房的门开在正中间，中间一小间就做了我的办公室，以便我在这里值班、照顾。前院的西厢房，改成会议室兼会客室。少奇召集的一些小型会议，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在这里举行。东西厢还有一些零散用房，做了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前院东侧有一条走廊，可以通往后院。我把孩子们都安排在后院居住。
少奇从朝鲜访问回来，搬家已经基本就绪。从此，我们就在福禄居办公和居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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