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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宋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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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中央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使我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恩格斯认为,探究那些非常杰出的人物使广大群众、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自觉动因(尽管它是以明显或不明显、直接或以思想形式反映着),“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1)。”本文意图通过对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活动、思想的研究,客观地反映他在当时所起到的重大历史作用。

  一 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战线拨乱反正

  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陈云对毛泽东这方面的言传身教体会很深。他在延安工作时,认真通读了毛泽东的著作,“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2)。”为做到实事求是,陈云提出15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纵观陈云几十年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这一鲜明特点。

  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在晚年逐渐违背了他在相当长时期中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思想观点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加上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的利用和破坏,我党正确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遭到空前破坏。“四人帮”被粉碎后,陈云为了党和国家、人民利益,与邓小平等毅然担负起指导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当时,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工作千头万绪。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否则,仍旧由“左”倾错误思想作主导,拨乱反正工作就只能在徘徊中进行,甚至是无从起步。

  1977年4月,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转党中央,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3)。”针对当时盛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又于5月24日对汪东兴等人说:“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以前那样正确对待这个问题。

  邓小平率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此陈云深表赞同。他在1977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长文中明确指出:目前“报刊上有些文章还是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还不是满腔热情去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实质,用它作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为批驳这种教条主义态度,文章引用斯大林的话说: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完全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拘守着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字句。要精通“首先就要学会怎样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清楚”。文章认为,用“两个凡是”态度对待毛泽东讲过的话,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曾批评过的“幼稚者的蒙昧”。这些人把马列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我们对他们“应该做启蒙运动”。

  陈云认为,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用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受上述反动思想的毒害,我们“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精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事吹得很厉害”,甚至靠说假话办事。这些不正之风和错误做法,为“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盛行提供了广泛的市场。因此,“应当引起我们全党的严重警惕”。

  为了纠正上述不正之风和错误做法,陈云在文章中特别讲了实事求是问题,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否则,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认真回顾了我党和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过程,认为当时革命发展的那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的形势大大超过了预料。“从革命的主观条件来说,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通过延安整风掌握了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个优良的作风,的确起了决定的作用”。(后来他又讲过: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此同时,文章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陈云讲话历来言简意赅,这时却发表长达万字的文章,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可以说,这是一篇进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的好教材。

  邓小平、陈云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党正确的思想路线的一系列论述,极大地促使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摆脱“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束缚,对于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继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党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先声,是指导全党拨乱反正工作的根本准则。

  二 力主平反各类冤假错案,在政治领域拨乱反正

  为“文革”中形成的各类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是顺乎民意,保持安定团结局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亟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拨乱反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文革”遗留的案件大都是经毛泽东批示决定,或者党中央下发文件同意的“定案”,所以,复查平反工作可说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因此,陈云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定案”中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4)。”特别是对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不能靠有关部门,必须由党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具体做法是:

  第一,无论是谁批示过了,错误的就要纠正。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首先平反的错案是天安门事件。1977年3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直接导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天安门事件就提出这样的看法:当时参加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恩来,尤其关心党的接班人是谁。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是否插手需要查实(后来陈云又着重指出: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予以肯定)。而邓小平与此事无关,让他复出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5)。”但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依据“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关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重要意见未被及时采纳,连他的书面发言也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后来,经过陈云、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1976年发出的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此前,党中央下发文件,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这些重大决策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第二,无论新案旧案,只要是错案就必须全部纠正。作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的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事先规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准备解决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问题。而陈云在会议划分的东北组上发言,提出平反薄一波等61人,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和批判康生错误等6个问题。他说:不解决这些冤假错案,很不得人心。彭德怀同志,曾担负过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对党贡献很大”。至于康生,他在“文革”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的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有重大责任的,其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适时给其以应有的批评。因为这几项提议出自德高望重的陈云之口,充分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所以,简报全文登载后立即引起与会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骤然活跃,使会议预定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在揭批“四人帮”基础上批判“左”倾错误的新突破口。会议结果表明,这个新突破口位置选择得准确,攻击时机恰当。

  邓小平通过听取各讨论组召集人汇报和印发的会议简报,得知陈云讲话内容,很快做出了反应。他首先从彭德怀谈起,在三天时间里,先后三次讲到“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对康生的错误,邓小平话虽不多,却很明确,认为他是发动“文革”的错误纲领的“组织者之一”。紧接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决定对康生进行审查。

  第三,无论案件多么复杂,“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潘汉年是我党的高级干部,战争年代长期战斗在敌人内部,多次担负党中央直接赋予的特殊使命。1955年他被秘密逮捕,1963年被认定为“长期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受到长期关押,直至1977年病逝。这是我们党建国后处理较早的一起错案。由于案发时间长,工作环境特殊,证人又少,潘本人也确有不符合党纪的做法,所以,案件比较复杂。陈云调阅了公安部门和与潘同案人的材料后,认为潘并无投敌确证,便于1981年3月1日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建议党中央对此案重新立案复查,复查工作可由中纪委办理。邓小平对陈云这个建议十分重视,阅信后表示“赞成”,李先念也表示同意。于是,中央书记处转告中纪委:按陈云的建议和邓、李意见办理。中纪委经过细致复查,认定原结论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并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这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间引起极大反响。

  在陈云、邓小平及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积极干预下,全国各类冤假错案迅速得到平反昭雪,党心、军心大振,人心大快。这一果断举措,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政治胸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有错必纠的可贵精神。事实表明,我们党非但没有因为公开平反大批冤假错案而降低威信,在人民心目中,威望反而更为提高了。

  三 建议调整国民经济,在经济领域拨乱反正

  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纪委书记,重新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不久,就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依据我国当时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这是陈云等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

  1.力主进行经济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经济领域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被清除,反而又出现了发展经济急于求成的问题。对此,陈云敏锐地指出;“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6)。”随后,他和参加国务院务虚会领导同志谈话;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就经济形势讲话;他草拟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同李先念联名给党中央写信,主要内容都是反复陈述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性建议,重申指导经济工作要认识国情、量力而行。特别是他在1979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集中反映出他在当时对全国经济工作的周密思考。

  陈云认为,经济工作讲实事求是,就应该把“实事”搞清楚,“这是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当时的国情是:全国9亿多人口,80%在农村,人民亟需提高生活水平。这时,“文革”虽然结束,但国民经济还没有达到综合平衡,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7)。”根据这种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所以,国民经济工作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 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8)。”因为从长远来看,国民经济如果能按比例发展,就会使发展的速度更快。陈云殷切地希望:经济建设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比如,规定钢产指标就要切实可靠,在现有生产能力基础上,规定到2000年达到8000万吨就比较合适。在生产钢铁时,要把重点放在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

  邓小平觉得,陈云的这些意见“有道理”,“很值得重视”。他在23日的会议发言中指明:三年经济调整工作,是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个“大方针、大政策”(9)。

  由于陈云和邓小平及李先念等力主,党中央于同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靠的8字方针,会议强调,经济建设工作中要认真清理经济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真正做到按经济规律办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

  在党内,邓小平多次发表讲话,充分肯定陈云在60年代我国经济调整时期发挥的巨大作用,多次称赞他提出的措施非常得力,办法“非常有效”。邓小平还谦虚地表示:自己对经济工作不够懂,这方面还是要由陈云、李先念来下决心。在制定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时,他几次嘱咐有关部门同志,对积累与消费比例,国民经济增长幅度等问题,“要充分重视陈云的意见”。言语之间,表现出对陈云的信任。

  但是,由于对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10)。直到1980年底,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基本变化。

  2.批驳阻碍经济调整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1980年11月28日,中央常委、书记处听取国务院调整1981年经济计划的工作汇报。陈云针对经济调整方针贯彻不力的情形尖锐指出;“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再机会主义一次!”他在随后召开的中央12月工作会议上又讲:“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他寓意深刻地说:“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关于调整问题,他坚定地表示:从明年起我们要真正开展经济调整,这是清醒、健康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后退,而且要退够,否则就会造成大的耽误。他恳切地呼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11)。

  邓小平也先后在这两次会议讲话,表示“完全赞成”陈云的意见,认为陈云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他很赞同陈云关于调整是“健康、清醒”的说法,指出这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当前,重点要抓好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12)

  经过一年多争论,陈云提出并得到邓小平积极支持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才真正得以贯彻落实,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并为以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 支持《历史决议》的起草,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拨乱反正

  1980年初,邓小平等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云对此完全赞成,大力支持。《决议》草稿形成后,他在一个月内,4次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对《决议》修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去写,“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成绩特别是对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反复推敲,反复斟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3)。

  1.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职务,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冤案平反过程中都间接或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对毛泽东的不同评价,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毛泽东一生是与非、功与过问题上的直接交锋。

  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从1977年开始至1981年《决议》通过前后,陈云在各种报告、谈话中,多次称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功绩,回忆他对自己的教育、关怀和保护。例如,他肯定毛泽东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他指出毛泽东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毛泽东写了许多重要著作,这很了不起,“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他称赞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4)

  关于如何在《决议》中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邓小平作过多次谈话,概括起来是8个字:“实事求是”,“恰如其份”。陈云也作过几次谈话,中心内容是要全面评价毛泽东。《决议》修改稿完成后,陈云建议:在修改稿中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段落,这样就能写明毛泽东在革命紧要关头的历史作用,他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功绩第一位、错误第二位,讲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15)。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指示《决议》起草小组落实。对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但要写得集中、概括、恰当。

  2.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要起草的《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16)。当时,党内外、国内外出现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与怎样正确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怎样科学地论证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有密切联系。

  陈云和邓小平认为,首先,《决议》要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写清楚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特别是要概括出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其次,要重申毛泽东思想是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就是转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另外,要强调全党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好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重点学好毛泽东哲学著作。为此,《决议》要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写得更丰富、更充实。他们认为,如果写不好毛泽东思想这部分内容,“整个《决议》还不如不做”。如果我们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7)。

  陈云和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特别是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多次讲话、重要论断,抓住了指导拨乱反正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结合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决议》的灵魂所在。根据他们多次谈话精神为纲领形成的《决议》,总结过去,摒弃了“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开辟未来,重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真正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团结全国人民的目的。它现实意义重大,历史影响深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确处理领袖、政党等问题,也提供了新鲜经验。

  五 提议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在组织建设上拨乱反正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具体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培养造就接班人尤其是党中央的接班人,成为十分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对此,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重视。

  1979年10月3日,陈云与邓小平交换意见后提出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说这是“为了党的利益”,“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18)。”半年后,陈云等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紧迫,非常必要”,一是因为身负领导重任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年事已高,却日夜操劳,积劳成疾,急需中青年领导干部接替他们担负重任,以利于老同志集中精力,更好地研究和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二是为了反对某些人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真正实行党中央集体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三是鉴于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痛苦的教训”,出于“党的交班和接班”问题的考虑。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有利于培养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便于培养党的接班人。此外,陈云还认为,中央书记处工作范围,是要管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是个工作班子。其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在各级领导部门中提拔培养合格的年轻干部。书记处要讲求工作效率,注意身体条件。要允许书记处或其中的同志在工作中犯错误,老同志和其他同志要帮助他们。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希望,重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要带头集体办公,不要光在文件上画圈,要开短会,讲短话,“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19)

  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既是组织上拨乱反正,恢复我党的传统,又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20)。”这不仅在国内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会有很大影响。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11人中央书记处,这是党中央及时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事实表明,这一重要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清除“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为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之所以能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绝非偶然,除了他曾接受毛泽东的言传身教,汲取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他核心成员的优秀思想成果外,还在于他非常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重视在工作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在历史上,他曾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排挤,因而,对“左”倾错误有着切肤之痛。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他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智慧,使他在党内外形成崇高的威望。因此,由他作为主要决策人之一,参与领导党在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工作也就势在必然。

  历史事变是由无数交错的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出的结果,是由每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21)。同陈云一起指导拨乱反正工作的邓小平,以及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他们虽然担任不同职务,各自主管的工作也不相同,就是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对同一项工作指导也各有侧重。但是,他们都以党和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彼此信赖,同心协力,“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表现了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力挽狂澜,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邓小平、陈云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为党和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 释:

  (1)(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45、478—479页。

  (2)199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3)(10)(12)(16)(17)(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354、354—362、296、300、283页。

  (4)(5)(6)(7)(8)(11)(13)(14)(15)《陈云文选》第3卷,第234、230、252、250、252—253、281—282、283—284、284—285、284页。

  (9)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3月23日)。

  (10)陈云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1979年10月3日)。

  (2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81页。

  《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