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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阎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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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真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

  回想五六十年代,我作为俄文翻译曾多次跟随彭老出国访问,出席国际共运的会议,参加中苏两党领导的会谈。在动荡的1956—57年严冬时节,彭老不辞辛劳率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连续访问了苏联和东欧五国,历时79天,为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日益严重地破坏中苏关系时,彭老作为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始至终参与了同赫鲁晓夫的面对面的斗争。彭老坚持真理,不畏强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方针。彭老的名言“我们这些人可以压成粉子,但是压不扁”,流传甚广,成为彭老一生以大无畏精神坚持真理的生动写照。80年代中期,我被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彭老领导下工作了几年。30多年来,彭老对我的谆谆教导,至今记忆犹新;在他身边工作的种种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在彭老逝世一周年之际,写下这篇回忆,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缅怀。

  1960年夏,赫鲁晓夫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精心策划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袭击,动员了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围攻彭真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彭真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对赫鲁晓夫的种种指责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揭露了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的错误,谴责了赫鲁晓夫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行为。对于参加会议的其他党的代表,彭真同志则采取了讲明真相,说清是非,坚持团结的做法,赢得了许多与会者的同情和支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卡博公开站出来反对赫鲁晓夫在国际会议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几次发言同他争论。越南、朝鲜、日本、印尼等国家的党的代表呼吁苏、中两党消除分歧,团结对敌,没有参加对我党的“围攻”。其余40多个党的代表中只有一多半按赫鲁晓夫定的调子在会议上发言。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国际会议谴责中共,树立老子党地位的目的没有达到。会后,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破坏苏中关系的措施。布加勒斯特会议已作为赫鲁晓夫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严重事件而载入国际共运的历史。事情还得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说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国际共运严重的思想混乱。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秘密报告在世界范围掀起了反共高潮。同年10月又接连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毛主席、党中央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毛主席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破除了认为斯大林,苏共、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揭了盖子,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但是这个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将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是捅了娄子。从当时的大局出发,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对敌,“补救(赫鲁晓夫)失误”、“帮人帮到底”,而对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则要坚决顶住,而且要反击。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撰写并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阐明了我们党对斯大林是非功过和对当时国际社会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同时应苏共邀请,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于10—11月去莫斯科调解苏共和波党的关系,而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又为处理这一事件同苏共领导进行协商。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又去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协助处理波匈事件。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同志先后在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多次会谈中,都严肃批评了赫鲁晓夫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举行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又就苏共20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等问是向苏共中央、赫鲁晓夫提出了正式意见。毛主席和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的工作,修改了会议宣言草案,同许多与会的代表团会谈、做工作,保证了莫斯科会议的成功。中苏关系达到了友好的顶峰。

  好景不长。从1958年起发生了一系列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事件。1958年7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主席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引起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强烈抵制。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旧病复发”,又想控制中国了赫鲁晓夫不得不来华向毛主席解释。再加上赫在京期间受到种种冷遇,使他耿耿于怀。赫鲁晓夫下决心不让中国人掌握原子武器的生产技术,下令停止供应加工铀矿石的设备,并于195年6月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1959年9月,苏联政府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向全世界公开了苏中分歧。1959年10月我国国庆十周年期间,赫鲁晓夫在秋庆祝宴会上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两党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粗暴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提前回国,影射攻击毛主席“公鸡好斗,热衷战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斯基”。1960年2月4日,康生作为中国观察员参加了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康生在会议上宣读了中国政府的声明,称:“中国一贯主张普遍裁军,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一贯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都不能对中国有约束力”。事后新华社转发了这篇声明。同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中共,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有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影射攻击毛主席是“老套鞋”等等。2月4日,苏共中央波斯别洛夫、葛罗米柯向康生、伍修权、刘晓宣读了口头声明,给中共戴了许多帽子,攻击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狭隘民族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等等。

  1960年2月中旬,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听取了康生、伍修权的汇报,分析了当前的中苏分歧,指出同赫鲁晓夫的分歧涉及到重要原则性的问题,但从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从整个中苏两党关系来说,仍然是部分分歧的性质,仍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坚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在斗争中坚持原则,坚持团结,要有理、有利(利于共产主义事业)、有节(留有余地);要主动讲明真相,说清是非,坚持团结。根据这一方针,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等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阐明了我党对国际共运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观点,不指名地批评苏共的“不正确想法”。6月初,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向阿尔巴尼亚国家主席列希、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部长贝利绍娃等介绍中苏两党间存在的意见分歧,以及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贝利绍娃随后即到苏联驻华大使馆通报了这次谈话的内容。6月5日至9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6月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同来京参加会议的苏联总工会主席格里申举行会谈,就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一些问题和苏联工会代表在世界工联中强行推行苏联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评,进而抨击了苏共的一些观点和政策。由于刘宁一、格里申的会谈未能解决分歧,6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会见参加会议的17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团中的共产党员代表共40余人。邓小平向代表们阐述了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论述了中共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小平同志因为身体不适,没有讲完就离开会场。苏联格里申站起来声明他不能参加这样的会,东欧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跟着站起来。这样,座谈会不欢而散。

  在此之前,6月2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建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对当前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对此,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召开会议,并主张扩大会议成员,但因时间仓促,建议延期举行。6月7日苏共中央来信同意会议延期,同时表示各党代表可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在此期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由彭真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改变了原定由柯庆施为团长的决定。后来事态表明,中央临阵易帅,改派彭真同志是完全正确的。彭真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深厚的理论根底,了解中苏分歧的来龙去脉,参与制定中央的方针政策,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已经预见到在莫斯科的会见和布加勒斯特的会议会有一番尖锐的争论。6月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座谈会,周恩来同志介绍了中苏两党在“帝国主义本质和战争根源”、“裁军”、“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上存在的原则性的分歧。在此期间,周总理、邓小平、彭真同志研究了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谈及对策。6月16日,彭真和代表团成员康生、伍修权离京赴莫斯科。代表团顾问有乔冠华、熊复、张香山、张彭,翻译有阎明复、赵仲元、陈道生、侯志通。

  6月17日下午3时至11时20分,中共代表团彭真、康生、伍修权、刘晓等同苏共代表科兹洛夫、库西宁、波斯别洛夫、波诺马廖夫、伊里切夫、安德罗波夫等进行了会谈。一开始彭真就问布加勒斯特的兄弟党会议怎样开法,会前做哪些准备工作,科兹洛夫避不作答,推说这个问题需要到布加勒斯特去商议。接着科兹洛夫提出了一大堆指责,说什么中共“提出以苏联为首是不真诚的”,什么中共“修正了莫斯科宣言”,“脱离了马列主义”,“非创造性地对待列宁主义”,特别是指责我中央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同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代表的谈话是,“把两党分歧公开化”,“企图寻找反对苏共的同盟军”,“背后分裂国际共运”。科兹洛夫还对我党的国内政策进行了抨击。彭真同志根据中央关于向苏共中央、赫鲁晓夫说明我们的观点的指示,就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对苏共20大的看法、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问题等阐明了我党的观点,逐一指出了同苏共的分歧,并且说明我们同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共产党员代表交换意见是针对世界工联内部的争论,表明我党中央的观点。至于苏方提出的我国内问题,彭真同志表示“我们是根据中国的条件来做的,并不把我们的观点加强于你们”。

  会谈持续了8个多小时,双方争论激烈。彭真同志始终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逐一地驳斥了苏方的指责,指出了中苏双方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分歧之所在,最后呼吁“我们两党应该团结,而且可以团结”。科兹洛夫表示“我一个人要想同你们争论,看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6月19日,中共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

  6月22日下午5时50分至深夜12时,彭真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会谈。参加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成员有康生、伍修权、许建国(我驻罗大使)和熊复。赫鲁晓夫则带了包括波德哥尔内(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波斯别洛夫(主席团候补委员)、波诺马廖夫(党中央资本主义国家国际部长)、安德罗波夫(党中央社会主义国家联络部长)、伊利切夫(党中央宣传部长)、萨丘科夫(真理报总编辑)在内的庞大的代表团。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攻击“中国单方面发表康生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的讲话是不可思议的”、“中共提以苏联为首是不真诚的”、“在工会会议上进行反苏活动真是闻所未闻”,还对我党的关于国际问题的观点、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对时代的看法是教条主义”,“抗拒和平共处”、“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希望战争”、“左倾冒险主义”、“纯粹民族主义”、“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要充当教员”、“检察官、政委”、“企图利用斯大林问题改变苏共领导”、“进行托洛斯基式的分裂活动”等等,不一而足。赫鲁晓夫还对我党的内部事务进行了攻击。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你们紧紧踩着我们的脚跟,我们也将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如果你们认为我们脱离了马列主义,那就各走各的路吧。”

  彭真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但这些分歧带有原则性,不是鸡毛蒜皮。接着彭真同志就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中同苏共有分歧的几个主要问题,即关于我们的时代,战争与和平的两种可能性和准备两手,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两种可能性和准备两手,两党的团结等问题,阐明了我党的立场。彭真同志一方面阐述了我党的观点,另一方面指出赫鲁晓夫、苏共在这些问题上同我党的分歧,希望在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消除分歧或取得接近。彭真同志还说明了我国国内情况,驳斥了赫鲁晓夫的种种指责。

  赫鲁晓夫还纠缠着中国公开发表了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一事,说中共暴露了中苏的分歧,又进而说成是我方偷听华约的机密,泄露给帝国主义。对此,彭真、康生进行了驳斥。

  在晚饭前休息时,赫鲁晓夫对彭真讲,苏共中央就中苏分歧写了一份材料来阐述苏共的立场,准备发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中央,当然也要发给中共中央。彭真同志回答说,这是你们的事,中共中央看过后会答复你们。

  晚饭后继续会谈。彭真同志问道,兄弟党的会议怎样开,赫鲁晓夫有何打算?赫鲁晓夫说,最好能通过一个简短的公报,肯定莫斯科宣言正确,还可以举一些事例加以证明。彭真同志说,苏共中央6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表示,各兄弟党可在布加勒斯特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表示同意。中共中央派我们来是根据你们6月7日的信的,没有授权我们搞任何文件。发公报,我们必须请示中共中央。

  会谈后彭真同志和代表团到我驻罗使馆,给中央发了电报,汇报了会谈情况并就是否签署公报问题请示中央。

  6月23日下午3时,苏共代表团安德罗波夫把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送给我代表团,并说这个通知书也分发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作为会议的参考材料。后来事实表明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代表团也看到了这份材料。通知书附有中文译本,共84页,指责我党领导人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公开号召反对苏共对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接着为苏共在“目前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裁军”、“不同的过渡形式”等问题的观点辩解,攻击中共在上述问题上背离莫斯科宣言。同时又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国际群众组织中的言行,破坏这些组织的团结和行动统一。同日晚上7时,苏共代表团安德罗波夫又送来会议公报草案,并对我代表团讲,内容很简单,你们签字没有困难。

  当晚,彭真同志和代表团成员、顾问们在我使馆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彭真同志指出,情况已经很清楚,这次会议的性质是谴责我们的,不论是什么性质的会议,我们都要参加,以免给苏方造成攻击我们的借口。赫鲁晓夫散发攻击中共的材料,蒙蔽事实真相,显然是为了煽动不明真相的各党代表谴责中共。违背“只交换意见,不做决定”的诺言,强行搞公报,如果我们不签字,就证明中共违反莫斯科声明,分裂国际共运;如果签字,就是被“围攻”后屈服就范,证明赫鲁晓夫路线正确。这是国际共运中一个罕见的大阴谋,我们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揭露赫鲁晓夫的阴谋,说明事实,分清是非,通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代表团将苏共通知书的主要内容,对形势的分析及对策当即电报中央,并指示使馆即派人将通知书送回北京。

  6月24日上午9时至晚8时,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进行了11个小时。

  会议由罗党乔治乌一德治主持,实际上是由赫鲁晓夫操纵,赫始终坐在乔治乌一德治身旁,交头接耳,不时加以指点,遇到乔治乌一德治难以应付的局面,赫即直接出面干预,他要讲话,站起来就讲,从不征求主席的同意。这一天整个会议上赫鲁晓夫就作了20次发言和插话。

  会议开始,主席宣布会议发言将按俄文字母排列顺序进行。这时,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建议不按国家字母顺序发言,他以后发言。于是主席就请保加利亚代表发言。正在这个时候,彭真同志站起来说,我代表中国代表团想问问主席,今天开的是什么会议,它的性质如何?乔治乌一德治没料到彭真同志提出这样的质问,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说什么大家来交换意见么,难道你不清楚?彭真同志说,不清楚,不了解。第一,昨天苏共中央交给我们一份指责我们党的文件,所以,我们想弄清楚,我们在这今天会议上做什么,是指责我们党呢,还是交换意见。苏共的文件指责我们违背马列主义、莫斯科宣言,是冷战的支持者,等等。如果是这种性质的会议,那么,这种会议我们准备参加,我们作为我们党的党员将发表意见和做必要说明。第二,根据6月7日苏共中央来信建议预先交换意见,不通过任何决定,并得到6月10日中共中央复信同意的会议,这种会议我们也参加。第三,昨晚7时许苏共安德罗波夫交给我们一份公报草案,这已经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会议了。也许还会有另一种性质的会议?因此我请求主席清楚地回答我们,今天的会议具有什么性质。

  乔治乌一德治无言以答。赫鲁晓夫站了起来,讲了很长时间,说这次会议就是要看看是谁脱离了莫斯科宣言,是谁坚持宣言。赫鲁晓夫还说,毛泽东同志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毛泽东同志,因此,问题只有拿到这样的会议上来解决,说要大家“对对表”。对此,彭真同志表示,我听了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理解了这次会议的性质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我准备参加这种会并将作为我们党的党员就涉及的问题发表意见。彭真同志还说,对苏共中央的书面指责,中共中央将做出答复,并像苏共一样,将答复发给所有兄弟党中央。彭真指出,违背莫斯科宣言的,根据我们党的意见,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而是你们苏联共产党。谈到“对对表”,彭真说,我们同意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对表。

  彭真同志义正辞严的质问从会议一开始就打乱了赫鲁晓夫的部署,他不得不自己站出来辩解,双方交锋近一个小时。在彭真同志的追问下,赫鲁晓夫承认他说服不了毛泽东,所以要召开会议。彭真同志进而指出,赫鲁晓夫召开会议就是为了谴责中共。真相挑明了,每一个党都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态度。

  接着,保加利亚党的日夫科夫发言,对我党进行攻击,说什么中国是“假革命”等等。日夫科夫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后,彭真对会议主席限制每人发言20分钟提出异议,并根据中央来电的指示建议将这次会议的时间延长两天或三天。对这个建议与会者又纷纷反对,争吵了半个多小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党的诺沃提尼发言后,彭真同志做了第一次发言。他首先指出,我们同苏联的分歧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但这些分歧是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接着,彭真同志扼要地说明了我党对“我们时代的性质”、“和平和战争”、“和平过渡”、“争取和平”、“团结”等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彭真发言的主要内容是针对赫鲁晓夫对我党的歪曲和诬蔑,从正面说明我党的观点,把我党同赫鲁晓夫的主要分歧摆在大家面前,用商量的态度请与会者考虑这些意见。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赫鲁晓夫,避免伤人过多,彭真同志在讲话中只对攻击我党最恶毒的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进行了回击,没有涉及其他兄弟党。

  在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党代表发言后,阿尔巴尼亚卡博站起来发言,他先恭维苏共一番,并说他们认为中国同志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方法是错误的,但声称“我们认为苏共和中共能通过两党的讨论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如不能解决也不要使它继续深化。而不应该提到这样的会议上来讨论”。这几句话可捅了马蜂窝,赫鲁晓夫脸色马上变得红的发紫。接着越南党和朝鲜党的代表在发言中不但没有参加对我党的围攻,反而呼吁苏中两党消除分歧,团结对敌。被赫鲁晓夫一向认为是自己后院中最可靠的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党,居然敢唱反调,再加上越南、朝鲜党也不附和,于是赫鲁晓夫赶紧站起来发表了长篇攻击我党的讲话。一开始,赫鲁晓夫却先骂起了卡博。赫说,我听了阿代表的发言,感到很痛心,这是对苏共的侮辱,他的讲话不代表阿党中央,等等。卡博面红耳赤地大声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批评中共,为什么要扯到我呢,我讲的是代表我们中央的,本来就是你们和中共之间的分歧。我对苏共和中共是同样尊重的。赫鲁晓夫气得语无伦次地说“我和中共之间没有分歧”。卡博说,“今年1月,米高扬同志就对我们的霍查同志讲,中国同志违背莫斯科宣言,苏共和中共有很多分歧。米高扬还说,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对别人讲”。这说明苏共早就在进行反对中共的背后活动。卡博讲这句话时,赫鲁晓夫说同声传译听不清。就在6月22日同彭真同志的谈话中,赫鲁晓夫还得意洋洋地说,我们高兴的是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的女游击队员给了中国人坚决的反击,是你们抓住他们的耳朵叫他们反苏的(指6月1日中共领导人同阿党列希、贝利绍娃谈话涉及中苏分歧,后贝利绍娃到苏联驻华大使馆汇报了会见的情况)。今天卡博的讲话,无异于当着参加会议的十多个党的代表打了赫鲁晓夫一个响亮的耳光。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后来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百般压力,欲置阿于死地而后快!但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始终没有屈服。这已经是后话了。

  会议最后开始讨论公报。彭真同志多次发言,据理力争,揭露赫鲁晓夫违反了他自己在6月7日来信中的建议,说明我代表团没有被授权签署公报,坚持要会议给两天时间,以便得到中共中央对公报的意见。彭真指出,敌人对敌人发出的哀的美敦书还给48小时的期限,为什么兄弟党之间反而这样逼人太甚呢。赫鲁晓夫十分粗暴地拒绝彭真的要求,用点名的方法强使其他十国党代表通过公报,并宣称公报一个字不能改。赫鲁晓夫的蛮横无理暴露无遗。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表决。这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当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成立文件起草委员会的决定。

  6月25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30分,举行51国兄弟党会议。在20个资本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发言后,彭真同志作了发言。面对多数发言者不明真相,不得不按赫鲁晓夫定的调子指责中共的事实,彭真同志发言语气温和,态度诚恳,摆事实,讲道理,避开了赫鲁晓夫设置的把我代表团推到同其他党的代表直接争吵的陷阱。彭真同志说,我们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看来大部分同志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一些同志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和诬蔑。彭真同志说,我们党的言论、主张和行动是在千百万人眼睛看着下进行的,因此请同志们在收集并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来鉴别我们党的活动的正确性或非正确性。彭真同志列举1954年中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同缅甸、尼泊尔签订和平条约等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共处,而有些同志在这里仍然提出我们反对和平共处,看来可能是因为这些同志不完全了解真相。彭真同志还着重解释了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彭真同志说,向这次会议提出的文件中包含了干涉我国内政的内容,同时世界工联工作中也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中央力图同世界工联中兄弟党的领导人通过内部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但未能取得一致。彭真同志同样耐心地说明了我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革命问题上主张估计两种可能性和准备两手的方针。最后彭真同志请翻译宣读了赫鲁晓夫6月7日给我党中央信的俄文本,点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苏共违反原定协议;宣读了我党6月10日给苏共的复信的俄文本,重申我代表团不同意会议通过公报的原委,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参加对公报的表决,指出赫剥夺了我们参加讨论和表决公报的权利。彭真同志心平气和地谈完这三个问题后说“谢谢,我们的发言已经超过给每个代表团规定的时间”,宣布这次发言结束。会议主席却想方设法让彭真同志再讲下去,以便从发言中寻找漏洞,组织进攻。彭真同志当即识破了他们的意图,指出:“昨天我们请求延长我们的发言时间,主席没有同意,今天我们不想发言,却强迫我们继续讲,这种方法在共运中是不能接受的,是一种很恶劣的方法。”

  布加勒斯特发生的一切,彭真同志都及时向中央发电汇报。中央每天都有电报来,完全赞同彭真同志采取的立场并给予指示。6月26日会议将闭幕,我们代表团将如何表态,彭真同志已发电请示中央。代表团的同志们都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来电。

  6月25日晚8时,罗马尼亚党中央举行宴会招待参加其三大的各国党的代表团。赫鲁晓夫故技重演,喝了几杯酒以后站起来致词,蛮横无理地影射攻击中国党和毛泽东同志,说什么“有人讲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相信自己思想的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什么“有人说未来大战中将有一半人死去,另一半人可能活下来,这种人是疯子”,什么“我要告诉说我们有幻想的人,你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幼稚的儿童,他们对周围环境刚刚开始熟悉,还辨认不出冷热,在自己摸了实物以后才能分辨出来”。赫鲁晓夫越讲越激动,对中国党和毛泽东流露出按捺不住的仇恨。宴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宴会上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都看着彭真同志。彭真同志神态镇静,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反驳赫鲁晓夫的胡言乱语。彭真同志站起来向乔治乌一德治敬酒,还同赫鲁晓夫碰杯。宴会进行过半时,许建国大使走过来告诉彭真同志,国内有指示,请他回使馆接电话。彭真同志站起来走到乔治乌一德治身旁对他说,我有事去处理一下就回来。后来彭真同志对我讲,给乔打招呼,不让他们说我们是抗议赫鲁晓夫而退席。

  电话是周恩来同志打来的。周总理对彭真同志说,他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完全支持彭真同志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无理攻击所进行的斗争。赫鲁晓夫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周总理说,中央对代表团下一步行动有一个书面指示,现正发给你们,请按中央指示办。

  当时,在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中央之间有一个热线电话网。所有电话对外界是保密的,但对苏联就不是秘密了。周总理就是用这条热线给彭真同志通话的,因此这番话是故意说给苏联听的。

  大约当地时间晚11时左右,收到了中央的指示。中央要代表团约见乔治乌一德治,表示中共中央赞成会议发一公报,对公报有修改意见,建议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提出修改意见和中共代表团的声明。接着,“指示”分析了乔治乌一德治对召开会议的建议可能有几种反应,并针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了明确的对策。如乔治乌一德治拒绝召开会议则请他去同赫鲁晓夫商量;如果乔拒绝同赫鲁晓夫商量或者商量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则应指出这样对待中共代表团的建议是不公平的,要表示不满和遗憾,并声称代表团将在会外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代表团散发对公报的修正案和中共代表团的声明。为了顾全大局中央授权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

  “指示”要求代表团将修正案和声明译成俄文,打印好。在会议上一边宣读声明,一边散发修正案和声明,以防止他们听到批评赫鲁晓夫时而一哄而散。

  “指示”接着指出,如果开不成会,则向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团散发修正案和声明,并附一短信,说明我们采取这一步骤的原由。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代表,不要求再召开会议,也不发两个文件。如同他们谈及此事,可告以我党已决定在公报上签字,但保留我们的立场和观点。

  “指示”要求代表团视具体情况执行其中各项要求。彭真同志读完中央来电,感慨地说,这是恩来亲自写的,明确、周全、各种情况和对策都替我们想到了。果然,在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我查看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其中写道厂:“1960年6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出席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彭真、康生、伍修权的信,提出散发我方声明和对公报修正意见的步骤和方法”。真是运筹帷幄于万里之外!

  彭真同志和代表团成员、顾问们仔细研究了中央指示,精心研究了贯彻的步骤。首先,请许建国大使派人立即约见乔治乌一德治,转告中共中央的意见。其次,马上把两份文件译成俄文,并打印好。

  这时已是26日凌晨,年近花甲的彭真同志和伍修权同志不顾连日的疲劳,驱车前往罗党中央乔治乌一德治的官邸。罗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一德治、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基优·斯托依卡、总工会主席阿波斯托尔、部长会议副主席波里勒、中央组织书记齐奥塞斯库、内务部长德勒吉奇、部长会议副主席莫吉奥罗希、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拉乌图、国防部副部长勒泽列斯库,也就是罗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和有关人士都在深更半夜被叫起床,赶到德治住所等候在大厅里。会见由凌晨2时进行到4时30分。彭真首先表示刚刚接到中央指示,故深夜还来打扰你们。乔治乌一德治回答的也好:我们像士兵一样,任何时候有需要就要立即出发。接着乔治乌一德治发表了一大篇热情颂扬中国人民伟大成就,深情回忆毛泽东接见他的往事的讲话。

  彭真同志说,我们对德治同志、对罗党中央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常常讲到同德治同志有过一次较深刻的谈话。我们这次从北京出发时,毛主席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坚持原则。而在交换意见中,提出的批评也是为了团结。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同科兹洛夫等同志会谈了八小时。他们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也作了答复;但是,是采取建议的形式。目的是在主要分歧问题上取得谅解,但未能达到目的。6月24日,我要求有两天时间请示中央,目的也是为了团结。赫鲁晓夫在你们三大讲话中批评我们,我再三考虑,还是决定不修改我的讲话,不给你们党增加麻烦。今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当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骂我们。他讲完后,我走过去给你们敬酒,也同赫鲁晓夫碰了杯。

  乔治乌一德治说,彭真同志,你做得好,是为了我们的大局。

  彭真同志说,我们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对公报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们要求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会议,阐述我们的意见。在会上,我们将根据党中央的委托有所声明。希望12个国家的会议安排在将于明天上午IO时继续召开的51个兄弟党会议之前。

  德治说,我们可以同其他代表团商量一下,了解他们的意见,其他党的同志一定也关心北京的答复。德治又问,有哪些修改意见?

  彭真同志说,修改案还在翻译中。我们向各兄弟党提出修改意见,采纳与否,采纳多少,由大家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团结,我们将在公报上签字。修改意见很快送给你们。

  乔治乌一德治说,要冷静,各人脾气不同,水平不同。有的火烈,有的粗暴,但总得保持冷静。对整个局势我们都负有很多责任。德治说,苏联代表团发的材料,我们收到的时间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再加上我们还要忙于自己的代表大会。不要太重威信了。我们也不只一次地处于这种情况下。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那时候,苏联让我们签一个文件,竟连拿到手里仔细阅读的机会也没有,文件远远地摆在我面前,叫我签字。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不只一次受到他当面的批评,有时拳头都举到我额头前,并且说:“我不相信你”。乔治乌一德治实际告诉彭真同志,他们也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在会议上的言行实属出于无奈。一直到1964年当赫鲁晓夫企图强行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时,乔治乌一德治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作出了不参加会议的决定,实际上表示了支持我党的主张。

  彭真同志最后对德治深夜会见表示感谢。

  彭真、伍修权同志回到使馆时,天已拂晓。

  接到中央发来的公报修改意见和声明后,我们立即开始翻译。我、赵仲元、陈道生、侯志通四个人各译一段。

  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以来,白天在会议上我们要把彭真同志的发言当场译成俄文,又要把其他党代表的发言译成中文。晚上回来,还要整理整个会议的发言记录。每天晚上只睡上一两个小时。大家都很疲惫,都很紧张,全靠代表团张医生带来的兴奋剂提神。当时,西方记者报道说,中国使馆每天深夜都是灯火通明,工作到天亮,但中国代表白天还是精神抖擞,正常工作,不知道他们吃了什么样的中国神药。大家的确十分疲倦。我记得那天已是半夜三、四点钟,我分给侯志通声明的最后一段,请他翻译。约莫半个时辰,他拿了一张纸给我并说,译好了,你看看吧。我接过来一看,他是用中文抄了一遍。可见他已经困到什么地步了。6时左右我们完成了两个文件的翻译、打印,并分装在信封里,每份文件都有中文正本和俄文译文。

  6月26日上午7时,彭真同志把对公报的修改方案(中文本和俄文译文)交给了罗党中央派来的联络员罗明,请他转交给乔治乌一德治。

  6月26日上午10时50分至11时50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在一个长方形的大厅里举行。大厅的中央摆着“口”字形的会议桌,靠近门口一侧是主席台。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波德哥尔内等坐在右边,会议主席乔治乌一德治坐在中间,彭真、康生、伍修权、许建国坐在左边,其他国家的代表则坐在两旁和对面的席位上。我坐在彭真同志旁为他翻译。

  会议开始,乔治乌一德治说,昨天晚上彭真同志到我家里来,告诉我们,他们得到北京的指示,对公报提出修改,他们说这些意见采纳与否,他们都要在公报上签字。今天早上他们送来了七页修正草案,因为公报已经通过,他们的意见可在下次的兄弟党会议上提出,因此建议今天不讨论他们的修改意见。只要求中国同志同其他党的代表一起在公报上签字。

  赫鲁晓夫接着说,他同意德治的意见,不讨论中国同志的修改案。本来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宣言性的公报,正是因为他们反对,才作罢,而现在他们又要求对已通过的公报作大的修改,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他们在已通过的公报上签宇,我们表示欢迎,这样做是英明的。

  彭真同志发言说,我们党中央授权我们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不管我们对这个公报同意还是不同意,为了我们的团结,为了对我们的敌人的共同斗争,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考虑必须签字。昨晚根据我们党中央的指示,请求乔治乌一德治同志接见我们,向他说明这个问题,并请他召开这个会议。今天,我们已出席这个会议,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其次,我们党中央对公报提出几点修改意见,我们请求会议讨论这些意见。如果同志们认为不适于讨论,那我服从集体的决定。

  彭真同志接着说,昨天同乔治乌一德治同志会见时,我说:第一,我们接到了对公报的修改草案;第二,我党中央委托我们有所声明。关于第一点,德治同志已经说了,修改草案已发给各位。我们请求的第二点德治同志没有讲。因此,我想提醒一下,声明已译成俄文,以中文本为准。现在请主席同志发给所有在座的兄弟党代表团。根据指示,修改草案和声明,只发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这是我们的打算。彭真同志亲手把11份装在信封中的声明中文本和俄文译文交给乔治乌一德治。

  乔治乌一德治让会议工作人员把声明发给了各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接过来顺手就交给了旁边的波德哥尔内,然后站起来说,中国同志是好样的……这时波德哥尔内看了声明,对他讲,“别夸他们了,他们在骂你呢”。

  原来,中共代表团的声明严厉谴责了赫鲁晓夫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贮法在国际共运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将会在国际共运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声明指出,中共历来忠于马列主义,中共同赫鲁晓夫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应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取得一致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却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把中苏两党的关系看成不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企图用压力要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列主义观点屈服。我们严正声明,我们党只相信马列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真理是不怕争辩的。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声明重申中共坚持在原则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主张,重申我党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意见,属部分的性质,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部分,通过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可以解决分歧,达到团结。

  彭真同志讲话后,阿党代表卡博说,我们很高兴中共中央同意在公报上签字。至于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以我党中央的名义声明,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是很重要的,希望在下一次会议的文件中能予以考虑。卡博的发言,实际上表明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在中苏分歧中明确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赫鲁晓夫看完中共代表的声明后站起来说,中国同志散发的声明是一个反对苏共,反对我个人的文件。中国同志做得很巧妙。我代表苏共中央声明,苏共保留权利对它研究后提出答复。直到现在,赫鲁晓夫才弄明白,中共代表团要求再次召开12国党代表会议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什么讨论公报修正草案,而是为了发布声明,当众揭露和谴责他的老子党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服从真理,而决不屈服于他的指挥棒。

  紧接着于中午12时至下午7时举行了51国党代表会议的第二次会议。没有发言的代表接着发言。阿尔巴尼亚代表卡博发言说,对于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我们党会研究,并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些分歧是苏中的分歧,应由苏中两党来解决,不应在各国党的会议上端出来用集体的方法解决。现在由各国党来讨论,来解决是不适时的,是不对的。我们认为中共在世界工联的讨论是不对的,我们也认为在会前进行隐蔽的活动也是不对的。

  在所有党的代表发完言后,赫鲁晓夫以作总结的姿态对我党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攻击。赫鲁晓夫说,卡博同志讲,这只是苏中两党的争论。不,这是与大家有关的争论。这不是一个靠苏中双方解决的争论。卡博同志却认为这是中苏两党的分歧,使我们痛心的是,卡博同志不与我们站在一起。他又说,看来中国同志在准备斗争。我们都是政治家,我们的思想分歧将使阶级斗争复杂化。他说,分歧不是从布加勒斯特开始的,两年以前,甚至更早就产生了。中国人在签署莫斯科声明时就不完全同意这个宣言。他们经常在争取多数,违反莫斯科宣言。接着就攻击我党在工联会议上的立场,说中共“反对和平共处”,“说打起仗来一半人死亡,一半人留下,这是投降主义的说法”。说着说着又点到卡博的名字。卡博站起来大声地说,我们没这样讲过,我不赞成中国同志在工联的行动;但是,我也不同意在这次会议上未经准备就匆匆忙忙地解决这些马列主义原则问题。赫鲁晓夫说,打游击战的时候,我一定愿意和你卡博同志在一起,在战场上死亡了也愿意和你卡博同志埋在一个坑里。接着又大肆攻击我党对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的观点和政策。赫最后说,你们散发的声明,批评我是机会主义者,说我已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把我与苏共中央分开,不是苏共中央而是我,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就什么都好了。这是反对赫鲁晓夫有分量的文件。你们过去是隐蔽地反对我,把我的话当作是南斯拉夫人讲的。我是要回答你们的。彭真同志再次发言,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

  彭真同志说,我又一次听到了赫鲁晓夫对我们的批评、指责和非难。在某些问题上,我是同意他的意见的。例如,我们之间的争论,的确不是某个人之间的争论,而是两党之间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的确与国际局势的发展有关系;这些分歧与非常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有关系。

  彭真同志指出,我们党同苏共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父子党的关系。因而,我们要求以平等的兄弟党的关系原则来讨论问题。彭真同志说,苏共在通知书里给我们党戴了那么多帽子,赫鲁晓夫在会上又对我们党提出这么多诬蔑,我们请求把会议延长两天,你就说我们要当各国党的政委,难道这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兄弟党吗?

  彭真同志揭露赫鲁晓夫在前天宴会上,当着西方记者的面不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昨天你不指明讲的话,今天你明讲了,你公开攻击我们党,攻击毛泽东同志,难道我们不能起来保卫我们的党,保卫毛泽东同志吗?你公开地向全世界骂我们,在你看来,是符合布尔什维克纪律的要求的,而我们同世界工联17国工会党的领导人员会见,在你看来,是犯罪行为,是分裂活动。我们知道,你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你当然代表苏联。在你看来,你可以放火,而我们甚至不能够点灯。

  彭真同志揭穿赫鲁晓夫违反原来的协议,召集这次会议进行反对我党和毛泽东的阴谋,用事实来说明正是他在非法地进行争取多数的活动。

  彭真同志列举事实说明我党一贯遵循和平共处政策,驳斥赫诬蔑我们“不要和平共处”,说明我们是遵守莫斯科宣言的,违背宣言的不是我们,而是赫鲁晓夫。彭真同志针对赫鲁晓夫发言和插话中对我国的造谣,如长波电台等问题,根据事实予以驳斥,使他无言可对。同时,严正表示,在中苏争论问题上,我们是遵守原则界限的。“你不扯出来,我不扯出来;你扯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至此,赫鲁晓夫又一次指责中国公开发表康生在华沙条约国会议的讲话,是泄露了军事机密。康生谈了当时会议的情况。当时,中国观察员根本没有参加讨论军事的会议,只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代表的发言,没有超出会议宣言的内容。我国根据过去华沙条约国会议上的讲话都发表的惯例,也发表了中国代表的发言。这是一个技术问题。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反对中国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彭真同志指出,实际上康生讲话中关于“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谈判和签字,任何国际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任何约束力”,你们认为是反对苏联和针对苏共的。帝国主义不承认我国,企图强迫我们接受我国没有参加的裁军决定,我们反对这一点,有什么不对呢?最后,中国代表团指出,这三天来,会议只指责我们党,而没有讨论任何其他问题。赫鲁晓夫所有的讲话从头到尾都是反对我们党的。这一切目的何在?就是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进行反对我们党和破坏我们党的工作。三天来会议的整个进程不符合莫斯科宣言精神,不利加强我们的团结,而相反破坏我们的团结。

  这样,51国党代表的会议就结束了。

  6月27日下午1时,中共代表团乘专机从布加勒斯特起飞返京。到达首都机场时,受到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刘澜涛、蔡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迎接。

  赫鲁晓夫策划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目的是谴责中共。表面上看,30多个党的代表发了言,其中保加利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代表最为卖劲;赫鲁晓夫本人也作了几次通篇攻击中共的发言,总算是一次“围攻”。但是,赫鲁晓夫对中共的指责,都遭到彭真同志有力的反驳。他不得不多次回答彭真同志的质问和指名道姓的批评。最后,又受到中共代表团散发的声明的严厉谴责。阿尔巴尼亚党的代表卡博公开反对赫鲁晓夫,鲜明地站在中共一边。越南、朝鲜、日本、印尼等党的代表呼吁克服分歧,加强团结,没有参加“围攻”。就连指责中共的一些党的代表,他们发言的调子也大不相同。罗党领导人则在会下对彭真同志表示,他们处境为难,希望我们能理解他们。总之,会议没有完全按照赫鲁晓夫的打算开成一个“一致谴责中共的会议”。中国党代表团没有被压服,而且彭真同志所表达的中共反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坚定立场,反而引起了备受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害的东欧国家的分化,迫使赫鲁晓夫在同彭真同志交锋的时候,不得不敲打自己“后院”中的“不同政见者”,以防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堂堂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在他亲自安排的国际会议上竟陷入如此狼狈的境地,这在苏共和国际共运的历史上当属空前。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就单方面悍然决定在一个月内从中国撤回全部苏联专家,并接着采取了其他破坏苏中关系的步骤,把苏中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

  38年过去了,许多情节都从记忆中消失了。但是,当年彭真同志在赫鲁晓夫组织的突然袭击中,犹如中流砥柱,巍然屹立的形象已经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缅怀彭真》

来源: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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