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要我写一篇回忆荣桓的文章。对于这一指示，我非常乐于遵奉。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我有相当长的时间在荣桓身边，写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可实际上却有相当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在解放战争的重要时刻--辽沈战役的日日夜夜，荣桓在前方，我并不在他身边。在其余时间，他也常在前线；即使在后方，我虽同他生活在一起，但关于战争全局、关于领导工作问题，他这个严格遵守纪律的人，是从来不对我讲的。因此，我的回忆只能提供我所知道的，关于荣桓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片断。
一
荣桓原来在山东工作。1943年以后，他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政委兼代师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一直忙于组织指挥以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为重点，旨在沟通滨海、鲁南、鲁中、渤海、胶东五个战略区的战役攻势。
1945年 8月 10日，我们住在莒南县延宾庄。这一天深夜，荣桓还没有睡，机要科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他看着看着就站起身高兴地对我说：
“我的5年计划完成了。”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晃动着手里的电报，又补充了一句：“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投降了。”
抗战打了8年，那么嚣张、那么狂妄、那么蛮横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举起了降旗。听到了这一消息，我们都感到十分兴奋。我看到他在摇曳的烛光下露出满面笑容，不禁想起两年多以前……
那是1942年12月间的事。我军第三次打甲子山，初战不利。荣桓闻讯后，冒着严寒，纵马急驰，赶到前线指挥所，参与指挥。可能是因为他经历了从井冈山斗争、长征到坚持山东敌后根据地这样长期的艰苦的战斗生活，早就得了病，只不过是没有发觉；这一次连冻带累，他终于开始尿血。在敌后缺医少药，他的病情日益严重。1943年春天，他应陈毅同志邀请，到苏北新四军军部请泌尿科专家、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治疗。罗生特是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博士。他的祖国被希特勒并吞后，他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被纳粹当局驱赶出境，并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准备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经一名地下党员介绍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入党。我们都亲切地称他“罗大鼻子”。他的医术虽高，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医疗器械，仍未能确诊，那时他已经怀疑荣桓得的是癌症了。荣桓回到山东后，陈毅同志又把罗生特派到山东来。荣桓自知病重，当时曾对我说：“我要订一个5年计划，争取再活5年，打败日本，死也暝目了。”
因此，当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乞降照会时，便脱口说出了 5年计划提前完成了”的话。接着他又满怀信心地对我说：
“现在看起来，我可以再活5年，再订一个5年计划，参加建设新中国。”
受到他的情绪的感染，我也高兴地说：“抗战胜利了，医疗条件好了，你的病会治好的，你一定还可以订好多个五年计划。”
抗战胜利后，荣桓抱病以全力组织指挥部队向敌占区进军。
当时，在全国战局中，东北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东北背靠苏联，东界朝鲜，西临蒙古，可以得到国际援助。工业交通发达，可以建设成支持战争的大后方。国民党在那里势力十分薄弱，他们的部队还远在西南。而我们，无论是晋察冀还是山东，离得都很近。我们占领东北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为了解放东北，朱总司令在8月11日命令著名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立即率部向察哈尔、热河和辽宁进发。
朱总司令的命令中提到的万毅部，原为抗战中驻扎在山东的东北军第111师。1942年，这个部队因受顽固派的排斥，举行了起义，后编为山东军区滨海支队，万毅同志为支队长。
荣桓接到命令后，发电报将正在胶县前线的滨海支队负责人万毅和王振乾同志请到师部驻地--莒县大店，同他们进行了长谈。据万毅同志回忆，荣桓这次谈话除了干部任职、编组部队、分配任务的命令外，对渡海作战可能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部队从哪里渡海，渡海前要作哪些准备，怎样进行动员，在海上遇到苏联和美国军舰各自如何对待，在何处登陆，到了东北如何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等等，都一一作了具体交代。他还考虑到北海票（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在东北不能使用，让后勤部门给准备了黄金。万毅同志说，这次谈话的气氛就象是老妈妈送闺女出嫁似的。
万毅、王振乾同志刚刚离去，9月11日，荣桓又收到中央的电报，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共二三万人进入东北，指定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带队和统一指挥。接到中央的电示后，荣桓就立即发电将在博山前线指挥大反攻作战的肖华同志请回来，向他交代去东北的任务。
当时，美国正在帮助蒋介石源源不断地由空中和海上向东北运兵。而苏联由于同国民党订有条约，要把东北移交给国民党。分析这一形势后，荣桓估计，肖华等到东北后，可能会碰到十分困难的局面，甚至要准备进长白山打游击。而肖华同志的女儿小雨那时才一岁多。他们夫妇带这个孩子有困难。因此，荣桓主张将小雨留在山东，由我帮着照看。
肖华同志的夫人王新兰，在四方面军时我们就在一起，是老战友。她的孩子就如同是我自己的孩子，即使没有这个因素，由我来帮助他们照管孩子，也是义不容辞的事。荣桓已经说了，为了控制东北，中央要什么，我们就要给什么。其中也包括解除东北干部的后顾之忧。我从王新兰手里接过孩子，互道珍重后，便依依不舍地和他们分了手。
这孩子在我身边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就在我们进驻新解放的临沂城时，荣桓又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也去东北。后来，我们将这孩子带到东北，又交给了王新兰同志。
中央这份电报是9月19日发出的，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再从山东抽5万人去东北。山东分局与华中分局合为华东局，由参加“七大”从延安回来的陈毅同志接替荣桓的工作。
到临沂后，荣桓的工作更加繁忙了。除了组织山东军民的反攻、组织赴东北部队的渡海外，又加上了调整部署、准备迎接即将北上的华中部队，准备向华东局移交工作，等等。这一时期，工作千头万绪，上下左右电报来往特别频繁。荣桓同志有时一夜要被叫醒好几次，一些重要电报，他都是亲自起草。他经常是每天只睡几个小时。那阵子，他每天都尿血，脸色蜡黄蜡黄的。我看到他拖着重病还要硬撑着工作，非常焦虑；但又感到无法让他放下工作，只能在生活上尽力多给他一些照顾。
因为病魔缠身，荣桓早已感到难以支撑下去了。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央曾准备将林彪调到山东。荣桓打算等他来后，交代了工作，便回延安治病。然而，现在他不仅回不了延安，而且还要进军东北。他在接到中央电报后，曾向中央提出能否休养一个时期。如果一定要去东北，最好不要让当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山东分局的黎玉、舒同同志也致电中央，建议让荣桓休息一个时期。中央的复电是：东北还是要去，到那里医疗条件可能要更好一些。
接到中央这一复电后，他便再也不提休养的事了。在中央未确定调他去东北时，他着重考虑的是尽快向东北输送部队。现在中央决定他去东北，他又更多地考虑山东当地斗争的需要，而将许世友、陈士榘、唐亮、王建安、王麓水、林浩、景晓村、张光中等富有斗争经验的军政领导千部留在华东，同时经中央批准，将20万部队留在山东。根据中央指示，赴东北的部队，除随身携带的自卫枪支外，将绝大部分重武器留在当地。当时机关枪、迫击炮就算重武器了。
10月24日，我们从临沂出发。荣桓、罗生特大夫、我和警卫员一部车，机关分乘几辆卡车。当晚在莒县停了一宿，第2天到达诸城。由于胶县由伪军摇身一变的国民党部队所占，诸城到胶县的公路不通，我们只好在诸城住宿。
第3天是徒步行军，荣桓坐担架。在过胶济路以前，一次行军休息时，医务人员照例从荣桓的担架上将尿血的瓶子拿出来，一面晃动，一面察看。机要科一名新调来的小同志看到了，惊讶地小声叫了一声：“血！”荣桓亲切地看了看他，微笑地摇摇头说：“小鬼，不要喊呀！战士们流血牺牲都不在乎，我尿点血有么子关系?”
过铁路的那天晚上，正在急行军，突然荣桓的担架断了，队伍不得不停下来。警卫部队立即派出了警戒。管理处长何敬之同志连忙派人随向导到附近村子里找门板。由于护送的部队不大，停留的地方离铁路又近，大家都为荣桓的安全担心。可他却十分沉着，反而安慰大家，叫大家不要着急。他再三嘱咐去找门板的同志，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要打借条。
找门板的同志去的时间不长，就听到村子里狗叫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便于部队夜间活动，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狗都打光了，可这一带以前是敌占区，村子里还有狗。俗话说，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顷刻间，远远近近的村子里都传来狗叫。有的同志担心惊动敌人，荣桓却风趣地说：“现在不是日本投降以前了。现在，狗一叫，敌人会吓的更不敢出来。”
受到他沉着、镇静的气度的感染，同志们才不那么紧张了。事情也真被他说中了，果然是平安无事。等到找门板的同志回来，绑好担架上路，夜已经深了。
11月5日，我们到达黄县龙口，一进码头，只见岸边是一队队等着上船的部队，港湾内外，满眼是船，其中小汽船很少，大部分是帆船。嘈杂的人声和喧嚣的涛声交相震荡，一派繁忙景象。我们上船之前，许世友同志赶来送行。
荣桓和许世友同志早在陕北就互相认识。许世友同志在延安进“红大”学习时，听过荣桓的课；荣桓也在那时就知道这是一位带传奇色彩的战将。他们先后到山东，在工作和战斗中很快互相熟悉起来，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临分手了，荣桓问许世友同志：
“你留在山东了，有何打算？”
“准备打仗。”许世友豪迈地回答。
荣桓点点头，紧紧握住他的手。停了一会，他指着他身旁的枣红马，说：“把它留给你吧。”
这匹马陪伴他已经四五年了。但自从他尿血以后，由于身体虚弱，却很少骑。在上个月大反攻时，各线战事都比较顺利，但就是临沂城迟迟未打开。他当时很焦急，曾不顾病重想骑这匹马到前方去。同志们对他再三劝说才作罢。这次要进军东北，护送的骑兵部队又将他这匹马带到了龙口。现在他要渡海，将这匹战马送给许世友同志，也可以算得是物得其主了。，
许世友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怔了一下，便随手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从腰上解下来，双手托着，回赠给荣桓。
荣桓渡海乘的是一艘小汽船。同船的有参谋处长李作鹏、保卫部长苏静、供给处长何敬之、卫生部副部长王雨田、罗生特大夫和他的英文翻译方政，还有上述人员的家属。我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和肖华同志的小女儿也都在这条船上。机关人员和部分警卫队分乘另外5艘汽船。
为了防备在海上碰到美国军舰发生麻烦，我们穿的都是胶东区党委准备的便衣。荣桓穿的是长衫，化装成商人。我穿的是一件旗袍。记得我还是在家乡当小学生时，穿过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参加革命后，15年过去了，从来都是短装，此行穿上旗袍，还真有点别扭。至于警卫人员的枪支，有的掖在怀里，有的用绳子缒在船尾水下，既不易被发现，也便于万一情况有变时，可以立即提上来使用。
起锚时，龙口海湾里风平浪静。我们都站在甲板上同送行的人群招手，观看着缓缓后退的码头。人群、房屋越来越远。海岸终于成为一片山峦。同志们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齐鲁大地，告别了根据地的父老乡亲，都有些恋恋不舍。我们这个船队速度比较快，超过了两边一艘艘帆船。在甲板上纵目远眺，汽船、帆船星罗棋布，可真是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景象十分壮观。当海岸终于消失，四顾茫茫一片的时候，起风了。浪头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已经逐渐散开的帆船象树叶一样在波峰浪谷之间，时隐时现。我们这艘汽船此时也象喝醉了酒，不住地摇晃。一个大浪打过来，船于是大起大落。甲板上开始有人呕吐，我也感到恶心。同志们纷纷退进船舱，咬着事先准备好的防晕船的咸菜疙瘩。但是不管用，一个吐开了，象是传染病一样，我们都跟着呕吐起来。
我也象当时渡海的大多数同志一样，第一次坐海船。不仅如此，这一次数万大军的渡海行动在我军历史上恐怕也是第一次。而这一波澜壮阔的行动是在没有气象预报、缺乏通信联络、没有导航设备的条件下进行的。几百艘渔船，十来艘汽艇，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就启锚了。尽管许多人呕吐了，有的船只漂到鸭绿 江口，有的漂到兴城，还有漂回山东又渡过去的，但这一壮举终 于在几个月之内胜利地完成了。
在我们这条指挥船上，不晕船的只有荣桓、罗生特大夫和一个警卫员。荣桓以前对我说过，1926年他从青岛到广州，坐的就是轮船。那是一条货船，载人的船舱都在水下，又拥挤又闷热。许多人都吐了，但他没有吐，他走上甲板吹海风，一点也不晕。想不到20年过去了，他得了重病，仍然适应海上航行。
荣桓一向爱干净，这时便忙开了。他和那个警卫员一会儿打扫船舱，一会儿去倒痰盂。我这时已经晕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忙活，却帮不上手。
船长看到他去倒痰盂，忙走过来阻拦：“首长，别倒了。吐在地下不碍事，待一会儿我们来扫。”但他不听，仍然在忙碌着。
下午，在渔船左方出现了岛屿。有的警卫员挣扎着要到船尾去守住枪，万一遇到敌人，他们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参谋们忙告诉他们不要紧张，对他们说：“一个多月以前，部队还没有渡海，胶东军区许司令员就派部队把内外长山列岛都控制起来了。这些岛上都设有兵站。”
汽笛长鸣几声，汽船缓缓地靠上一个岛屿的码头，船长告诉我们，这叫砣矶岛。由于风浪太大，汽船要停泊在这里避风。我们都下了船，当晚在兵站住了一宿。
第2天清晨，风势稍减。有的同志看到晕船的人太多，建议再歇一天。荣桓不同意，他说：“不行，时间宝贵，越早到东北就越主动。晕船嘛，苦一点，可死不了人。”
船队又启航了。开始船身还象摇篮一样晃动，不久，风浪越来越弱，汽船平滑地向前行驶，我感到头不怎么晕了。傍晚时分我也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而荣桓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甲板上。他向参谋要来地图，一面听船长介绍，一面对照着地图看着从眼前掠过的大小钦岛、城隍岛等大小岛屿。过了不久，日落了。在汽船左方，殷红的太阳在海面漂浮着，比平时要大得多。满天彩霞映照到海里，把这壮丽的海景装点得更加气象万千。同志们大部分都跑到甲板上，默默地欣赏着这灿烂辉煌的海上落日……
半晌，只听得陪伴荣桓的船长说：“过了城隍岛，就算离开山东了。前面不远就是旅顺口。”
荣桓顺着船长指的方向用望远镜观察着。过了一会，他又往右转了一个角度，看了好一会，指指前面，问道：
“那是什么？”
船长举着望远镜看了一会，回答说：
“是一条军舰。”
听到他们的话，我也将视线转向东方。暮霭之中，只见海天茫茫……又过了一会，我也看到了。首先看到一闪一闪的灯光，接着看到了越来越大的黑糊糊的舰体。这艘舰艇正朝我们驶来。荣桓放下望远镜，回头吩咐大家都回到舱里，他对大家说：“有一艘军舰正向我们开来，还不能判断国籍，如果是苏军的好办。万一碰到的是美国的军舰，大家一定要沉住气，不要慌。现在，按预定方案分头作好准备。”
大家立即忙碌起来，晕船的也都振作起精神。警卫人员都上了甲板，有几个人守住船尾，随时准备将水中的武器拖上来，其余的都掖着短枪，站在两舷。机要人员准备好火柴、煤油，随时准备销毁文电和密码。供给处长也将携带的黄金，分散藏在船舱里。
军舰上机器的隆隆声越来越响，探照灯光柱在我们船上扫来扫去，两艘船越来越近了。这时，已经看清楚，是苏军的巡逻艇。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情绪由紧张转为好奇和兴奋。靠舷以后，一位苏军军官用俄语说了一通。我们船上的俄语译员翻译道：“苏军舰长问我们是什么船。”
“告诉他们我们是运输船。”荣桓对翻译说，翻译大声作了 回答。
“船上载的是什么人？”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翻译又将荣桓的话译成俄语。
巡逻艇上喊道：“你们上来一个人。”
荣桓派苏静同志带翻译上艇去交涉。不一会儿，苏静同志回来报告：“红军艇长请罗司令员过去谈谈。”
于是，荣桓带了一位警卫员和苏静同志一起登上了巡逻艇。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又从巡逻艇上回来，荣桓下令，船队按第二方案改向东走。那艘巡逻艇掉了个头，鸣笛数声，向北开去。
开船后，荣桓向大家谈了刚才上巡逻艇的情况。
他们刚上艇时，苏方表现并不热情。因为荣桓穿的是长衫、戴的是礼帽，那艇长似乎不大相信他就是山东军区的司令员。为了消除他的疑问，荣桓让警卫员从皮包中取出一幅照片给艇长看。这幅照片还是红军刚到延安时拍的。这位艇长认出了毛泽东同志，也认出了荣桓，立即站起来，向荣桓敬了一个礼，并说：“司令员同志，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请原谅，我是在执行任务。”
于是，艇上的气氛融洽了。这位艇长还让水兵端出咖啡招待。在谈话中，这位艇长说，虽然苏联在外交上承认国民党的政府，但根据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并不阻止八路军在东北活动。我们这支船队可在除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港口登陆。
听了这番话，我们才明白，那艘巡逻艇向北是返航旅顺口，而我们这支船队却要向东，绕过大连湾，再北上到黄海岸边寻找港口登陆。
我们在貔子窝登陆以后，荣桓立即吩咐何处长联系去沈阳的火车。当时，日本投降不久，苏联红军只占领了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我们也刚刚到，一切工作都没有头绪。因此，我们在貔子窝等车皮就等了两天。第3天，好不容易来了一趟火车，还是运货的闷罐车。我们上去一看，车厢里到处都是马粪、草料，可能是刚刚运过马匹。荣桓急于赶到沈阳，同已经于9月到达东北的东北局彭真、陈云等同志见面。他决定，不再等了，就乘这趟车走。于是，我们便大家动手，七手八脚将车厢打扫干净，在地上铺上马褡子，放下背包，大家就挤坐在这闷罐子车内。有位同志皱起鼻子，闻一闻空气中仍然残留着的马粪味，耸一耸肩膀，说了一句：“到了东北，还坐这号车！”荣桓听到了，便劝解说：“嘿，坐火车比走路快多了。我们到东北，不是来享福，是来打仗的，今后，还要靠两条腿走路呢。”
11月13日下午，我们赶到沈阳后，荣桓立即向东北局报到，同彭真同志和林彪见了面。这时，陈云同志已去北满。
当时，东北的干部，除少数抗联和东北地下党的同志外，都是“八一五”以后出关的。部队也来自各个解放区。这些部队大都将主要武器留在关内，而冬季又将来临，他们亟需补充枪支、弹药和被服。这些部队作风、习惯不尽相同，上下之间、友邻之间，互不熟悉。要把这么多部队融为一体，置于东北局和总部的统一指挥下，象一盘机器一样顺利运转起来，需要有一个整顿过程。而这又是同国民党正使用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向东北运兵并向我山海关猛攻的过程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又要打仗，又要进行整顿。党、政、军、民；战争、生产；城市、乡村；工、农、商、学……这个时期的工作真可说是千头万绪。那时，我看到彭真同志工作非常繁忙，也不分什么上班、下班，白天、黑夜。他经常来找荣桓商量问题。有时夜深了，我们已经睡下，他拿着一叠电报又来了。那时，荣桓几乎天天尿血。我看到彭真同志来，有时真想对他说，荣桓恐怕很难支撑下去了。但是，经过多年党的教育，对于党的事业和丈夫的身体健康，这二者哪个重哪个轻，我还是能分辨的，因此，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但是，彭真同志非常细心，他从我的神情上已经看出了我想说些什么，于是就安慰我说：“荣桓同志的病情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好同志，也是他的好伴侣……这一阵忙过以后，我们就安排他去检查身体……
”彭真同志这么一讲，对我是莫大的安慰。但是，当我看到荣桓那蜡黄的脸色，那一瓶瓶有时已经凝结了的血尿时，我又非常难过，有时甚至产生不祥的念头，我耽心他订的“第二个5年计划”难以完成。
那时，荣桓抱病成天忙于部队的整顿，其关键又在思想的整顿。但当时战事紧张，部队调动频繁，不可能坐下来开会、学习。荣桓同志便通过发电报，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这项工作。这一期间，他接见了不少干部，经常谈的主要是进行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问题，加强兄弟部队团结和步调一致的问题。
对于统一步调、增强团结，他是身体力行的。当组织上决定林彪到前线指挥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将从山东带来的指挥机构交给林彪带走。他对于黄克诚同志一到东北就向他所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下令，让部队绝对服从东北局和总部指挥，曾赞不绝口。对于原山东部队的许多干部，他都反复强调了这一问题。
一天，他又因肾病发烧，卧床休息。这时山东第1师的副师长李梓斌同志来看他。我报告后，荣桓不顾重病在身，仍然要见，忙让我请李进来。李汇报了部队情况，谈到他们部队装备差，可有些新部队装备却比较好的问题。荣桓卧在床上认真听取了李的汇报，然后说：“你们是山东来的老部队，一定要发扬老传统，做出好样子。要加强同兄弟部队的团结。现在已经成立了 ‘前总’，要听从‘前总’指挥，打好仗。仗打好了，什么都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梁兴初和梁必业①写封信。”
说着，他就撑起身体，摸出一支红蓝铅笔和一个文件夹，写了起来。李看到他病重，写起字来颤颤抖抖，便劝他不要写了，说：“我一定把你的指示传达给师长和政委。”
“不，我还是写几个字好。”结果他写了满满三大张纸。
写完后，荣桓又问李梓斌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李说经费不足。荣桓沉吟了一下，说：“我们带来一点金子，但那已经是整个东北部队的经费了。我是不能随便批的。你还是去找后勤部门吧。”
话虽这样说了，事后，他还是给管后勤工作的叶季壮同志打了电话，反映了1师的情况。叶批给了他们1万元当时还在流通的伪满币。
到这一年年底，总部转移到本溪以后，山东3师师长罗舜初去找他汇报请示工作，他也反复强调：“现在东北的部队是从各个地区调来的，叫做民主联军。因此，要特别注意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山东来的部队比较多，是个大山头，要特别警惕山头主义。以后，汇报请示，不要老是找我，要多找东北局和总部其他领导同志。”
当时，荣桓经常讲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树立艰苦奋斗，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
我们住到沈阳后，生活条件比在山东好多了。但荣桓仍然十分强调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记得进入沈阳后不久的一天，何敬之处长给送来了一条丝被面，一床人造棉的被套。我看那米色的被面上面有花，闪闪发光，挺漂亮，那被套也十分松软，就问他，这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是东北局王处长发的。他还解释说，东北冬天天气很冷，王处长给每家都发了一份，让做成被子过冬用。我就和警卫员们赶紧将它缝成被子，叠好放在床上。荣桓在外面忙了一天，回来后一眼就看到了这被子，连忙问我：“这被子是从哪儿搞来的？又不是结婚，搞这么漂亮的被子干什么？”
我告诉他事情的原委，他很不高兴地说：“这个何敬之，真是乱弹琴，他是老供给处长了，怎么一进城就发洋财呢？这个被子不要盖，明天一早就叫他送回去。”
第2天一早，他就让警卫员把何处长找来，让他找王处长退被子，何看看我，我也没办法，赶紧叫他拿走。何拿被子去找王处长，王处长坚决不收。他对何处长说：“这被套是人造棉的，看起来漂亮，其实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冬天到了，东北不比关内，没有厚棉被过不了冬。要是罗政委嫌它花梢，等以后有了布被子再换行不行？现在材料都已经做成被子了……”何处长只得又将被子抱回来。荣桓听了何处长回来的解释，才不再坚持。
我们刚到沈阳时，是在小馆子里吃包饭。一开始，大家吃东北的白肉酸菜粉条子，感到很香。但天天如此，时间长了就有点腻了，馆子里有时也给炒点菜。荣桓是由警卫员给打饭，他一忙，也不大了解机关的伙食情况。有一天，不知他是找人还是干什么，自己跑到机关干部吃饭的地方。他一看，满桌的菜，吃惊地问道：
“今天你们请谁的客？”
一个参谋回答：“谁也不请，我们天天都是这样的。”
荣桓听了连连摇头说：“现在生活太好了，可别忘了过去。”当时大家正在吃饭，荣桓不便多说。但他从这些事情上看出了一些不太好的苗头。过后他常常对身边的同志说：“进城了，可不要被花花绿绿迷住眼睛。现在还在打仗，这沈阳并不是我们久居之地。即使将来革命胜利了，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李闯王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都是历史的教训，要警惕啊！”
荣桓在要求机关和干部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同时，又十分关心部队和战士的疾苦。记得我们随东北局从沈阳撤到本溪的时候，一天深夜，他忙着起草一份文件，我坐在一旁为孩子缝补衣裳。屋子里很安静，只听得壁炉里木柴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也很暖和，双层玻璃窗上已经结满了窗花。然而这时室外已经是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正飘着鹅毛大雪。一会儿，窗外传来轻轻的嘎吱嘎吱踏着冰雪的脚步声。荣桓放下了笔，在倾听着。那脚步声一会儿远，一会儿又近了。我知道，这是哨兵，他正用来回踱步的方法取暖，他们此刻虽然已穿上了棉大衣，但仍然挡不住东北的严寒。这时，我说：
“你去招呼卫兵进来烤烤火。”
我放下手头的衣服，出去喊哨兵。谁知那哨兵说什么也不进来，还说，他们连里有规定，哨兵不准进首长屋。我回来向他报告，他摇摇头，站起身走到床前，拿起他那件旧羊皮大衣。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接过大衣给哨兵送了去。
我回到屋里，只见荣桓已经给何敬之同志写好了一张便条：
“何处长：无论如何要设法搞几件羊皮大衣，几顶狗皮帽子，给站岗的专用，以免夜间把哨兵冻坏。罗荣桓”。
他写这个条子是防备第二天工作忙起来，把这件事忘掉。
二1946年春节以后，东北局决定让荣桓治病，我陪同荣桓经安东赴驻平壤的苏军总医院检查，诊断为肾癌。由于医院设备不全，院方建议转院莫斯科施行肾切除手术。为了等待向苏方交涉，荣桓又回国到大连休养了两个多月。5月间返回总部。7月赴苏联治疗，一直到1947年6月回国，荣桓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治病休养。但是他的脑子并未休息，仍然时时刻刻关注着风云变幻的东北战局。
在大连休养期间，黑石礁、老虎滩等游览胜地他都没有去。4月间，住地附近樱花盛开，他也没有去看一看。他成天待在屋里，不是看报纸、看由大连市委转送来的电报，就是同部队来看他的人谈话，了解前线战况。因此，他虽然身在大连，却仍然能比较及时地掌握到战争的信息。当时，他曾连续发报给东北局，并转报中央，对战争形势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些电报的内容。只是到现在，翻出历史档案，我才读到这些电报，我感到其中有两封，内容比较重要。
一封是3月15日发的。荣桓发出这份电报时国民党占领苏军撤退后的沈阳已经两天，但在和战等问题上，党内的领导思想尚不统一。电报说：
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高，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部队作战需要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也需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拚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
电报还建议要“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更有利条件。”“加强各地后勤工作……要克服和平的大后方、大机关作风，力求战斗化与加强对下层的领导。”
荣桓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内战时的教训”，看来是指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中，“御敌于国门之外”，消极防御那一套打法。而“最近”的教训，则是指部队对敌人的阵地防御战斗。
荣桓这一份电报的基本思想是：一、在力争和的同时，要立足于战；二、在战争上，又要有进行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要保存和加强主力，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进行这三者结合的传统的运动战；三、反对拚命主义，克服大后方、大机关作风。
荣桓另一份电报是在4月23日发出的。这时距荣桓发上一份电报已有40天。这40天战局又有很大变化。敌人继占领沈阳后又于3月下旬占领辽阳、抚顺、铁岭等地，并于4月18日开始攻打四平。荣桓发出这份电报时，我军正在进行战况空前激烈的四平保卫战。电报原文如下：
目前东北情况，已产生于我有利之改变。红军自奉天（即沈阳）以北迅速撤退，国民党军被阻于四平街以南，且遭受我严重打击，使我争取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大城市成为完全可能。……经过四个月我在沿长春铁路两侧广大地区之肃匪与初步发动群众等工作，再回到上述城市，是有良好条件的。但是需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准备在长春以南及以西地区粉碎国民党军大的进攻，争取停战谈判之实现。
国民党军现在广大战场采取分进的方式向我进攻，是便于我各个击破的，并已开始遭严重打击。敌或许会引起警惕，行动迟缓，不敢冒进，但我仍可采取一纵一攻，从运动中寻求其弱点，集中我优势力量，予以各个击破。
荣桓在这里指出的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在红军撤出后，曾一度为国民党派少数杂牌部队所接收。我军在进行四平保卫战的同时，又重新将这些城市解放。但是，荣桓提出的，不在四平，而在长春以南以西地区，“一纵一攻”，即用运动战的方式各个击破敌人的建议，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我军在进行了一个月伤亡相当大的四平保卫战后，于5月18日撤出了四平。
由于战事紧张，荣桓在大连待不住了，他不能遥遥无期地等待莫斯科的回音。在“五一”后，我们又乘汽车经安东于5月中旬到达已迁至长春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这时，我军已从四平撤退。刚一落脚，荣桓便赶到前线，与东北局一些领导同志进行了磋商。听说当时对今后行动方针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坚守长春，不再后撤；另一种是撤到松花江以北。荣桓赞成后一种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防线太宽，不利于防守。如果硬要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沈阳至吉林）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这样，不仅长春守不住，我们非退到西满大沙漠里不可。我赞成主动撤到松花江以北。”
在长春撤退之前，民主联军“前总”政治部副主任陈沂来看望荣桓。他向荣桓反映，没有根据地的作战是痛苦和困难的，伤兵都得自己抬。四平保卫战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以便在后方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可惜的是这段时间没有好好利用，不知道东北局下一步怎么打算。荣桓对他说：“我们已经商量过了，长春还是不要了。”他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是东北局的几位领导人，也包括林彪。陈沂拥护撤出长春的决策，但他也说了“长春是个漂亮地方啊”的话。荣桓坚定地说：“我们将来还会回来的。”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的部队我知道，不能同美式装备的敌人硬抗。如果硬抗，几仗就光了。要打持久战，我们还要经历一个艰苦的阶段，在长春跟敌人打阵地战，不是办法。”当时在长春正酝酿选市长，对此，荣桓很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前方那么紧急，还选什么市长，和平麻痹不得了！”
5月22日，我们随东北局撤出长春，几天后，迁到哈尔滨。 这时，敌人已逐步控制第二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但因兵力分 散，已无力继续进攻了。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15天 的协议。15天后，国民党对新的进攻仍未准备好，停战又维持了 4个月。
7月上旬，荣桓出席了东北局扩大会议，参与讨论、修改和 通过由陈云同志起草的《关于目前东北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简称 《七七决议》）。
荣桓对这个决议是很满意的。记得当时他的身体虽然仍然不 好，但心情很好。那几天，正值哈尔滨之初夏，是哈尔滨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到晚上八九点钟天还不黑。他常在明亮的夜晚接见各方面的干部，并对他们阐述《七七决议》的意义和主要精神。
一天，山东7师黄荣海旅长来看望他。他在详细了解了部队情况后，对黄说：“你们的情况和别的部队大同小异。从四平撤退以来，部队思想问题不少，集中起来是对革命前途的看法问题，这是解决其它思想问题的关键。现在，《七七决议》很快要下发了，你们干部首先要好好学习，首先弄通为什么我们要大踏步后退，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要向战士讲清楚：虽然我们的地盘小了，但主力仍然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还是要打回去的。”
那时，荣桓接见每一位干部，都要谈《七七决议》，他常常说：“现在有了决议，思想统一了，好办了。在东北有将近20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他们的斗争经验都很丰富。东北的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我可以放心去治病了。”
他虽然常常谈这个决议，但我却未听到他谈论这一决议通过的情况。只是到现在，我才看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东北局常委会会议记录中他的发言。这次会议是7月3日召开的。荣桓在会上明确指出：
去年12月 28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已经将许多问题都给我们答复了，应该根据这一指示的方针进行修改。
他还说：
过去一段应该总结，但又不能详细总结，而且（这）也不是迫切需要的。主要的（是）要统一今后的思想领导。
我感到他这一发言的精神同我们现在常常说的，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是一致的。
起草这个决议，是陈云同志对东北解放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一文件现在已以《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为题收入了《陈云文选》。
这一决议的通过和贯彻，统一了东北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思想，而成为东北斗争的重大转折。这一决议通过后，经东北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荣桓准备去苏联动手术了。
7月下旬，我们带着东进、南下两个孩子从哈尔滨乘火车来到满洲里，等待办理出境手续。
苏方的入境手续办得非常缓慢。我们在满洲里一待就是十几天。这里的白天比哈尔滨更长。晚上9点钟太阳还未落。我们刚打了一个盹，早晨3点钟，太阳又出来了。荣桓平时一天也闲不住，这时待在这个日长夜短的边境小城里，成天无所事事，更感到度日如年。他几次要返回哈尔滨去，经过我们劝说，才勉强留下来。没有事干，他就和送他出国的作战科长尹健聊天。他的心仍然牵挂着部队，牵挂着机关，因此三句话不离本行，聊着聊着又谈起战争的事来。有一天，他问尹健，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们对战局有些什么反映。尹健对他说：“不少参谋对四平撤退以后，我们一仗未打就撤到松花江以北想不通，感到是不是撤得太多了。”荣桓向他解释说：“主力北撤是对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是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取得了胜利。你可以组织同志们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其中《战略防御》这一章。把这篇文章学好，对我们北撤就自然会想通的。”
好不容易办好了入境手续。8月上旬，我们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休息几天后，荣桓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这时，王稼祥同志也因皮肤被放射线灼伤，住在这所医院治疗。他们两人共住一间病房。经过4天详细的检查后，医院决定为荣桓做手术，摘除左边长了肿瘤的肾脏。
动手术的这一天，我早早地便来到医院。但荣桓已经进了手术室。我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连手术室在哪里也不知道，更不知道荣桓是否已动手术，手术情况如何。我请翻译去问，医院的答复是，手术期间和刚做完手术都不准家属探视。我当时十分焦虑不安。王稼祥同志便安慰我，他叫我放心，说有他在病房，会很好照料荣桓。他让他的夫人朱仲丽同志陪我回旅馆休息。他还说，他会及时打电话告诉我荣桓的情况。
到下午，王稼祥同志果然打电话来了。他告诉我，荣桓已动手术，情况很好。我稍稍放了心，但仍想去看一看荣桓，哪怕是隔着窗户只看一眼呢。于是，我又去医院。这一次可连病房也不让进了，院方说，病人刚从手术室出来，不能见。我很纳闷，不是上午动的手术吗，怎么刚从手术室出来呢？后来才知道，上午手术确实做完了，但术后伤口缝合不好，才两个小时又大出血，不得不重新缝合伤口。王稼祥同志怕我着急，当时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我。听说，在第二次缝合伤口时，荣桓额头冒着汗珠，忍着疼痛一声也不哼。荣桓平时也是如此，他得病后，再痛苦也从来不哼一声。他的毅力和忍耐性都是很强的。
手术后，荣桓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这一期间，王稼祥同志给他当翻译，每天将报上的新闻说给他听，替他拿药、倒水，搀扶他上下床，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1947年3月，荣桓的伤口虽然已愈合，但经医生诊断，认为他肾功能仍有问题，同时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但是，荣桓牵挂着国内解放战争，他谢绝了医生要他去克里米亚疗养的安排，决定立即回国。
三
1947年 6月，我们乘火车回国。
荣桓一到哈尔滨，就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当时，东北局机关设在哈尔滨。为了避开大城市的喧嚣，东北局又将前方指挥部（前总）设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林彪大部分时间住在那里。荣桓从红4军时期起就同林彪共事，对他十分了解。林彪注重军事。为了便于让林彪集中精力于指挥作战，荣桓便哈尔滨、双城两头跑，将林彪较少过问而部队建设又须臾离开不得的政治工作、训练、动员、装备、后勤、军事工业等工作担负起来，尽他一个政治委员的责任。
因为事情太多，医生关于休养3年，以后每天工作时间至多不超过3小时的医嘱，只好束之高阁，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
当时，我感到荣桓工作很忙，但是他做了些什么工作，有些我知道一点，可大部分我并不清楚。现在通过查阅档案文件，向当时同荣桓一道工作的同志进行访问，我对他那时的工作才了解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他回国以后直到辽沈战役开始，主要抓了组建二线兵团、领导部队进行以诉苦教育和“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成分。）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加强部队军事工业建设和后勤建设，他曾提出把后勤工作提到战略高度，为以后的辽沈战役，在思想上、兵源上、物资上作好充分准备。
如前所述，在进行这些工作时，他是从来不同我谈的，详细情形我不大清楚。
1948年9月的一天，天气已经转凉了，荣桓由双城返回哈尔滨。他告诉我，近日内他们就要出发上前线了。这一次出去时间可能比较长，让我将他的冬季衣服准备好，交警卫员带走。
两三天之后的一天晚上，他带着秘书、警卫员乘一辆汽车走了。因为要保密，也不让我到车站去送。后来，听说他们是从一个货站上的车。
这一走就是两个月。直到11月上旬，我和余愼同志为准备将子弟学校由哈尔滨南移打前站，到了沈阳，我们才再次会合。这两个月正是进行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的时间。
辽沈战役的详细情况，已有许多文章谈及，我就不重复了。在这里我要写的是毛主席在他的《吊罗荣桓》一诗中提到的“战锦方为大问题”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发生在“前总”的火车由哈尔滨南下，10月2日到达彰武的时候。据当时在这趟列车上的尹健、李新稭、高继尧、阎仲川等同志回忆（其中有些情节是他们听刘亚楼同志说的），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列车在彰武车站停车后，正准备开早饭，发现一架敌机。刘亚楼同志立即命令所有人员分散隐蔽。为了防备敌人空袭，几位领导人的驻地安排的相距都比较远。这时，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说，葫芦岛敌人增加了 4个师。这份电报立即送给了林彪。本来在酝酿南下作战时，林彪就迟迟下不了决心，曾受到毛主席的严肃批评。他主要的顾虑是：一、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二、后方运输线太长。三、怕傅作义北上，锦州攻不下，大量汽车和坦克、重炮会因无油料而撤不出来。南下到了彰武，他一听说敌人在葫芦岛增兵4个师，担心被沈阳和锦西、葫芦岛之敌所夹击，已经下定的决心又动摇了。于是，他命令暂停前进，不同任何人商量便在2日22时以林、罗、刘的名义给军委发出加急电报，要求停止攻锦，回师打长春。
10月3日清晨，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处，得知林彪已向军委发了要回去打长春的电报，立即到荣桓住处向荣桓报告。荣桓顾不上洗脸和吃饭，马上拉上刘亚楼同志去找林彪。林彪见他们来了，便将昨晚向军委发电的情况告诉荣桓，并说要等军委回电后再定下一步行动。据后来刘亚楼同志说，这时荣桓正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脚都有点发抖了。荣桓看完林彪发的那份电稿，立即表示这样做不妥。他认为，在几十万部队已经南下到达辽西前线，锦州外围敌人据点已经肃清，而敌情变化并不大（只不过增加4个师）的情况下，轻易改变中央早已定了的作战方针是不适当的。攻锦州决心不能改变。刘亚楼同志同意荣桓的意见。
经过再三劝说，林彪可能也感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又吩咐秘书到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秘书去机要处后回来报告：电报业已在清晨4时许发出。刘亚楼同志问林彪和荣桓怎么办，林彪不作声，荣桓表示：“再发一份电报，说明我们仍然决心攻锦。”
以往林彪发电报都是他口授，秘书记录后经他看过便签发。这一次他却一言不发。于是，荣桓便起草了电稿，经林彪修改后于上午9时发出。荣桓在电报稿开头就写道：“前电作废。”但这一句被林彪删掉了。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荣桓起草的这封电报，毛主席是4日凌晨一点半看到的。在这之前，他连续发来两封电报批评林彪2日电报中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
毛主席发出这两个批评电报后又过了5个多小时，收到了重新表示攻锦决心的电报，4日清晨6时又发来复电表示：
“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毛主席这封电报肯定了攻锦的决心，重申了不应回师打长春的理由，统一了前指的领导思想，为“战锦”这个“大问题”作了总结。
以上就是林彪在“战锦”问题上发生犹豫的情况。也许有人要问，林彪为什么可以不同荣桓和刘亚楼同志商量，便以他们的名义签发电报呢？这就要说到林彪的特点以及他和荣桓的关系了。
荣桓和林彪从1928年4月底朱、毛井冈山会师起便相识了。1930年2月，林彪任红4军军长，6月荣桓代理4军政委（同年9月任政委）。到1932年3月，林彪任1军团军团长，荣桓任1军团政治部主任。经过长期共事，荣桓对林彪还是有所了解的。林彪一贯注重军事指挥，但对于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后勤工作等等却不怎么过问。荣桓认为他军事上是有所长的，对他是尊重的，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考虑作战，经常把林彪不管的工作都揽过来，尽他一个政治委员的责任。
荣桓对林彪也是关心的。林彪经常怀疑自己有病。住在双城时，他让秘书找来了《本草纲目》等中医书籍。除了看地图外，他一有空就翻医书，自己开方子自己吃药。许多同志对他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担心林彪吃错药。有一次他开的方子里有砒霜，量重了，果然药物中毒。那时我们刚从苏联回来。荣桓立即规定：今后林自己开的方子只有经过医生审查后方能取药。荣桓对林彪很尊重，也很关心，两人到一起就是十分严肃地谈工作，从来也不说闲话，更不开玩笑。
林彪习惯于独断专行。在指挥上，他常常先发电报然后再告荣桓和其他同志。荣桓为了团结，常给予谅解。对林彪正确的决定，总是事后承认。对纯属军事指挥员权限内的指挥，他从不轻易干预。
但是，不打锦州再回去打长春，这已不是军事指挥员权限内的一般问题，而是变更中央既定的战略决策，荣桓便不得不与林彪据理力争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野司总部迁至沈阳。这时“战锦”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但围绕着对辽沈战役的总结，又产生了一点余波。事情是从起草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引起的。据当时荣桓的秘书李新稭同志回忆，这份报告是荣桓授意，由政治部、司令部的几个同志讨论起草的。报告涉及到了林彪打锦州一度动摇的问题，摆了许多客观原因，口气也十分婉转。报告说：“……后由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95师、62军全部、92军之21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4个师共计9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报告稿刚起草好，恰巧林彪进了屋。荣桓将报告稿递给他看后，指着上面引的这一段说：
“这一段，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曾一度有顾虑，很快就纠正了，你看怎么样？”
林彪板着脸，又看了看这一段，将稿子往桌上一扔，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但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在荣桓坚持和刘亚楼同志支持下，最后，林彪也不得不同意以林、罗、刘的名义将这份报告上报中央。
后来林彪对此一直心存芥蒂。1980年5月间，聂荣臻同志曾对我说，平津战役以后，林彪曾向他提出，让他来当四野的政委。聂总当时就一口回绝了。
然而，直到建国后，荣桓对林彪仍是尊重的，可是在有原则分歧时，也仍是要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当林彪在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上大搞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时，荣桓便不赞成，并在会上当着林彪的面指出，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这句话有毛病。主要是学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
荣桓这样做更遭到林彪的忌恨。直到十年动乱期间，林还将此事作为荣桓“反对学毛著”的罪状。他甚至恶狠狠地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就不是一起的。”
辽沈战役结束不久，我到了沈阳。一进沈阳，就感到气氛同3年前我们从山东来时大不相同了。3年多以前，沈阳人民刚从日军铁蹄下挣脱出来，对共产党、八路军还不甚了解，有的人对我们还比较冷淡。经过国民党这个反面教员3年残暴的统治，“劫”收大员欲之难填，“遭殃军”军纪之败坏，特务横行，物价飞涨……人民都热切地盼望解放。因此，当我们进城时，到处是一片歌声笑语。
我同荣桓分别已有两个月了。当我和余愼同志到司令部见到他时，感到他精神还很好。这两个月来，我一方面同大家一样，为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所鼓舞，另一方面又时时牵挂着他的身体，怕他经历了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得不到休息，太劳累了；怕他在饮食上出问题……以往，我在他身边时，对炊事员抓得很紧，每次炒菜用盐都用戥子称，只放那么一点点，怕他肾脏负担不了。那菜都没有什么咸味，因此他常反映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但为了他的健康，也只能如此。他这个湖南人还特别爱吃辣椒，这是刺激性的东西，我在跟前是无论如何也不让他吃的。我常想，这两个月，炊事员同志会不会为了让首长多吃一点就多放了盐呢？甚至给他辣椒吃呢？……
可还不等我问，他倒先说话了：
“你不在学校，到这里干什么？”
余慎同志连忙告诉他我们打前站的事。接着我就问他身体怎么样。他高兴地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是挺好吗？打锦州以前我还骑马了。”原来，在对锦州发动总攻之前，他曾经和材彪、刘亚楼一道去北郊的帽儿山看地形，有一段路不通汽车，他便以乘马代步。
我们听说他又能骑马了，自然感到高兴。但我又担心他劳累过度。于是我又问：“这两个月伙食怎么样，是不是都按医生的吩咐做了？”
他笑了一笑说：“放心吧，我的生活警卫员照顾的很好，至于饮食嘛，我自己是会注意的。”回到驻地以后，他又再三叫我放心，还说，按现在的身体情况，他可以再订几个“5年计划”。
中央要求东北野战军提前进关。本来，中央曾指示，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除4纵、11纵先行进关外，其余部队可休整一个月。于是，野政便利用这一时间召开了政工会议部署休整问题。会议期间，接到军委指示，要求东北野战军停止休整，尽速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之敌，并要林彪、罗荣桓 “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于是，会议内容改为紧急动员入关。荣桓在动员报告中说，东北的解放战争，得到了关内各解放军的配合，才使胜利很快到来。现在东北解放军进关，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和关里解放军配合起来解放全中国，这是非常光荣的任务。同时还要指出，只有全国的解放，才能巩固在东北取得的胜利，农民分得的土地才能保持。
他要求做好东北籍战士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怕走远了回不了家的顾虑。他要求干部克服想享受享受、休息休息的思想。他说：“我们应当学习3纵队罗舜初政委的精神。他的耳膜被飞机轰炸震破了，在沈阳休息。他让副司令沙克同志告诉部队，他不久就回去，一定要进关，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就是要有这股劲头。”他说，“新的一年将是全国大解放的一年，要克服不想前进的思想。身体不好也要坚持下去，不准请假。实在有病的也只能在部队内短期休息，不能离开部队或是请调工作。全国胜利的时候快要到来了，这正是对于自己的斗争历史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当孬种？”
“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他是这样要求部属的，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那一阵他虽然自己说身体很好，可我清楚：他只有一个肾，心脏病、高血压都未痊愈，他在咬着牙坚持。然而，这时正如荣桓所说，是“全国胜利的时候快要到来”的“关键时刻”，我自然要支持他的行动。于是我又帮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进关，去迎接新的战斗。《回忆罗荣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