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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业垂青史 武学照千秋
纪念刘伯承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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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元帅是我们党老一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外著名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以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组织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有突出的理论建树,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指导价值很高的军事理论。刘伯承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军事实践问题的科学总结,反映了军事领域中的客观规律。朱德总司令评价说:“他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陈毅元帅赞扬他“论兵新孙吴”,是当代杰出的兵法家。小平同志说他的军事理论“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在纪念刘伯承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研究探讨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不仅是对刘帅最好的缅怀,而且对于继承他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贯彻落实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思想,促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担负起党的十四大赋予我军的光荣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伯承的军事理论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一是具有很强的军事实践性。其中大都同中国革命战争各个时期的军事实践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并且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他总是把自己的军事指挥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不论是用兵或论兵,都贯穿着实践第一的唯物辩证思想。二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他谙熟兵法,精通韬略,兼知多种科学知识,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之精华,同时又始终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在其军事理论中到处闪烁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三是语言的通俗性。刘伯承写的许多军事论著,都尽量做到要旨化、要诀化,这不仅充分体现了他对兵法的谙熟和对作战经验的升华提炼,同时也使语言更加通俗生动,简明易懂,便于记忆和运用,深受广大指战员喜爱,并广为流传。四是理论的系统化。刘伯承军事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涉猎到战争本质、军队性质、军事与政治、作战指导与战略战术、指挥艺术与用兵谋略、军队建设等诸多领域和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思想和理论。刘伯承军事理论,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刘伯承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是他所领导的、由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参加的战略区的军事实践活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他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创立的游击集团,曾是我军“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雏形;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所指挥的上党战役,被毛泽东誉为用革命的两手粉碎反革命的两手的得力行动;他所指挥的定陶战役和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之战,曾被毛泽东赞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思想的典型战例。这方面的事实还有很多。二是他的许多重大创见和建议的提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参谋、咨询的作用。他在1934年5月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战略思想;在1937年9月提出的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艰苦的民族革命大战”的基本见解和随后提出的“综合群力”的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军委提出的许多战略性的、特别是关于战略决战的建议;在建国后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院校建设的提议和建议,都被党中央及时采纳,被毛泽东所吸取。三是他在长期军事斗争实践中所总结出的军事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宝库。他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军事篇章,从各方面系统阐述了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认识。其中军事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更是光彩夺目。四是他谙熟古代兵法,并作了大量的诠释;重视国外军事学术的借鉴,校译了大量的外军学术著作,广泛地汲取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用的军事学术思想,并约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贯彻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又增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辉色。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思想

  刘伯承作为一个大军事家,对战争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并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从刘帅的军事著作和战争实践中可以看到:他早年时常希望“取军事最后之胜利,而拯人民于水火”,坚持为人民而战,进行为人民而战的正义战争,反对军阀混战的非正义战争,从而形成刘帅走上军事生涯的基本出发点;他着眼政治,运筹军事,认为军事斗争从属并服务于政治斗争。战争是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他坚持人民战争思想,认为“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没有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他主张对敌展开“综合群力”的战争,即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一切力量,对敌展开全面的斗争等等。

  刘伯承始终坚持把军事辩证法思想贯穿于他全部军事实践之中。他认为战争的“情况是辩证的”,因此,“必须由实际出发,就是考虑敌我的装备、编制、训练、作战等一切不同的因素,以及地形、天候、季节、政治、经济等,而求得辩证的学术。”他动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揭示了错综复杂的战争矛盾运动及发展规律。如军事与政治、全局与局部、强与弱、虚与实、攻与防、游与击、集中与分散、存人与失地、内线与外线、五行要素、袭击与反袭击等等,为军事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他强调运用军事辩证法就要贯穿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克服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从我军具体实际出发来对待书本上的定论,不能一成不变。有经验的人,要把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一根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起来,这时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

  三、关于战略战术思想

  刘伯承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其军事理论最突出的内容之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善于从战略全局来论兵用兵,强调在政略指导下来确定作战的总任务和总方针;强调必须从敌强我弱、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总形势和总条件去制定战略战术;强调必须着眼战略全局组织实施好每一个战役、战斗。二是他善于根据进攻和防御两种不同的基本作战类型,实施作战指导。在防御时,要以“敌进我进”为原则,进行积极防御。在进攻时,要以“分进合击为原则”,以强大的突击集团对敌形成“钳形”攻势,实施坚决的合围和割裂。无论防御、进攻,都不能搞“牛抵角”,都要在宽大灵活的机动中趋利避害,创造战机,争取主动。三是他善于集中兵力,合理运用作战形式,促成强弱转换。强调我军在战略上应以弱胜强,在战役战斗中则应以强胜弱。在作战形式上,他认为游击战、运动战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鸿沟。必须根据情况恰当调剂它们的份量,搞好多种作战形式的结合。四是他善造作战之势,使之“势险”、“节短”。他指出“因为‘险’,敌人就不能抵挡;因为‘短’,敌人就来不及躲避”。为达成战役布势的“势险”,“节短”,要奇正活用,搞好作战运筹和部署,寻找敌人弱点,创造敌人弱点,突击敌人弱点。五是他善于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组织合同作战。他认为技术是战术的基础,一切战术都要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重视技术的战术作用,就要随着技术的发展,重视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掌握合同作战的学术。

  四、关于军事指挥艺术及谋略思想

  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是其军事理论中的瑰宝。其指挥艺术的突出之点,一是强调指挥必须从实际出发,知巳知彼。他提出“五行术”,“研究情况要从任务、敌情、我军、地形与时间的综合估计考虑,据此而定下决心”。“五行”以任务为首,以了解敌情为关键,敌情我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着矛盾的运动。指挥员指挥作战,必须掌握“五行”。二是强调辩证指挥。他指出:“现实是辩证的,我们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一切都要因敌变化而取胜,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三是强调指挥方式的多样性,“集中指挥用于打死猪,分散指挥用于打野猪”。对重要的作战方向要亲临一线指挥。对下级的指挥,必须注重战法的指导、任务的明确,并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四是强调建立科学的指挥体制,特别是高效能的司令部。他指出:“司令部的作用、通信、侦察、训练、军政、卫生和后勤等部门人员应成为各级首长的有力助手。各级首长必须根据‘少而精’的原则把这些部门的人员健全起来……反对轻视参谋工作的观点。”

  刘伯承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他的谋略思想光辉灿烂。一是强调对敌斗争不仅是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他把智力的发挥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作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把以弱胜强作为军事谋略的着眼点。他认为,人民战争的战略就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略。可以说,刘伯承的用兵之道,就是以弱胜强之道。三是间谋略于军事行动之中。认为军事谋略的运用,应与作战行动和指挥艺术溶为一体。部队一动,即应将奇谋妙计寓于其中。谋略一出,必杂于利害,或隐真示假,造成敌之不意和错觉,陷敌于被动;或造成险恶之势,陷敌于被动挨打的绝境;或调虎离山,或关门打狗;或“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或“围三缺一”,“暗设口袋”;或避实就虚,声之东而击之西;或“猫盘老鼠,盘软了再吃”;或杀“回马枪”或施“拖刀计”;或“猛虎掏心”,“釜底抽薪”,或“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刘帅的谋略运用,就连他的对手也不能不叹服。四是不拘常法,出奇制胜,主张“兵者谈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因此,他的谋略运筹,常常一反常规,不拘一格。如在神头岭的重叠伏击战,就是最生动的一例。

  五、关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理论

  刘伯承是我军的缔造者之一,也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刘帅在军队建设方面有着系统的理论阐述。他强调,必须建立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的建设,必须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必须坚持在军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设立政治委员、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等制度。刘伯承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其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面,也表现在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他就从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面对现代战争的特点,他提出了一系列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思想。他认为,军队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地说,就是制订并严格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像一部大机器一样,能有准确的运行规律,向共同的目标协调一致地行动。他特别强调,实现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关键一环,是要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的战略位置,并且“治军必先治校”,“治校要重人才”。为此,他向中央请缨,创办军事学院,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中级指挥人才,并形成了一整套院校教育的思想理论体系。他认为,军队要打仗,就离不开后勤,特别是现代战争对后勤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后勤工作,后勤建设,特别是后方基地的建设和补给问题,不是第二位的工作,而是战争中首先要考虑的工作。为此,要搞好“平战结合”、“军民兼容”,要像“大树”一样,建立军队战略、战役、战术后方。

  《人民日报》1992年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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