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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

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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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真同志不幸辞世了,我作为他在延安时期工作的一个老部下,心里是很悲痛的。

  延安时期是彭真同志一生革命工作一个重要时期,是他进入党中央作领导工作的起点。他在延安的全部工作,我虽然不全了解,在中央党校近四年的情况,大体上还是清楚的。

  他在干部中有着崇高的威望

  我是1936年4月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的党员,1942年5月到中央党校秘书处工作。

  那年秋末的一个傍晚,我走过教务处的一排窑洞门口,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彭真同志笑嘻嘻地叫住我:“小陈,来坐一坐,谈一谈嘛!”

  我心中惶惑,我是个年轻的普通党员,他是党校的副校长(毛主席兼任校长)兼教育长,他找我谈什么呢?不过,他的亲切而和蔼的态度很快地把我的疑虑打消了。

  彭真同志问我来党校多久了,工作称心不称心,还问了我的学历和简史。大概是由于我从小参加革命,历史、思想比较单纯,字写得还可以,不几天,组织上正式通知我,搬进彭真院的小平房去住,给他当行政秘书。

  中央党校的北山头上,傍山用石头砌了五个窑洞,彭真和他爱人、机要秘书张洁清住了三孔窑洞,黄火青秘书长和他的爱人住了两孔窑洞。左青在北平念过大学,也当彭真的秘书,和我同住在一间平房里。窑洞门前有个小院,栽了几棵枝叶茂密的柳树。院墙是用黄土砌的,院门日夜有战士警卫着,颇有一点森严的气味。

  住进小院不久,我就感觉到,这里并不如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森严”,更不是“与世隔绝”。我亲眼看到每天来找彭真同志的人真多呀!用“川流不息”这四个字来形容是不夸张的。有党的高级干部、长征的将领,晋察冀边区的区党委、地委干部,也有一些做县区工作的一般党员,有的人和他探讨工作路线问题,有的人慕名而来向他请教心中的积虑,更多的人是来请示汇报工作的。贺龙同志当时任一二0师师长,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的联防司令员,也常来彭真同志的住处,请他讲哲学。贺老总那毕恭毕敬、潜心学习的模样,简直如同一个虚心的小学生。彭真同志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入狱,一蹲就是六年多。在狱中他秘密组织党支部,自己坚持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对哲学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考得最多的是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他给贺老总一讲就是几小时,年龄比彭真略小的贺司令员,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心满意足而去。

  那时候,在高级党校学习的学员,都是地委书记、部队旅级以上的干部,还有好几百名各地区党组织选出来的“七大”代表。他们在特别班的整风学习中,学习中央编印的《整风文件》这本书,敞开思想,议论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问题,有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和彭真同志交换意见,彭真同志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讲自己的看法。他白天参加中央或学校的会议,给学员们讲课或接待客人,晚上才是他看书、思考问题与写稿时间。

  他领导创造了敌后的模范抗日根据地

  我到彭真同志身边不久,就投入了《关于晋察冀的工作报告》的誊写、校对工作。原来,1941年秋,彭真同志从晋察冀中央分局所在地的平山县,专程来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工作。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听了他的工作汇报,毛主席非常欣赏晋察冀中央分局的工作,认为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实行“三三制”,团结各阶层人民,开展并坚持对敌斗争,这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是一条活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他要彭真同志向中直、军直、边直机关干部普遍讲一次。彭真同志先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作了20多场报告,影响深远。这时,清凉山的解放出版社要求彭真同志将这份《关于晋察冀的工作报告》改写成一本书出版,送到广大干部手中,彭真同志答应了。彭真同志很认真,很细致,对本书的许多章节往往要改三四遍。这还不行,有些段落,他改了又改,我只好重抄,送他再看。他的宇写得很草,开始我看得很吃力,许久才能辨清一个字。由于看得多了,也就看熟了。书稿发排后,我校对过两遍,彭真同志也校对过一次,这本十多万字的书,年末终于正式出版了。

  他努力为“七大”召开作好思想准备

  为了迎接党的“七大”召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弄清党的历史上路线的大是大非。彭真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把党的“七大”代表和党校高级班学员,集中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一次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他利用党校各种集会来讲路线斗争的大课,列举了我党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大量事实和典型事例证明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有很大的说服力和鼓动性。通过这次路线问题学习,起了澄清是非的作用,学员们的理论水平普遍提高了,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

  在中央党校的路线间题学习过程中,中央研究室的乔木同志,不止一次地到党校来参加彭真同志组织的讨论会,搜集资料并征求大家意见,为他给“七大”起草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有着丰富的党的建设的经验

  彭真同志有着丰富的党的建设的经验,他给学员们讲这方面的大课时,是很受欢迎的。后来,党校教务处出了十几道党的建设的考试题,彭真同志亲自修改并加了好几道题,例如:在一个县里只有十几个党员,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要进行明明要失败的暴动的部署,你执行不执行、怎样执行?又如,在一个党委中,个别委员的意见是正确的,多数委员却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你怎样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些考试题发下去以后,学员们答得好坏不一,彭真同志又亲自写了答案,让我帮他抄好、打印发下去,又给学员们讲了二次大课,记得大家听得特别带劲,认为是一次如何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极生动的一课。

  作为党校教育长的彭真同志,多次强调干部学好哲学的重要性。为此他给学员讲过哲学课。他认为最普遍、最重要的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后来整理成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他还特别推荐大家看两本哲学著作,一本是恩格斯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本是联共党史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他讲得通俗易懂,又举出大量的工作实例,大家对学习哲学的兴趣日益浓厚起来。

  揭露与反击阎锡山叛国投敌的罪行

  彭真同志的思想敏锐,机警过人,处事时十分果断,有魄力。1944年7月21、22日的西安《西京日报》发表了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军阀阎锡山,对中外记者的谈话,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新军二纵队某某“率部叛变”。消息传来,令人震惊。刚从前方回延安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太岳军区政委、也是山西新军决死队的创始人与主要负责人薄一波同志,来向彭真同志汇报,中央责成他们商量对策,他们又找来韩钧等同志一起座谈,我担任记录。开始我有点纳闷,咱们将怎样对付阎锡山这条老狐狸呢?

  真正一谈起来,这台剧就来得十分精彩了。彭真同志是个老山西,对山西情况非常熟悉,他出的点子既准又稳。薄一波同志更是“山西通”,他在主持山西牺盟会工作中,与阎老西打过长期的交道,对阎老西的一切了如指掌。原来,太原失陷以后,阎锡山所部旧军土崩瓦解,而能在山西坚持抗战的,是他所不喜欢的八路军、共产党和决死队,于是他对抗战悲观动摇起来,说什么“我不能抬着棺材抗战!”1939年,阎锡山已决心投敌反共,11月1日,他命令十九军军长兼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六十一军军长兼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派人到临汾与敌酋清水师团长举行“和平谈判”。会后,他就集中六个军的兵力,与日寇配合,妄图一举消灭决死二纵队。1941年以后,阎锡山又亲自与日寇签订“现地协定”、“反共协定”,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尊日寇为太上皇,准备当华北的“儿皇帝”,他从此沦为投敌的国贼了。

  几次座谈以后,彭真同志提出了揭露与反击阎贼的方针,经过中央批准后执行了。8月13日,延安新华社播发了《薄一波同志揭露阎锡山通敌叛国内幕》、《韩钧同志谈晋西事变真相》(均载于14日《解放日报》),接着《解放日报》上又陆续发表了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先生的《三年的不言之言》和《寄山西土皇帝》的一封五千言书,阎匪叛国投敌的真相大白,一场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我心里特别高兴,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你再奸再滑,也逃不过彭、薄两个山西共产党人和强大的八路军的手掌心啊!

  他对党的文艺工作情有独钟

  彭真同志一直是个党务工作者,他还非常爱好文艺,对文艺工作情有独钟。他来到党校以后,对俱乐部的工作就很重视。俱乐部每周都有舞会,有学唱京剧的学习班,还组织篮球、排球、乒乓球比赛。毛主席常到俱乐部来跳舞,和学员们有一些接触。俱乐部请鲁艺在党校礼堂演出苏联作家高涅楚克的四幕话剧《前线》,彭真同志陪毛主席看了演出。毛主席说演得好,后来他在给学员讲话时,称赞剧中青年将领欧格涅夫在军事上的革新精神。还说,剧中有个新闻记者,叫客里空,就爱搞假报道,很不好。彭真同志也在讲课时提倡欧格涅夫的革新精神,反对搞假报道的客里空。从此,“客里空”就变成假报道的代名词。

  自1943年起,延安平剧院(即京剧院)划归中央党校,受党校教务处副主任、文艺理论家刘芝明同志领导。党校教研室杨绍萱、齐燕铭同志创作了京剧剧本《逼上梁山》,刘芝明同志看了认为很好,叫他们修改一下交给平剧院排演。彭真同志看完彩排后非常高兴,说可以正式演出了,第一场要请毛主席看,他爱看京剧。1月9日晚上,毛主席来党校大礼堂,看了新编京剧《逼上梁山》。第二天清晨,我刚起来,收发室送来了毛主席给杨绍营、齐燕铭同志的信,我拿去请示彭真同志。彭真同志说,你先拿给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看看,然后张贴在布告栏里,让大家也看看,这不仅是对杨绍萱、齐燕铭同志和平剧院的鼓励,也指出了今后文艺演出的方向。此后鲁艺与中央党校结成了文艺“亲家”。鲁艺凡新排了戏,如《白毛女》、《周子山》两部歌剧,在彭真同志支持下,都是到党校首演,吃住在党校,征求意见后进行修改。

  抗日大反攻前夕,他组织派遣上万干部到沦陷区工作

  党中央在1943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号召:“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日本鬼!”头一年,彭真同志就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城市工作部长,开始了向敌占区、国统区派遣干部的工作。1945年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8月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更全面地来抓上述的工作了。

  从1944年秋天以后,他就研究全国大城市和沦陷区的现状,把延安可分配工作的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派遣到平、津、沪等大城市和东北沦陷区去,建立或扩大地下反日组织,积蓄力量,一旦我军攻城时,能里应外合地收复城市。他不断地找人汇报、谈话,每天从上午工作到深夜,一昼夜往往是睡四五个小时。左青同志和我轮流值班,都觉得很累,而我们才是20岁出头的人。他的精力之充沛、工作速度之快实在惊人,他真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一台永不熄灭的发动机啊!

  在汇报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晓同志。他当时是上海地下党的市委书记。他在汇报时说,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几乎遍及各工厂、学校、公司及区、县以至一些街道。许多企业和学校,已建立了护厂队、纠察队,并掌握相当的武装和武器,俨然是个“小解放区”。

  彭真同志听了非常高兴,对党的上海地下市委工作给以很高的评价。他在一些小型汇报会上,不止一次地提及上海地下工作的经验,他说,我们要像孙悟空那样,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搅得他心神不宁,还抓不住我们的任何把柄。他还要大家看看京剧《三打祝家庄》,想想梁山泊人强马壮,为什么要三打不算太大的祝家庄?我们的城市地下工作,也要研究战略与战术,要吸取三打祝家庄的教训,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好。

  在1943—1945年中,经过城工部、中组部派到敌占区城镇工作的延安的党员,达到一万多人。经过党的整风运动和路线学习的延安干部,党性觉悟普遍得到提高,绝大多数同志都能自觉地接受组织上的分配,愉快地到敌占区去工作。只有七名干部不服从分配,彭真同志也坚持原则,开除党籍并通报到延安各单位去。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9月,中央任命彭真同志为东北局书记,他第二天就乘苏军飞机赶赴沈阳去了。我在同年10月,也随由中央青委常委、蒋南翔同志任队长的中央青委组织五四青年干部工作队,奔赴战火纷飞的东北战场。

  《缅怀彭真》

  

来源: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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