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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陈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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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我们党内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专家、理财专家著称。他的经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但他也极其熟悉文艺,他的文艺思想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里,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与工人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风尚作斗争的问题,反对了存在于无产阶级作家队伍中的不良倾向。陈云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文艺思想,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党员,而不应该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人。“不要特殊,不要自大”。(1)

  由于文艺工作(创作、表演等)一般采取个体劳动的方式,文艺工作者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以后,人们便称呼他是这个“家”、那个“家”,因此在文艺工作者中间,包括党员文艺工作者,常常自以为是特殊人物,旁的同志也把他们当作特殊人物。正如陈云所指出的,这些同志“感觉我是一个文化人,和旁的党员不能相比,对党的关系也要与众不同”。这种自视特殊的党内文艺工作者,搞不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竟以为自己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陈云批判了这种错误看法,要求确立“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的看法。陈云说得很明确:“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2)

  陈云从根本上批判了文化工作特殊论。他说:“党员中间是不是还有分别?有分别。分工就是分别,但是分工并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别的工作高一等?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大夫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好了都同样有功劳。一定要问什么工作最必要,那末,只有说劳动最必要。这才合乎历史的实际。而劳动者恰恰就没有向党向社会要求过什么特殊化。如果一定要求特殊,这个要求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这是后退的要求,这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3)。”说得何等好啊!文化工作不能特殊,也不该有特殊,这是陈云对文化工作特殊论批评中的基本思想。陈云反对文化工作特殊论,但是他并不反对要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他解释说,这不外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因为分工的特点。文化工作中个人活动要多一点,如果不照顾到这一点是错的。还有一个用意,是因为考虑到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的弱点。”所以,党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是对的,而从文化工作者方面来说,到处对人家讲,我有缺点,你们要照顾呀!这就并不漂亮了(4)。反对文化工作特殊论;又要给文化工作者以必要的照顾;文化工作者自己则不能要求长期照顾;这就是陈云在反对文化工作特殊论中的辩证法。

  在思想上弄清这个问题以后,陈云认为,要克服文艺工作者自视特殊的问题,还得解决好遵守纪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实际的政治问题。陈云说,“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但是,有些文化工作者却不习惯遵守纪律,因此,陈云提出,“要特别注意真心的遵守和具体的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5)。”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问题,对文化工作者来说,则尤其需要解决。因为,有些文艺工作者认为,做文艺工作的可以不学这两项。有的认为,学了反而妨碍文艺。也有的并不发议论,就是不学。陈云循循善诱地指出,“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严格地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6)。”这样,陈云从反对特殊的必要性,从反对文化工作特殊论和照顾文化工作者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特殊化这个问题等各个方面,彻底解决了文化工作者“不要特殊”的问题。

  特殊来源于自大,所以,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陈云分析了文艺工作者所以产生自大的认识上的根源,“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并从理论上分析说明了不该自大、不要自大的问题。首先对整个文艺工作不应有不切实际的估计:“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为什么表现实际,硬比实际做的更值得骄傲呢?”这是一。“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比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类翻一个身的大事。文艺家就是能把这件大事完全表现出来,他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何况文艺家所表现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是二。“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会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7)。”这是三。从以上三方面看,确实不应该把文艺工作的地位抬得过高,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此外,陈云又指出,对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我们口称不如上秤称,看自己的知识够了没有。没有呢!我们的年纪还轻,知识还少得很。我们名为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党的知识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样一回事,农民搞土地革命、搞农业生产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打仗又是怎样一回事,许多人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识,就是社会的知识也很少(8)。”所以,自大是毫无理由的,而自大的后果则是很严重的。一是不求上进。“可怕的就是现在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充分的知识,没有真正成熟的内容丰富的作品”。二是拒绝批评。自大的人,“自己不求进步,也不求旁人的帮助。他们最主张批评,是喜欢批评旁人,偏生最不喜欢旁人批评自己”;三是不能实行自我批评;而这“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9)。”陈云就是这样的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和分析了自大问题,教育了文艺工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自大。

  一个特殊,一个自大,是许多文艺工作者的通病。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有,外国的文艺工作者也有。陈云对这两种倾向的深切批评和从理论上的透彻阐明,具有普遍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陈云对文化工作特殊论和文人自大的意见,时至今日,仍有其现实意义。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文艺创作的自由度扩大了;文艺创作的题材更加多样化了;青年作家、评论家在创作、评论中的作用增大了;文艺创作、文艺表演日趋繁荣。但是,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下,文化工作特殊论和文人自大的倾向也发展到颇为严重的程度。有人一味强调文艺工作特殊,文艺工作高人一等,一出场少则数千元多则二三十万元;有人否认“文艺工作的内容”“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而把超阶级的人性和人道主义作为文艺的唯一内容,或则只追求文艺的形式而不讲究文艺的内容;有人只讲文艺的主体性而不强调接触生活、了解生活、熟悉生活的必要性;有人无组织无纪律,未经政府电影部门同意,就把中外合拍的新片拿到国际电影节上放映争奖;有人化名吹捧自己,把自己抬高到令人可笑的、无以复加的地位;有人提倡文艺就是性和钱,肆意描写不堪入目的性行为,“一切向钱看”……看不到市场经济给文艺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十分错误的,听之任之不作批评和斗争更是严重错误的。在当前文艺形势下,重新学习陈云对文化工作特殊论和文人自大的批评意见,对于端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搞好各个领域的文艺工作,无疑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

  陈云喜爱评弹,而且对评弹有深切的研究。从50年代起,他就对有关评弹创作和评弹的改革、发展问题系统地提出意见。这些意见,不只对评弹创作,也对整个文艺创作都有指导意义。

  一、陈云主张,文艺要反映新时代。他要求评弹艺人努力搞些新作品,反映新时代;“要反映现实斗争,说好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10)。”评弹的传统书目,都是反映过去时代的东西。其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传统的节目不可废,但也不能老是说旧书。陈云说得好:“不能老是用刀枪。现在喷气式飞机都快要不用了。新的总要搞。对新的,有三分好就鼓掌。我不反对老的,但要加些新的,两条腿走路。一旦新的好的评弹作品出来以后,陈云总是满腔喜悦地加以鼓励,并希望有其他剧种加以改编。他在看了上海人民评弹团的《真情假意》后说:“上海人民评弹团的《真情假意》,是评弹中一个好的中篇,是适合青年、提高青年的作品,有切合现实的时代气息,对广大青年有教育意义。可否考虑在此基础上改编为话剧?改编时本意不变,但艺术处理应该适应各种剧种的特点。”陈云认为,新书目要积累,要保留,不能因为新书目粗糙就不支持它们。他说:“新的一年搞一个,十年就十个。现在唱十个开篇,五个新的,五个老的,就很好。新东西开始时难免不像样。但是新生事物有生命力。”陈云不仅提出了要创作新书目的问题,而且还讲了如何改编好、创作好新书目的问题,他提出,依据小说改编、创作的新书目,“要有所增删。唱本和看本有所不同,唱本要有更生动的描写和必要的扩充。情节可去掉一些,应突出的要突出。一个是去掉,一个是增加,再一个是搬家,旁的书上的,可以搬来。大胆增加,大胆搬家。作生动的描写,还要有抒情(11)。”陈云就是这样具体地对评弹要创新、要反映新时代、要鼓励新作品、要解决创新中的问题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意见。而这些意见的精神则不仅适用于评弹,也适用于曲艺、戏曲以至全部文艺创作。

  二、陈云还提出了“要懂得观众的心理”的创造性的意见。文艺创作,说到底,是写给读者读的,演给观众看的、听的,展览给观众欣赏的,因此就得了解和熟悉读者、观众心理,在文艺学中也应当有读者、观众心理学的位置。但在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家由于各种原因都未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陈云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而且作了论证,他说:观众、听众“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他批评削弱曲艺的娱乐性的做法:“目前,对评弹节目中的噱头、穿插注意不够,旧节目中原有的删得太多,新节目中则比较少,失之于过分严肃(12)。”为此,陈云研究了我国一般农民群众工人群众的心理,说:“群众喜欢故事有头有尾,人物的结局要好。……听众有这种心理,好人不怕落难,却要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在这里,陈云只是说要了解、熟悉观众的心理,并不是主张什么题材都以团圆结束。他也肯定“苦戏”和“以悲剧结束的中篇书”,但他认为,从观众心理学的角度看,长篇说书,不能一苦到底,“不能连听七八天,尽是好人倒霉”,这却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认为我们需要创作反映中国革命艰苦斗争的书目,“来教育青年,使他们不致忘记历史,使他们懂得政权来之不易。但是,不能只写流血牺牲这一面,还要写胜利这一面,以鼓舞人民(13)。”要不要了解、熟悉、研究群众、听众和读者的心理,这实际上是在文艺创作中有无群众观点的表现。而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心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心理。违背了民族的心理、时代的心理来创作文艺作品,文艺的民族性问题、时代性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所以,这一观众心理问题,还关系到文艺的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问题。自然,观众的心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今天观众、听众、读者的心理就和旧时代的观众、听众、读者的心理不同;我国90年代的观众、听众、读者的心理也和50年代的不一样。但是,“要懂得观众的心理”这一原则却是极其正确的,普遍地对的。陈云提出这一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贡献。

  三、陈云主张,“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14)。”这不仅适用于评弹,也适用于一切曲艺、一切戏曲。所谓“京剧姓京”,也就是指的这一点。作为传统艺术,要改革、要发展是无可怀疑的,否则它就落后于生活的改革、发展,落后于观众、听众,影响到自己存在的前途。但是,离开了本艺术品种、本艺术剧种的特点来搞改革和发展,那就是另一样东西,不再是该艺术品种了。评弹改革中就曾产生过这一偏向,把评弹变成了四不像的新歌曲,但这样一来,评弹这一艺术品种也就不存在了。为了改革得好,陈云提出了“要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意见。出人,是最主要的。改革和发展都离不了人。没有优秀的艺术人才,某一艺术也就不可能得到改革和发展。有了人有了艺术人才,也就有了新书目,好书目。但出人出书,都要走正路,不能搞歪门邪道。这三方面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陈云在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同时,还就如何出人、出书、走正路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过去,艺人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能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在就青年中去受锻炼,出人才,出艺术”;“在编说新书时,艺术上要有所改进,老的一套也要有所改变。但不要歪门邪道,要走正路。歪门邪道中如有某些可以利用的东西,经过改造,也可以吸收过来”;“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打掉歪门邪道,引导和提高观众(15)。”在改革、发展中保持传统特点,在改革中出人、出书、走正路,又在出人、出书、走正路中促进传统艺术的改革和发展,发扬传统艺术的特点,这就是陈云关于传统艺术改革、发展的基本思想。

  四、陈云强调“要加强评论”,在评论工作中要发挥老艺人的作用,发挥报刊的作用。他说:“要加强评论。现在讲评弹的文章往往没有地方发表。要组织老艺人写些评论文章,他们能说出道道来,外行评论不行,要内行来评论,分析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艺术上的东西要他们来讲”。“要加强评弹的理论研究,报刊应该发表些文章”(16)。任何一门艺术的前进和发展,都离不开评论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艺术性的倡导。而在开展评论时,则必须让内行来进行这一工作,必须让报刊发挥作用。陈云的这一意见也是十分正确的。

  五、陈云主张,“要加强管理,对书场和艺人要管起来”。这也就是要实施具体的领导,既要对书场进行管理,不让说坏书和内容反动的书,又要“提高艺人的思想,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责任感”(17)。

  陈云就评弹提出的系统意见,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如何改革和发展传统曲种、剧种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们对于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曲艺、戏曲事业,其现实和深远意义都是不言自明的。而陈云也就以他的反对文艺工作者特殊和自大的思想,他的改革和发展曲艺、戏曲的纲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宝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注 释:

  (1)(2)(3)(4)(5)(6)(7)(8)(9)(15)《陈云文选》第1卷,第273、273—274、274、275、275—276、277、278—279、279、280、287—288页。

  (10)(11)(12)(13)(14)(16)(17)《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81—82、30—31、51、57—58、81、108、108页。

  《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