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健康的原因，无法参加长沙会议，现将曾经有所考虑而无暇进行的研究论题提供给大家，以补未能临会之憾。
1.关于中共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旅莫支部”的10项建议。
这是1925年党的四大前，东方大学的党员对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建立后，党的工作的建议，我在《任弼时传》中称它是“旅莫支部全体党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员的“集体毕业论文”。建议书中确认中国目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后党的方针、策略、任务：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要防止演变为“右的机会主义、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沦为“非革命的新官僚”和“左”的空想家；要“特别努力于工人运动”；成立专门机关指导农民运动，制订“系统的具体可实行的计划”；军事运动“是一种特殊运动”，须有系统的切实的筹划，青年运动“绝对受党的指挥”，组织上保持青年团的“独立性”；党组织“要在工人群众中尽量吸收觉悟的分子，以期成为群众的党”，“要有科学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要十分注意秘密工作，和“改良派的怪论作斗争”等。把这些基本原则同后来联合战线的演变和任弼时回国后在革命实践中，对团的建设、军队建设、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等言行对照一下，以进一步研究任弼时对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2.关于五卅运动。
毛泽东称它是“空前的反帝”，因为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司法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爱国反帝最彻底的纲领。任弼时率领的团员和青年是斗争的先锋。可以进一步研究的：一是任弼时是怎样抓住机遇发展革命力量的。二是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对五卅运动的指导方针、策略的比较，任弼时有哪些创见。三是共青团中央的通告中，强调“集中力量于反帝运动”，着力发动工人和学生（当时还谈不上农民运动），联合小商人群众；对大资产阶级要“努力使之与民众合作”而又防止其“妥协性”和背叛民族利益；对军阀政府，则是要求它“向外交使团抗议”，提出惩凶、赔款、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条件。同时和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划清界限，不应盲目排外反对一切外国及外国侨民等。这种敏锐、周密的政治智慧是怎样形成的。四是为什么经过运动，团员人数由2400人增长到9000人，而共产党只增加到3000人，以致后来中共中央提出“年龄分化”的要求。运动开始不久，团中央就提出“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因此，研究五卅运动中团的作用，视野不应当限于上海，应当扩延到地方的党史和团史、青运史，把人物研究和党史、青运史丰富起来。
3.白区斗争中的任弼时。
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在白区坚持斗争4年。当时，毛泽东、朱德等在农村致力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任弼时已进入中共中央，在白区为重新聚集革命力量，逐步复兴革命而奋斗。《任弼时选集》中有5篇文章：从《对暴动问题的意见》到《城市农村工作指南》。多数是任弼时在留守中央时起草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对盲动主义；二是整顿发展遭严重摧残后的党组织；三是适应秘密斗争的需要转变工作方法和作风；四是发展下层统一战线；五是制定《军事工作大纲》等。
《军事工作大纲》是迄今为止看到的第一个红军建设的纲领。我们是在做年谱时发现的，来不及收入《任弼时选集》。经廖盖隆同志鉴定，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当时，周恩来出席党的六大，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任弼时在广东省委关于军事问题决议的基础上，综合全国情况，起草了《大纲》，1928年5月25日经留守中央通过后发布。《大纲》规定，割据区内的军队正式定名红军，由广大工农分子参加；红军的任务，“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红军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政治委员即党的代表”；“生活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一律平等”等。6月5日，李维汉和任弼时写长信给朱、毛，批准红四军在罗霄山脉中段创建湘赣两省根据地，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为前敌委员会下的军委书记，要他们按“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做“改造与整顿工作”。6月16日，毛从宁冈茅坪报告留守中央，说他们将“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泽东此刻正在学习时期，实在不能担任”前委书记。不久，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和《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两篇重要著作。对这些重要史料应该进行比较、思索和消化。
对王明路线下的白区政治路线应该否定，但是，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整个的白区工作路线应当加以分析，因为王明路线始于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之前，党内对于盲动主义是有斗争的，不能一概否定。
4.AB团问题。
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逼供所得材料，派人到江西省行委和二十军中捉拿“AB团分子”，发生了“富田事变”，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和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意见分歧。二十军因此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由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的苏区委员会认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即将开始，总前委还没有向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单凭一面之辞，难以作结论。因此遵照政治局意见，由任弼时起草给总前委和地方党委的信，要求“立即停止一切争论”，听候即将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全权调查解决”。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进苏区的任务之一，就是“全权调查负责解决”AB团问题。但是，任弼时还在赴苏区途中，1931年3月27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认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总前委领导是对的”，立即下达文件，不但认为AB团是反革命，而且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改组派“都必然是江西AB团第二”，应“严厉消灭”。这一来，中央赋予任弼时调查解决AB团的“全权”，就自然解除了，苏区反AB团的行动进一步升级。至今，江西的同志告诉我，有人还误以为任弼时到苏区后反AB团愈演愈烈。在写《任弼时传》时，我们虽然知道“富田事变”的平反有过反复，看到过有人上书陈云为“富田事变”申诉的材料，以及延安整风时，彭德怀对处理AB团的问题，当面对毛泽东提出过异议，但中央没有正式的平反决议，我们虽然写了一些历史事实，但不便展开来写。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5.关于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前，苏区中央局委员共8人，其中第一书记周恩来和委员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在前方，代理书记任弼时和项英、邓发、顾作霖4人在后方。因为宁都会议错误地决定并经临时中央批准将毛泽东“召回后方”，因此，许多研究者一般以对毛泽东去留前方的态度作为区分两条军事路线的标帜，这样分析，至少是失诸简单。应当说，任弼时到苏区后，通过第二、第三两次反“围剿”战争，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赞赏的，说他“有才干，有独特见解”；周恩来到前方后对毛的军事“经验和长处”也很重视。但从军事路线上说，除了毛泽东以外，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其他7名中央局成员，都还没有摆脱临时中央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因此，周进入苏区后，才有攻取赣州的决定，结果红三军团苦战33天，以失败告终。宁都会议斗争的焦点是什么呢？1933年蒋介石以主力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块根据地，又以重兵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中央苏区。8月底，湘鄂西、鄂豫皖岌岌可危，后方的成员按临时中央的要求，要一方面军向北出击，直接援助；在前方的同志则主张在内线作战，赤化南丰河地区，准备和敌决战。双方互陈理由，电报往还。直到9月中两块根据地丢失，临时中央急电周、毛、朱、王，要他们“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后方的成员才同意到前方去开会定行动计划。这是基本的事实。
宁都中央局会议是前方坚持要召开的，据现已看到的电报，从9月24日、25日、26日三次要后方的同志到前方去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这些电报均已编入《任弼时年谱》。直到9月29日，后方的同志才复电：“我们四人并伯承明日下午由瑞金出发，星夜兼程”。刘伯承所以到前方去，是24日周恩来来信要他去协助工作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研究宁都会议的困难是至今未找到会议记录，而会后以中央名义给临时中央的简报，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另电临时中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等，这些已有的史料，至今尚未公开。《任弼时传》中着墨的一个事实是：周恩来到前方后，“为理顺组织关系”，“作战指挥便利”，曾主张“成立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毛、朱、王组成，周为主席，提议毛担任总政委，因为毛“以政府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主持大计，由中央局代表或最高军事会议主席，而“形成宝塔式的指挥权”，毛任总政委可在军事上发挥他的“经验与长处”，遇有重要或疑惑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在宁都会议上，留毛在前方，或“助理”或在周监督下负指挥战争“全责”。这两个方案，除留毛泽东在前线外，其基本精神和成立军事最高会议的目的是一致的，而且在宁都会议前，中央局主要领导人之间在书信中也有所沟通。宁都会议上矛盾表面化了，毛泽东对“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的感觉就更加明确了。这才是临时中央和毛泽东在军事路线上的分歧，体现在组织安排上的要核。
6.任弼时在党的军事建设方面的贡献。
任弼时在军队中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在军事建设上的贡献很大。
第一，他是1925年9月成立的，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党还没有军队，军委（后称军事部）的工作：一是建立地方党部的军委，或派遣军事特派员，分配从莫斯科回国的军事干部。二是到国民革命军中搞情报或在反动军队中搞兵运工作。三是办军事训练班，在上海训练过2000人的战斗队。1925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又决定：一是对军队、乡团、民团、商团、土匪等武装组织进行调查研究，二是在广州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中进行工作，三是大力开展青年士兵联合会组织等。1926年2月，任弼时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会议要求建立“强有力的军委”，在广东作好北伐的准备，北伐军沿途各地要作好宣传、组织和接应工作。对此，共青团中央曾经发过通告。
第二，1928年，代中央制订《军事工作大纲》。
第三，和贺龙一起在长征中创建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最长，两年零三个月；行程23900里，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以善打运动战著称；三大主力会师时，部队减员最少。所以，毛泽东说“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第四，在山西抗战中，形成了持久战的思想基础。在《山西抗战的回忆》和《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两文中，他指出：抗日战争是“自卫的革命战争”，“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胜利”；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持久战的两大要素是：“人民愈发动愈团结愈有力量，游击运动愈扩大愈斗争就愈坚强”。敌方呢？他指出：日寇的侵略战争愈延长，对国内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压榨愈加重，“壮丁被征调，对外贸易大为减低与入超，国内生产更趋凋零”，人民忍受不了国家的“增税与无止境的公债负担”，“厌战与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高，殖民地的斗争活动，也将乘此时机而开展”；任弼时预测，战争的结局，“或由于我们最后将其驱逐与歼灭，或由于敌国内部的革命变乱，而逼使其退出，或加上同情于我之列强的逼迫，而使之最后归于完全失败”。后来的事实，就是按任弼时的第三种预测演进的。1939年5月，毛泽东系统地、全面地发表了雄文《论持久战》。
如果，在把任弼时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他对三五九旅的讲话《南下的任务》和他为开辟东北根据地、后来毛泽东称为“有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调动军队”所拟的电报联系起来研究，沿着上面所列举事实的这条红线，对任弼时在军事上的建树将会有新的发现。
7.越是胜利越要注重党的政策。
这个命题，在《任弼时选集》出版时我们曾经议论过，但没有形成成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巨变，在胜利面前旧制度覆亡，新世纪诞生，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有新的政策去处理，不然社会就会无序混乱；同时，在胜利的条件下，革命党容易骄傲，轻率施治。1947年7月，小河会议后，毛泽东预言五年左右，打倒蒋介石。不久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从东线到西线转向外线作战，解放区土地改革蓬勃而起。这时，中央在地方工作中抓两件大事，一是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制定解放区财政方针和政策；二是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在转战陕北的任弼时，致力于政策研究，从1947年10月底到1949年1月，先后起草了《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及对各地财经工作的指示》（1947年10月24日）、《关于出征部队供给等问题的规定》（1947年11月11日）；研究和修改《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10月10日）；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948年1月12日），纠正土改中侵犯中农，乱划阶级的“左”倾错误。之后，在离开陕北，向西柏坡进发途中，沿途调查，为纠正土改整党中的错误，先后起草：《完全抛开党支部是不妥当的》（1948年5月8日）和《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党员》（1948年6月28日）、《关于处理矿产与城市房地产政策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1948年12月11日）以及《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问题的意见》（1949年1月）等，把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体现于具体的政策，及时建立了革命秩序，稳定了社会情绪。
在这个时期的政策文件中，1946年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是否是任弼时代中央起草的，至今没有找到手稿，虽然有关的老同志，凭记忆认为是任起草的，在任的笔记本中，我们也查到过任弼时的思考提纲，但我们没有轻率判断，所以在《任弼时传》中，我写道：“任弼时的意见在文件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因为没有确凿根据的武断，是不科学的。
8.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思考。
1943年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中央机关精简。为了使机构更加简便灵活，办事权更加统一集中，进一步增强领导效能，3月16日，任弼时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内战时期，中央书记处等于是政治局常委会，在当时领导成员分散于白区和苏区的情况下是需要的，但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书记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这是不对的。他代表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提出了新方案：（一）书记处应当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制定的方针下，主持日常工作。（二）书记处的主席应由政治局会议决定。很显然，这是为了改变书记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弊病。16日，20日，政治局两次讨论，确定的体制和人事安排是：（一）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二）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组织上服从政治局”，决定由毛、刘、任3人组成，毛为主席；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的七大以后，一中全会一致通过毛泽东等13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一致通过毛、朱、刘、周、任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为主席。
1943年时所以提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一是当时很强调一元化原则，一是毛泽东威信日高，刘少奇、任弼时尊重毛，自谦为是毛的助手。七大以后，虽然没有重申“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但实际上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集中于毛一身，已是不“申”自“明”的事实。这就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监督制度和党内民主缺乏有效的规章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把整个党的工作系于一人，这是党的体制上的严重缺陷，它所造成的深远后果是任弼时、刘少奇等所始料不及的。
研究历史，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体会，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实事是指客观事实和史料，是历史的载体。只有努力发掘新的史料，精心研究已有的史料，比较、鉴别、考证，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形成新的成果，才能求是创新；离开了丰富、可靠的史料而追求“创新”，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历史科学领域，如果抛开了实事求是的学风，陷入浮躁的潮流，那么，所谓创新，就有可能是实用主义，从先验的目的出发，曲解历史，揉捏历史，迎合时尚；在人物研究上，可能出现溢美、拔高和神化。这样的东西，是对历史和人物不负责任，是短期行为，经不起历史检验。当然，作为研究者，不可能没有局限性，无论从主观上、客观上，还是思想上、制度上，但应坚持言必有据，据必可靠，力戒浮躁之风。希望我们保持严谨、求是、创新的良好学风，为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写出一批实事求是贴近任弼时的研究文章出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任弼时研究述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