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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颠倒乾坤的“文化大革命”
方钜成  姜桂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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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欲罢不能,一发不可收拾。它所造成的恶果,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未完全消除。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毫无根据地怀疑到处都在产生修正主义,从而发动了一场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立即为林彪、江青及其同伙所利用,以遂其夺权阴谋。

  运动开始后就出现了混乱局面。这些投机分子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看到,为了扫清他们篡权的道路,必须把许多以前的同志(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同志)除掉。至于这样做要死多少人,他们是不在乎的。在一九八○年十一月对江青等人进行审判期间,新华通讯社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有三万四千八百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很可能还是保守的。

  据一篇研究报告说  注【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述评》,载于1984年10月20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底,大约四十天内,单是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被非法抄家,八万四千多人列为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市。直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党才对这十年动乱最后作出结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六五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据说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暗示,找了一些笔杆子来抨击该剧的作者和他的剧本。她那些御用文人中,有一个原来没什么名气、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中层干部,名叫姚文元。这个趋炎附势的家伙很快就得到江青一伙的青睐,步步高升,最后成了控制舆论的暴君。批判《海瑞罢官》的人硬说这个剧本是恶毒的讽喻,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剧作者吴晗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揪出所谓吴晗的后台或他背后的“反党集团”。

  海瑞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他原是明代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吏,几百年来一直作为一位刚毅无畏、敢于当面指出皇帝过错的人物而为世人所敬仰。

  在那些竭力想从《海瑞罢官》中找出言外之意的人看来,历史上的海瑞会使人想起一位当代的英雄——彭德怀元帅(一八九八——一九七四)。他也是一个讲话从不吞吞吐吐的人。彭德怀出身农民家庭,勤奋自学,完全凭着自己的才能,在国民党军队中不断晋升  注【《彭德怀自述》第一章,人民出版社。】。由于他富有正义感,又体恤老百姓的疾苦,后来投奔了共产党。他对党忠心耿耿,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军人。他曾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在朝鲜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为人正直坦率,但这些优点后来竟成了祸根。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举行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为了讨论“大跃进”的“左”的错误而召开  的。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主席,引出了一场大祸。彭德怀对形势所作出的实实在在的估计,显然触怒了毛泽东,于是,庐山会议后来就变成一次批判彭的“反党”、“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这位耿直的军人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彭德怀的批评实际上是十分正确的,当时农业和工业都存在严重问题,可是虚报的数字和浮夸的报道却造成了成功的假象。)在这以前,党的高级干部已经开过几次会议,讨论“大跃进”中的各种问题,本准备在庐山会议上制订纠正这些错误的计划。结果,他们却看到这位老帅仅仅因为直言不讳而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无不为之震惊。  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

  他们是不是都同意毛主席改变会议的方向呢?难道他们不同意彭德怀对形势的估计吗?

  以周恩来为例,他至少对下面上报的钢铁产量数字和“小土炉炼钢”的价值是有怀疑的,他曾通过国务院的渠道搜集这方面的情况。与会的多数人,包括毛主席本人在内,都不否认“大跃进”中存在“左”的偏差,但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并不一致。毛泽东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估计。实际上,在那次会上曾有人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结果是,与彭德怀一起被扣上吓人的大帽子。毛主席在批判彭德怀的信时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  注【《彭德怀自述》第270页,人民出版社。】在这种气氛下,如果再有人提不同意见,后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此时毛主席已经变得过于自信,甚至在同政治局委员这样一些亲密同志的关系中,他似乎也听不进不同意见了。这种作风是违背他自己一贯提倡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也由于他所受到不断的吹捧奉承,这种作风越来越严重。从过于自信到独断专行,只是一步之差  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节。】。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不经中央集体讨论,擅自作主把全国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后,党内许多人都害怕交心,不愿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正如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之后,党外人士都有“自己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三缄其口为宜的想法。在彭德怀下台以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已名存实亡。

  至于彭德怀本人,即使在蒙冤受辱的情况下,还是无所畏惧。有一次,他的侄女问他,你是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经济问题。他说:“我怎么能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看到了不提出来,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我要对人民负责任,……觉得不对的地方,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讲出来。”

  他对侄女说,共产党员不仅有责任向人民指出错误和不公正的事情,而且有责任纠正它们。他还对她详细解释了一切优秀共产党员都应该做到“五不怕”:不怕罢官,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位老帅说:“我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注【彭钢:《怀念伯伯彭德怀》,载198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他的勇气后来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和江青等人的策动下,“红卫兵”把彭德怀抓了起来。以后他一直被囚禁,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审问和折磨。最后,在一九七四年死于监禁之中。

  七十年代末,彭德怀同其他许多著名人物一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邓小平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蒙受屈辱,失去自由。他在一九八○年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59页。】

  《海瑞罢官》这出历史剧是为彭德怀鸣不平吗?

  该剧作者吴晗(一九○九——一九六九)坚决否认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是北京市副市长之一。他实际上并不是专门做政治工作的,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剧作家,而是一位学者,一位历史学教授——公认的为数不多的明史专家之一。

  吴晗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不满。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刺客枪杀了他的同事闻一多教授(一八九九——一九四六),使他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集团的反人民的本质。闻一多无所畏惧地批评蒋介石政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于昆明街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为震动。这件事促使他们走出日常生活的圈子,成了维护公民权利的斗士。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把吴晗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吸引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  注【吴晗:《哭一多》,《闻一多纪念文集》第59页,三联书店。】

  吴晗之所以会同海瑞这么一个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此中不无命运捉弄的成份。一九五九年四月间,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会前,他看了一出湖南地方戏,最后一场里出现了海瑞这个敢于斥责皇帝的刚直不阿的人物。毛主席颇感兴趣,于是派人找来海瑞的传记,并且对参加会议的人说,你们大家都能从海瑞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党的中央领导人那时正在研究采取有效办法制止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出现的浮夸风,毛泽东在谈到海瑞时说,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精神。七中全会结束后,发出了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好几个人都建议请吴晗这位明史专家写文章,在群众中宣传海瑞的事迹。在庐山会议前吴晗已在党中央委员、理论家胡乔木的敦促下写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的短文,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

  以前给吴晗当过秘书的郭星华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追述了在《海瑞罢官》问题发生后他同吴晗的一次谈话:

  “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并说“彭德怀是打仗有功的将领,我很钦佩他,……但是,我写这个海瑞,与他没关系。”

  林彪、江青及其一伙很快把矛头转向北京市委一些重要干部——负责文教工作的书记、《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邓拓(一九一二——一九六六)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

  他们两人和吴晗被诬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罪行,在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中贩卖“修正主义”。

  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诽谤不过是一个前奏。迫害他们的那些人的最终目标是打倒一大批党政领导人。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后来都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大帽子,受到“大字报”的公开诋毁。这些“大字报”不仅张贴在他们的工作单位,而且还贴到街上去。大多数人不由分说被解除职务,投进监狱,或“下放”到农村。

  邓拓为了《三家村札记》和他写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受到了公开的批判,从报纸到广播,都是“愤怒声讨”、“彻底清除”的声浪,五月十六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竟诬蔑他为“叛徒”!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有口难辩。

  士可杀,不可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注【丁一岚:《忆邓拓》,载《新闻战线》1979年第一期。】

  “三家村”的三位作者中,只有一位从“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幸存下来,这就是廖沫沙。在邓拓去世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廖沫沙和吴晗常常被双双拉去参加各处的“批斗会”。他们被人从这一个群众大会拖到另一个群众大会,被押到台上示众。他们在群众面前被强迫低头,双手被“红卫兵”反绑在背后。他们一再受到拷问,并且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吴晗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不久就屈死于狱中。大多数被关押的知识分子都经过那种折磨。廖沫沙忍受了整整八年。虽然他被放出来的时候身体已被糟塌得不成样子,接着又被押送到在江西省的一所林场去劳动,但他还是活了下来,亲眼看到了清算“四人帮”的日子。一九八○年十一月,在北京为审判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成立的特别法庭上,他是公诉人请的证人之一。

  在林彪和江青的眼中,吴晗、邓拓、廖沫沙不过是小人物,把他们搞掉,仅仅是为了扫清道路,去清除比他们更大的目标。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日子里,有四个人在林彪和江青的打击对象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曾任公安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的。毛主席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内容是毛主席定下来的。

  彭、罗、陆、杨被诬控组织反党集团,受到谴责、撤销职务,并交付审查。这几个被打倒的人都是中央某一方面的负责干部,他们被撤职所产生的冲击波震撼了全国。更重要的是,会议通过了所谓《五·一六通知》。这一通知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般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一系列促进运动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现在回顾起来这些都是一些极左的政策和措施;结束语号召各级党委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两天以后,林彪发表了他那篇谈政变的臭名昭著的讲话,攻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结成“反党集团”。】他当时从南方遥控着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

  《通知》中有一段提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用词如此转弯抹角,含意如此模棱两可,谁也闹不清指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甚至连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不知道。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例如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字报运动),他们都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因为,那时毛主席听信林彪及其一伙阴谋家的话,他们同毛主席有直接的联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请求毛主席返回北京。于是,毛主席在七月十八日回到首都。

  这次政治局会议和毛主席回京,带来了种种变化,孕育着可怕的后果。首先,彭、罗、陆、杨四人被解除了职务,并没有遭到什么大的反对,这就加速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下台。此时,他们二人也被指责为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第二,由于建立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江青就由幕后走到前台去了。在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时候,她甚至连党中央委员都不是,也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可是现在她却在发号施令了。第三,由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江青及其一伙可以越过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第四,“红卫兵”介入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一种不安和破坏性的因素。他们全然不顾法律和秩序,使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作为总理,周恩来除了必须挑起平日那副十分繁重的工作担子以外,还得在他的同事和下属受到批判时承受很大一部分压力。

  “红卫兵”这个词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出现的。他们大多是十几岁的青年人,精力旺盛,然而又天真幼稚;他们忠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政治判断能力极差;因此,受到他人的无耻操纵,成为林彪和江青的突击队。江青亲热地把他们叫做她的“小将们”。谁也说不准这一切是从何时、何地、如何开始的,反正“红卫兵”组织遵照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很快就发展扩大起来。当时正好放暑假,他们大喊大叫着就起来造反了——先是造学校当局的反,造教师的反,然后又到社会上去破“四旧”。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北京的“红卫兵”。这样一来,这些青少年一下子就变成了重要人物。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纷纷要求得到这种殊荣。结果,在短短几个月里,先后有一千万“红卫兵”汇集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他们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首都,给交通运输部门,尤其是铁路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周恩来总理突然需要照管成百万的青少年——既要安排他们的住宿,又要料理他们的饮食,有的甚至还要提供衣服(因为他们没有御寒的衣服)。只要胳臂上戴着“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就等于有一张通行无阻的证件。所有臂上带有这种袖章的人都自视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他们可以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免费吃饭——当然,实际上一切全由政府出钱。

  在那以后,这些年轻人就管束不住了。不分是对谁,也不管是在哪里,造反成了一股风,过火行为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原来号召年轻人起来造反的毛泽东于是把那句口号改成“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但是,破坏已经造成。怎样决定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是反动的,实际上没有明确标准。许多年轻人都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什么是反动和什么不是反动。无论如何,要约束“红卫兵”,林彪和江青都是听不进去的。

  在“红卫兵”横冲直撞、胡作非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许多民主党派或无党派爱国人士和知名的政治人物可能受到攻击或伤害。这些都是共产党多年来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所大力争取的人士。而正是统一战线帮助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且在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为建立这统一战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了大量工作。对他来说,维护统一战线就是维护党的根本利益。

  八月三十日早晨,他收到附在一份报告上的毛主席的紧急批示。批语说:“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这里说的“应当予以保护”的人是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湖南省长沙人,原是一位律师,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他在三十日早晨匆匆给毛主席发出一封信,抱怨“红卫兵”在前一天夜间抄了他的家。总理立即采取措施,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和贵重物品,并且派解放军去保护章士钊的住宅。周总理还进一步采取了预防措施。毛主席的批示来得很及时,受保护的人士的范围因而扩大了。  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总理当即决定拟定一份应予保护的人员的名单。这张单子上包括宋庆龄、郭沫若、李宗仁等著名人物,还有其他许多各界知名人士。

  总理拟订的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范围还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总理还注意到有一个传闻,说“红卫兵”打算包围宋庆龄的住宅,以要求她改变自己的发式(宋氏三姐妹全都遵照她们母亲的愿望,长期把头发挽成圆髻)。总理立即把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召集在一起,同他们讲道理,虽然他本来只要简单地下个命令就行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对待“红卫兵”和造反派曾一次又一次地采用耐心说服的方法,而不用行政命令办法。他同“红卫兵‘的这次谈话,是这种说服工作的一个例子。总理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由于周恩来的及时干预,一场可怕的对抗才得以避免——这场对抗本来是可能使共产党同宋庆龄之间的长期密切合作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宋庆龄是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的象征。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和他的夫人一直竭尽全力加强同宋庆龄的友谊,这种友谊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个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主要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利益。这个不成文的联盟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把一个人与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在国民党同共产党破裂以后的那些年代里。蒋介石对待宋庆龄的关系,说得轻一点,是随时都可以撕破脸的。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把她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希望把她除掉。因此,共产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始终十分关注宋庆龄的人身安全。通过上海的地下党,有时则绕道香港,同她保持着联系。

  宋庆龄深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所敬重,也深受各界人民的尊敬。她为建立新中国出了力,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地一声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她象其他人一样,为这场革命的残暴性感到震惊。她所熟悉和尊敬的一些人横遭不测,她为此感到不快,但又无能为力。周总理一如既往地确保宋庆龄本人不会受到伤害,而宋自己则有意疏远那些正在僭取权力并滥用权势危害国家的政治新贵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深居简出,不参加什么活动。

  在这一时期内,周恩来还有许多其他机会发挥他的政治才能。他处理北京饭店的问题即是一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饭店的职工象其他单位一样分成对立的两派。因此,饭店管理松懈,服务工作混乱。那时造反成风,服务员们开始拒绝干他们不愿干的活。他们认为替客人擦皮鞋是低贱的工作,是应该取消的一个服务项目。江青和她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不是号召青年人起来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反吗?因此,饭店里的青年职工们认定,在这座饭店里就有许多事情应该成为造反的对象。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件事终于引起总理的注意。

  他把饭店职工找到一起,同他们谈对待工作的正确态度,谈为国家服务的不同方式。总理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存在着分工。这两种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所做的工作既没有特别高尚的,也没有特别低贱的。一个人应当尽其所能地工作。如果工作需要替饭店的客人擦皮鞋,你就得干,而且要尽力干好。周总理要求他们,抛开分歧,合作共事,按照工作需要去做。

  这番话打动了他们的心。饭店的服务工作或多或少恢复了正常,虽然那两派象全国各地的派别组织一样,直到很久以后才消除分歧。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保证了宋庆龄等人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上,他没有能够出面干预。马思聪的事情就是一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就认识马思聪。当时,他曾指示艺术界的地下党员做马的工作,争取他同情共产党的主张。

  马思聪是第一流的小提琴家和著名作曲家。一九四九年春天,共产党邀请他到解放了的华北来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正在香港的马思聪,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可以去台湾,一九四六年,他曾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在台湾作为时半年的访问演出,与台湾音乐界十分熟悉。只要他乐意,到台湾去坐音乐界第一把交椅,那是不成问题的。他也可以再次到欧洲去,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也可以留在香港,那里离他的老家广东省海丰县不远。可是,他和妻子、钢琴家王慕理决定到他们的共产党朋友那里去。

  马思聪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被委任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这项任命是周总理亲自签署的。他领取高额薪金,另外还有某些特殊照顾——宽敞舒适的小洋楼,一辆小汽车,还有司机和厨师。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兼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这一切使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为“红卫兵”极好的攻击对象。大字报嘲笑他,攻击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工资从360元(外加200元补助)一下子降到14.50元,还被赶出家门(在那之前他的家已经受到过查抄),送到设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内的“学习班”。他被拉到“批斗会”上,被戴上纸做的高帽子,垂头站立在学生面前。这些“红卫兵”只知道要“闹革命”,不顾一切。

  根据当时目击者的叙述,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干了几件事情。先是把马思聪的头发像囚犯一样剃光。他被打得满脸是血,遍体鳞伤。在一个很长时间内马思聪被隔离、受凌辱。他曾想自杀了此一生。老厨师贾俊山富于正义感,为人忠厚。在他的劝说下,马思聪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贾俊山还同马思聪的妻子王慕理保持着联系。这时候,王已经同她的孩子们一道躲藏在老家广州的亲戚家里。

  广州到香港,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路程,在广州有许多传说,有人说只要花一笔钱就能由陆路或海路逃出去,躲过“文化大革命”那些无法无天的事情。马思聪一家经过反复考虑以后,决定冒险试一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学院“造反派”们忙于夺权,马思聪和学院的其他教师获准可以回家住宿,他便乘机同家里人一同出走。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并且靠着贾的一部分积蓄,马思聪离开北京到广州。一个多月后,一家人真的乘一艘小船外逃了。

  他们的出走被说成是“叛国投敌”,他们家的财产被没收。马思聪的作品被禁止演奏。有好几个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贾俊山,他因为帮助马逃离北京而被监禁了四年。  注【叶永烈:《〈思乡曲〉——马思聪传》,载《文汇月刊》1985年第5期。】

  对马思聪的出走,周总理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同一个来访的美国代表团的谈话中透露了自己的观点。他对他们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受迫害的人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自杀了,如邓拓和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有的人逃到国外去了,如马思聪一家;大多数人则消极反抗。还有张志新,她是一位中年妇女,一位普通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报纸报道了她惨遭毒手的经过后,全国人民心里都十分难过。但是,在这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张志新这个名字。她针锋相对地同迫害她的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志新出生于天津一个穷苦人家,受过大学教育,有两个小孩。她性格温柔可亲,爱拉小提琴。她不象有些人那样把入党看作政治上往上爬的途径,而是自己作为党员的责任看得很重。在需要捍卫真理的时候,她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

  张志新是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和大多数人一样,曾以很大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后来,运动中发生的许多无法无天的事,使她震惊。她陷入沉思,寻求答案。于是,她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发生了怀疑。一九六八年年初,她在和同志们谈心时,坦率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因此,她在“五七干校”受审查、批斗。一九六九年九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在监狱中,在私设的公堂上,她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林彪、江青的追随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面对审讯者的指控,她大义凛然地宣称:“我是为党和祖国的前途担忧,忧国忧民。我不是现行反革命!”

  审讯者指控她反对毛主席。她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采取了不敢正视问题和粗暴压服的方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近些年来,毛主席不谦虚了,在胜利、成绩面前骄傲了。”

  审讯者指控她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她并不否认。她认为,林彪是“促进‘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纠正的主要阻力。”她说:“在‘九大’党章上确定林彪的领导地位,我认为这样做不好。‘九大’不是树立毛主席的威信,而是树立林彪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赖。”

  对于江青,她说:“从江青的几次讲话,及反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关系和社会舆论,我对江青的历史、经历是抱怀疑的。”又说:“文化大革命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因此,我对江青就是有很多想法。”

  审讯者还指控她为刘少奇、彭德怀翻案,她理直气壮地为刘少奇、彭德怀辩护。她说:“十二中全会作出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她认为,从刘少奇的讲话中,“怎么也得不出‘搞复辟资本主义’的结论来。”对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处理,她表示异议:“作为在党的会议上讲出自己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党章、党的纪律所允许的,以书面形式再次提出意见也是合法的。由此定为反党,并给予罢官是不合乎党的原则的。”

  无论是高压还是软化都无法使张志新屈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不但不能使她低头,反而更使她坚信自己观点的正确。她宣称:“我之所以至今不认罪,因为我对路线斗争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疑问,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林彪和江青的爪牙理屈词穷、恼羞成怒。

  张志新被判处死刑,没有通知她家里,就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执行。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张志新被处死的详情透露出来,全国人民都不寒而栗。他们这才知道,杀害她的刽子手们担心张志新在临死前会大声疾呼,谴责江青,因此就在她被拉到刑场之前不久,竟切开了她的喉管!张志新死后,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人们把她作为烈士来赞颂,作为坚持斗争的象征铭记在心。  注【《张志新》,一九八五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但是,那些极左分子真正想打击的目标是比张志新大得多的人物,诸如刘少奇。刘少奇在党内位居第二,仅次于毛泽东。他还担任国家元首的职务。他们指责刘少奇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一起领导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中国引入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泥潭。

  党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即使不是完全不赞成,至少也有保留。第一,它来得太突然,别出心裁,又不合常规。第二,它的矛头似乎主要是对着他们自己这样的一些人的。虽然他们都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各次集会,那是为了显示党的团结。但是,那些与会的高级干部,其中也包括刘少奇,在自己是否真正支持这一运动的问题上全都讳莫如深,不愿说出真正看法。

  周恩来对诡计多端的林彪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林彪对颂扬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比谁都起劲。他号召大家全力投入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精明的周恩来则暗示需要稳重,他以婉转方式引用和阐述一些平凡的党的原则,来冲淡林彪那些激昂慷慨的言辞。他在九月中旬对来北京汇报情况的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红卫兵”们讲话时强调指出,党和政府的工作既有缺点,也有成绩。他说,在建国以来的十七年中,成绩大于缺点。言外之意就是: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掌握好分寸,他当时为了说明自己关于应该避免走极端的论点而又不致招来责难,至多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毛泽东是掌舵的,他当然知道他想把这一运动引向何方。而刘少奇却给闹糊涂了。他不知道该怎样把运动进行下去。他在七月底发表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听众都讲得很坦率。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上谈到“文化大革命”该如何进行的问题时说:“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恰恰在一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在八月五日贴出了他的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他要炮打的目标是明白无误的,大字报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言而喻,这个司令部的头头就是刘少奇。

  对刘少奇总共提出了大约不下一百条“罪状”。其中有一个荒谬可笑的罪名就是说他和夫人王光美生活奢侈。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根据江青的示意,把王光美拉去参加“批斗会”,在她脖子上挂上一串乒乓球,以讥笑她在一九六三年随刘少奇去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曾戴过一串珍珠项链。实际上,她只是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催促下才借了这串项链并做了几件新衣服。

  刘少奇与周恩来是同一年(一八九八年)出生的。他和这位同龄人差不多同时加入共产党,一个是在国内,一个是在法国。刘少奇一生从事革命,并且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道享有崇高的威望。刘少奇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家,并且写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断断续续工作了二十年,是一位杰出的地下党领导人。  注【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80页。)】他最突出的长处是,在艰险的形势下仍能保持冷静的分析能力和政治上的镇定。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帮助代理军长陈毅重新组织队伍。他在国民党区域内发展共产党的队伍方面做得很出色。

  刘少奇的倒台,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举行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他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全家被赶出了中南海。他和妻子被分别监禁在北京的两个地方,同时又在“批斗会”上受到缺席批判。

  后来,刘少奇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他有糖尿病,又因为得了肺炎病倒了。当时他根本不适于旅行,只得被人用担架抬着送往开封。四个星期以后,十一月十二日,这位前国家元首在那个阴冷的早晨六点三刻去世了。临终的时候,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边。他的妻子和儿女都没有得到通知,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他去世十一年以后,刘少奇才得以恢复名誉,并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是否要对这位老同志的惨死负一部分责任?当然要。因为正是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才使对刘少奇(以及邓小平)的迫害得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也因为他赞成在一九六八年的八届十二中会会上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至于对其他一些不听他的话的老同志,毛主席原来想要整一下,但并不想统统打倒。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注【《邓小平文选》第265页。】

  薄一波的情况是周恩来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保护蒙难同志的又一个例子。薄一波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一直同刘少奇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检阅“红卫兵”。当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总理对来临的风暴感到忧虑,因此在城楼上把薄一波拉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继续革命嘛!”助手们得到的消息是:林彪、江青、康生决意要抓那些活着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同志,如薄一波等人,把他们作为“叛徒”处理。

  抗日战争前,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共产党员曾被国民党作为政治犯关押在监狱里。一九三六年,他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然而,三十年以后,他们竟被指责为以叛党换取自由,并因而当众受辱。

  在这六十一人中的第一个人刘澜涛被“红卫兵”抓住以后,周总理写信给毛主席,提醒他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均已审查过这六十一人的代表资格,认为他们出狱的方式没有问题。同时,他又打电报给西安的“红卫兵”说,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2页。实际上,“揭露”所谓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和重提“六十一人案件”的活动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一手策划的。因此,薄一波、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和其他许多人不久即遭到康生和受他操纵的“红卫兵”的诬陷。周恩来给西安“红卫兵”的电报中所提到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刘澜涛,是最早遭到诬陷和迫害的一个。】但是,那些极左分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作为攻击目标,薄一波是很引人注目的。他当时是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患有美尼尔氏症,容易头晕。在那个多事之秋的八月底,一天早晨起来,薄一波摔倒在浴室里,只得卧床养病。他向周总理请几个星期的假。总理在报告旁边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意思是要让薄一波避开北京当时已经闹起来的乱糟糟的斗争,摆脱林彪和康生设置的罗网。薄一波夫妇匆忙动身去广州。他们以为那里将是他们的安全避难所。

  一九六七年元旦,薄一波夫人出去参加老朋友们举行的一次聚会。薄本人没有去。大约在中午时分,赵紫阳(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给他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告诉薄,有六十名“红卫兵”已经从北京来到广州,现在正要来抓他。

  赵紫阳一走,薄一波马上把他带来的所有机密文件和材料塞进一个卷宗,转交给了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代主席董必武。接着,恶狠狠的“红卫兵”们已经咆哮着向他扑来。他成了他们的阶下囚,被监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

  后来由监禁改为拘留。尽管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周总理却能利用薄一波身份的改变,指示下边把他送入医院进行治疗。这是总理设法给受迫害的干部减少痛苦的一种策略。  注【送入医院是周恩来当时采取的保护干部的一个措施。他在送呈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建议把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的第四号人物陶铸送入三○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因为林彪、江青及其同伙在一九六九年初正在围攻他。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4页。】在江青垮台以后,薄一波曾对友人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他薄一波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

  在许多情况下,周恩来保护党政干部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孩子。在父母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拘留、家庭被拆散的情况下,总是由于周总理的干预才促使他们父母的工作单位勉强给这些孩子发少量生活费(在这类情况下,干部的工资照例被扣发)。

  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脸色阴沉,野心勃勃的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原名张叔平,出生于山东省胶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他表面上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实际上主要在幕后从事阻险的活动。虽然他在政府部门不担任职务,但是到七十年代已成为党的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几乎所有对党的老干部的诬陷追根溯源都可以追到他头上,尽管这些事情表面上是林彪和江青他们干的。

  康生从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心术不正的野心家,专靠踩着别人往上爬。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时,伙同王明一起,乘苏联镇反肃清托洛茨基分子之机,诬陷不少中共党员为“托派”,使他们遭到逮捕、流放、甚至杀害。一九三七年,他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制造了不少冤案。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借审查干部之机,大搞“逼供信”,把大批无辜干部打成“特务”、“叛徒”。康生的胡作非为,在全党激起很大义愤,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他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做得太过份了。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康生在大会发言时,对他在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只字不提,受到代表的严厉质问。为此,中央免去他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的职务。

  一九五七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九五九年,他又被任命为《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开始插手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不久,中央决定他兼管中央党校的工作。于是,康生平步青云,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的姿态,来执掌党在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大权了。

  康生抓理论工作,首先是突出宣传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九五八年他独出心裁,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口号,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他这样吹捧毛泽东,使人自然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的所做所为。原来,“顶峰”论的发明人是康生。林、江之流自我标榜“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最高”,不过是继承了康生的衣钵而已。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逐渐抬头,造成严重的结果。在这十年间,康生曲意逢迎、投领袖之所好,在文化领域推行极左路线,把学术问题任意上纲为政治问题,制造了不少冤案。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六四年关于批判“合二而一”的事件。这年四月间,中共中央党校的两位教员合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谈辩证法的短文,寄给了《光明日报》。这件事传到康生那里,他断定这篇文章一定有后台,那就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他指示《光明日报》发表那篇文章,同时发表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作出开展学术讨论的样子。然后,在党校发动全校教职员工揭发批判杨献珍。紧接着,经过他亲自审定的公开批判杨献珍的两篇文章相继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并进一步把这一斗争推向全国,借“学术讨论”之名,大兴“文字狱”,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政治迫害。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赞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这篇文章观点的人,不论是文章的作者,还是读者,都无例外地遭到迫害。杨献珍本人在这场所谓“学术讨论”中被剥夺了一切申辩的权利,除批斗之外,还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中,他虽已是古稀老人,经康生亲自批准,他被逮捕入狱,后来押送农村达十年之久。

  康生为什么要对“合二而一”大张挞伐呢?杨献珍在一九七九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中国古代科学家关于“对立统一”的表达方法,他只不过是在讲课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已有关于“对立统一”即“合二而一”的认识。他说,报上批判他的文章,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可是,康生却硬说,“合二而一”就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总之,“合二而一”就是阶级调和论。实际上,康生是在反对阶级调和的幌子下,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要把一批革命领导干部整倒。康生后来提到这场斗争时说,“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轰动全国,从而宣告“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开展起来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的唆使下写出来的。他们鼓动那张大字报的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她的同事们——把它写出来。然后,康生征得毛主席的同意,要报纸以显著地位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要电台日夜加以广播。这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词儿的意思后来发展成了一切当权派。霎时间,中国的党政机构从上到下都受到冲击,负责干部几乎都被指责犯有这样那样、无奇不有的罪行。

  随着运动的开展,“炮打”之声不绝于耳,许多党的老干部被宣布靠边站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把持中央专案大权,审查的对象达一千零四十人。据统计,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有八百三十九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十三人,中央各部和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二百一十人。

  本书前面提到的一九六二年由康生一手制造的《刘志丹》冤案,曾株连了大批干部,审查了四年都定不了案。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仍不死心,声言要“继续算《刘志丹》这笔帐,变本加厉地迫害有关人员。据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解放军报》揭发,在《刘志丹》一案的受害人中,习仲勋被撤掉副总理职务后,被审查了十六年,关押了八年。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撤职下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劳动部部长马文瑞,被关押了六年。一机部部长白坚,被批斗折磨而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因接受出版《刘志丹》一书受尽肉刑死去。陕西和甘肃两省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这一切都是在心毒手狠的康生的导演下发生的。

  康生和江青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一九一七年,康生随家庭由山东胶县移居诸城。在那里开始认识了江青。江青是诸城人,当时她还是个小学生。后来,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一九三四年,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填写了“自首书”。一九三七年,江青到了延安,隐瞒了这段历史,混入了革命队伍。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清楚的。但是,在延安整风中,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另一方面,对于江青这样真正的叛徒,却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这样,江青的历史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和江青掌握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大权,互相勾结,耍尽阴谋,炙手可热,几乎达到可以左右整个国家命运的地步。可是,好景不长,林彪自取灭亡,江青一伙因手伸得太长,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一九七五年八月,康生躺在病床上,想到他费尽心机要保江青当女皇的美梦注定要破灭了,他灵机一动,做出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动作。一天,他把替毛主席作联络工作的外交部的两个女青年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这时离康生死亡之时不过四个月。投机家总要作垂死挣扎,这就是康生最后的表演。

  不过,康生的真面目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才揭露出来。他原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幕后人物。是多年来一直在腐蚀着中国共产党机体的痈疽。他死后受到了批判并被剥夺了一切荣誉,最后在一九八○年十月被宣布开除出党。罪有应得,落得个可耻下场。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七年初,差不多所有驻外大使都被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些大使刚下飞机就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外交部长陈毅怒不可遏,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副组长江青对此作出解释。但是,他们既拒绝见他,又拒绝说明驻外官员在机场受到粗暴对待的理由。后来,经过周总理直接干预,才停止了这种荒唐做法。

  一位资深位高的大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晓,在从阿尔巴尼亚回国述职期间,被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叫去谈过一次话,过了不久在一天晚上他突然被抓走了。他和当时许多老干部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就长期身系囹圄。刘晓受不了这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不久就精神失常了,从此失去了工作能力。在三十年代,刘晓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了解江青过去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就指定人去清理敌伪档案,把档案中涉及他们个人的材料“清理”出来,以防“扩散”。他们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把知道他们的丑史的人抓起来。刘晓只是因此被抓起来的许许多多的人中间的一个。幸亏周总理一开始就在外交部明确宣布,对刘晓:一、大字报不能上街;二、不能抄家;三、不准开批斗会。除刘晓被抓起来之后抄过一次家外,他和他的家属没有挨过批斗。

  当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的时候,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中央领导中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再也忍耐不住,奋起抗争了。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由周总理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将军们和老帅们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那些“左”得发狂的人(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注【仲侃:《康生评传》,一九八二年红旗出版社。】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老干部应不应该统统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特别是围绕第二个问题,发言最激烈。谭震林对张春桥等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说到这里,站起来就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这位豪爽、可亲、受人尊敬的元帅兼诗人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志和朋友,是这位副总理继周恩来之后兼任外交部长。因些,陈毅是林彪和江青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提出自己对这次政治运动的看法。在当时,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似乎比大胆讲话要好。陈老总在这个大会上说,过去他犯过错误,以后还可能再犯错误。他还说,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历史中,他并不是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他不能保证今后不会再反对毛泽东。  注【1966年8月对外文出版局工作人员的讲话。】

  林彪、江青和“红卫兵”们听了这位老战士的直率言论,气得暴跳如雷。在他们的心目中,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陈毅由于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受到谴责。但是,正是由于他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得到更多人的尊敬。

  “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这位刚直不阿、又富有幽默感的元帅流传很多的“小道消息”,有的不胫而走。

  一天,陈毅接到通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召开的会议上交代他的“反动观点”。他在指定的时间坐着他的小轿车来到会场。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红卫兵”递给他一顶高帽子要他戴上。他象军人那样笔直地站在那里,不时还正一正他戴的那顶纸做的高帽子。然后,“红卫兵”们又按照惯例,要他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一般的格式总是先说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接着再从“小红书”里找一段语录。陈毅元帅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拖长了腔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坐在台上的“红卫兵”听到此话大吃一惊,莫名其妙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人很快把“小红书”翻阅了一遍,可是没有找到这条语录。

  当然,这是陈毅一时兴起自己编出来的。“红卫兵”追问他这句语录出自何处,他的脸部微微一动,笑了一下。

  陈老总现在不仅因为坚持他的“反动”观点而受到严厉批判,而且还因为他篡改神圣的主席语录而受到痛斥。会议宣布休会,让他退下。他被几名“红卫兵”护送到汽车旁,在他快要跨进车子的时候,他脱下头上的高帽子,把它交给一名“红卫兵”说:“请你好好保存,下次开会时,我还要用它。”

  他的一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挑选出来,汇集成书,起名为《陈毅黑话集》。毛主席本人对“红卫兵”散布的有关陈毅的那些耸人听闻的轶事半信半疑。他对“红卫兵”所印的那本诽谤陈老总的书的评语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性情直爽,“黑话”不黑。主席说,对陈毅要“一批二保”。但是,尽管周恩来竭力为陈毅说项,这位老帅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依然靠边站。

  陈毅比周恩来小三岁。他和周恩来差不多同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的时间不长。陈毅是一位活跃的学生领袖,在中国学生为抗议里昂大学的高压措施而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中,被法国警察拘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被驱逐出境。于是,陈毅返回祖国。后来,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自那以后,一辈子都未脱下军装。

  陈毅从学生时代到人民共和国诞生,历史清白,因此他的敌人无隙可乘,不能通过夸大他个人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来整倒他。但是,由于陈毅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就成为那些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们就攻击他对外交部的领导,指责他执行了向帝国主义势力投降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

  陈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说,在建国以来的十七年间,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在一切重要关头都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导。日常工作中可能有错误和缺点,他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任何人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不能指责政府实行的是“修正主义”对外政策。他私下对他办公室的同志说:那些革命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只是些玩弄辞藻的家伙。他们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干过工作。他的助手们恳求他:“陈老总,你不要到处去讲啦,言多必有失呀!”

  陈老总对他们说:我还是要讲,别人不愿讲,我也要讲。一个共产党员就得对党负责,不能做怕死鬼,不能怕冒风险。

  为了对陈毅施加压力,“红卫兵”们在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唆使下把外交部团团围住。他们在外交部院子周围架起帐篷,严密监视,企图伺机抓住外交部长陈毅。当时,在林彪、江青的升官图上,被尊为重要人物的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他向这些狂热的年轻人提供了一切便利,他们通过扩音器大声叫喊:“揪出陈毅!揪出陈毅!打倒陈毅!”

  首都街头和墙壁上到处涂写了“要把陈毅拉下马”的大标语。最后,他们获准可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会议“批判”陈毅。周恩来作为总理同意出席这次会议,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整个会议的内容只能限于“批判”。他看到从楼厅上往下挂着一条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打倒陈毅!”因此他拒绝登上主席台,直到这幅标语取走以后才上去。他坐在陈毅旁边,听着那些批判发言。这显然是为了对陈毅所受到的折磨表示同情。

  突然,有几名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从前排的座位上冲上主席台。总理下令大会立即停止。他申斥那些主持大会的人违背诺言,警告他们说,他决不能容忍暴力。然后,他退出了会场。但是,在离开之前,他交待好随他来的警卫人员,认真保护好这位副总理,把他安全地送回家去。

  周总理煞费苦心地作了各种布置,以挫败绑架陈毅的阴谋。总理必须确保这些保护措施万无一失,因为公安部长谢富治同林彪和江青有瓜葛,关系不寻常。按组织系统,公安部属国务院领导,应向周总理负责。但是,他脚踏两条船,和敌人勾结在一起。

  林彪和江青合计,在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元帅中,一九六七年当时还有四位挡在他们道上。他们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除林彪之外,其余五位元帅,朱德已经八十多了,在他们看来年纪大,不会妨碍他们的夺权阴谋了;贺龙和彭德怀已经被打倒;罗荣桓已经去世;刘伯承一直卧病在床。他们认为他在政治斗争中已不能发挥什么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和江青要搞掉的四位元帅中陈毅地位最突出。首先,他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一样,都是周恩来的亲密助手。第二,他是毛主席所喜欢的人,因为他和主席都酷爱古诗。第三,他直言不讳,不管对什么人都不考虑情面。他们认为,必须把他的嘴堵住,以惩一儆百,使别的人看看,谁敢违抗就要引祸上身。第四,在那四位元帅当中,陈毅在国外最知名。最后陈毅终于被弄出了北京,到石家庄一家工厂去“蹲点”。陈毅在下面没干多长时间,又回到北京。但是,从此再也没有恢复他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正常工作。

  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后来发现得了直肠癌,但已经太晚了。他平常十分健谈,讲起话来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可是有一段时间却闷闷不乐、寡言少欢。后来,一个意外的重大的事件打破了平静,也打破了的的沉默——那就是林彪事件。

  要抢班夺权的林彪在图谋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以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带着家眷和同谋犯逃往国外,由于座机坠毁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而全部丧生。这非同寻常的事件使得陈毅顿时情绪高涨起来。周总理这时正忙于和毛主席研究处理善后问题。重病在身的陈毅元帅就同一些高级干部座谈,揭发他们所知道的林彪的罪行。

  陈毅虽然有病,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来准备一份揭发材料。但是,有一次他在发表揭发林彪罪行的讲话时,由于疲劳过度而晕倒了。

  他被送到医院,立即动了手术,但是大部分时间一直神志昏迷。总理指示医院,病人一醒过来立即向他报告。一月二日午夜,总理赶到医院时,病人又昏迷过去。一月六日,陈毅元帅不幸与世长辞了。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不懈地保护受迫害的干部的种种事迹,在全国千家万户到处传颂。要不是他出面干预,许多高级干部就不可能得到解放,重新出来工作,甚至还会遭到更坏的命运。到了关键的时刻,总理总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伸出手来援救他们——他不能太早出面,早了只会有害而无益。如果靠他的地位和威望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在其他一切办法都失灵之后,周总理就会去向毛主席汇报。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尔用之。

  总理出面保护徐向前,即是一例。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纪念日。按照惯例,出席建军节前夕的招待会的主要人员名单,第二天要全部见报。政治观察家们第二天上午将仔细阅查《人民日报》上登出的名单。如果某一位知名人物不在名单上,那就是说他被解除了职务,不受信任了,或对他有争论、意见不一,不便邀请他出席。在发生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除了与林彪关系密切的那些人以外,谁也无法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就知道自己到时候是否会在人民大会堂庆祝建军节。

  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在那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还是靠边站的。

  在平常日子或者比较平静的岁月里,徐帅一定会参加招待会,决不会被排除在外。他当时没有明确地被解除职务,虽然林彪是打算要那样做的。那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在招待会开始前两小时,叶剑英元帅忽然来到他的住所,向他传达周总理的通知:准备出席招待会。在是否应该让徐向前出席的问题上还有不同意见——这就是说,林彪一伙反对让他参加。叶帅说,总理准备请示毛主席。叶帅想得很周到,还带来一位理发师。他估计到,这位老战友可能需要理发,因为他当时行动受到限制。

  一小时之后,总理打来电话,说此事已经毛主席批准。徐向前同其他当时受攻击的军委几位高级干部一道参加了招待会。总理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考虑周全,要万无一失。他指示有关方面选定从徐向前住处去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保证徐帅在去招待会途中不致被人劫走。

  徐向前从一九二四年进黄埔军校当学员的时候起就认识周恩来。那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把人民解放军(部队机关和非战斗单位)卷进去的时候,徐向前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和林彪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遇到问题他总是请示周总理。

  徐向前最关心的一件事是要控制“红卫兵”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造成的破坏。他认为,应让这些小青年认识到要“适可而止”,但又不显得是在给他们泼冷水。他为他们被林彪、江青之流操纵而感到担心。因此,他根据《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提出几个“不准”。

  在周恩来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这几条: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搞体罚或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等等。周恩来对所有这些限制都表示赞成。但是,江青和陈伯达在会上都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毛主席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决定陆、海、空军介入“文化大革命”,以稳定局势。他把三军的军官组成军管小组和军宣队派往政府机关、中学、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军代表起先是起指导和顾问的作用,后来又直接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徐向前和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商讨,起草了一个军委八条命令。

  徐向前把这八条命令提交周恩来召集的一次会议讨论。江青和陈伯达仍不表态,但他们也无法阻挠,因为在向毛主席请示的时候,主席已表示赞同。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军委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了不少问题。个别心怀个人打算的人,利用了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然而,这些规定对于那些首次在非军事单位掌权的三军少壮派,的确起到了制约的作用。林彪一伙厌恶这些规定,无限夸大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缺点。他们责备那些参与起草和执行这些规定的人,并且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因为总理是支持“军委八条”的。

  这些意见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他在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次谈话中说,那些提批评的人是“事后诸葛亮”。总理对吹毛求疵的批评处之泰然。他主要关心的是要国家(特别是武装部队)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

  总理除领导国务院及其庞大政府机构的工作外,还要经常解决“红卫兵”打派仗引起的紧迫问题。此时,毛主席已指定周总理参加以陈伯达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会议和以徐向前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的会议,以及这两个小组之间的联络会议。这个角色对总理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他是一位擅长调和相互对立观点的外交家和谈判能手。但是,这对心怀叵测的林彪来说,很不称心。

  为了对付主席的决定,林彪规定:全军文革受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受“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找“中央文革”。

  不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参加了“中央文革”的碰头会。

  林彪这一招,目的是要使徐向前无法发挥作用,并且把周总理架空。当徐向前想同“文革小组”联系时,十之八九找不着江青,也找不到陈伯达。即使找到了,他所得到的不是模棱两可的答复就是根本不予理睬。这种情况简直无法忍受。解放军的某些单位由于“红卫兵”两派的斗争而陷于混乱。徐向前向总理表示要辞职不干,但是被周恩来劝阻了,他对徐帅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嘛!”  注【徐向前:《鞠躬尽瘁  砥柱中流——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片断》,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瑞卿(一九○六——一九七八)也是林彪要打击的重点对象。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他身材高大,身体结实。“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一条腿受伤致残。据说是一九六六年夏天被“红卫兵”扣留审问期间,他从一幢房子的阳台上跌下去摔坏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罗是人民解放军大将。对野心勃勃的林彪来说,他掌握的要害部门太多了。从长征时起,罗瑞卿一直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期间,他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从那时起一直是总理的亲密助手。  注【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林彪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是为了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权。

  林彪和罗瑞卿是六十年代国家军事权力机构中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林是国防部长,因此也是军委的当然委员。罗是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竭力在部队中推行“突出政治”,罗瑞卿则强调严格掌握业务,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二者不可偏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罗瑞卿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年春天,他的名字从新闻报道中完全消失了。等到他的名字重新出现时,那已经是同另外三个人——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连在一起了。彭、罗、陆、杨四人被诬蔑组织“反党集团”。一年以后,“红卫兵”到处搞打、砸、抢、抄、抓。这时,总理听到江青的“小将们”正想法要抓住罗瑞卿。总理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准备让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住进卫戍区营房。然而,林彪和江青一伙人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和他们手中的权力,偷偷把罗抓到了,并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

  面对种种明目张胆破坏秩序的违法行为,例如劫持军政领导干部、搜查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住所和抄走他们手中的机要文件,周总理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项是命令北京卫戍区把高级干部保护好;另一项是他自己亲自对付各派“红卫兵”,尽可能抽时间接见他们,以他那种循循善诱的谈话来说服他们注意分清是非。

  “红卫兵”有时听他的话,有时不听。没完没了的会议,同“红卫兵”进行既费时间又伤脑筋的讨论,把周总理弄得筋疲力尽,元气大伤。有时,尽管他做了很大努力,到头来却徒劳无功。罗瑞卿的问题就是如此。林彪一伙逼迫罗瑞卿供认自己的“罪行”时,不仅威胁要停止给他治疗受伤的腿,而且在他坚持不屈的时候,强令医生给他截肢。

  罗瑞卿和他的妻子在狱中关了七年。不许他们的儿女去探监。他们的儿子罗宇也被单独监禁了四年。由于周总理坚持不懈的努力,罗瑞卿最后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获释,他的夫人郝治平也在两个月后获释。她对罗瑞卿截肢一事,事先一无所知。所以,当夫妻二人在北京西郊的三○一医院病房里重新见面的时候,郝治平哭得非常伤心。总理给他们带去了问候和鼓励的话,提醒他们今后还是会有很多机会为党为国家出力。但是,总理对他们两人说,重要的事情是要先把身体养好。

  经过长征的严峻考验,于一九三五年平安到达延安的女同志中,今天仍健在的只有四十多人了。其中最杰出的当推至今仍健在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而最默默无闻的大概要算王定国了。  注【《瞭望》周刊,1984年第10期(3月5日)。】

  王定国长征时还不到二十岁,是个宣传队员。由于工作关系,她认识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谢觉哉。谢觉哉比她年长得多,是个能写旧体诗的诗人,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日记作家。一九三五年六月一个下午,王定国的政委带着她一道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因患伤寒,卧病在床。抗日战争期间,王定国离开延安,在甘肃兰州住了几年,她丈夫当时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

  一九三九年夏天,周恩来去苏联动手术,医治右臂骨折。他同邓颖超途经兰州时,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段时间。第二年春天他们回国时,又在兰州住了几天。此时,谢觉哉已奉命回延安。他的家属还留在兰州,等机会搭车去陕北。在战争年代,这是件麻烦事。周恩来的卡车虽然还能坐下几个人,可是王定国不愿给周恩来添麻烦,带两个小孩同行。周恩来却说,不会有什么困难,他和大家一路上会照看这两个小家伙。两个孩子中,小的才几个月,还没长牙,爱咬大人的手,周恩来亲昵地叫他“小狗”。到延安后,周恩来把她们母子送到党校,见到谢觉哉后,开玩笑说:“把你的老婆孩子都交给你了,我的任务完成啦。”

  谢觉哉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内政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在全国胜利前夕,进北京之前,就为制订国家的法典做了大量艰苦的准备工作。象谢觉哉和王定国这样一对政治上白壁无瑕的夫妇总该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吧!可是不然。“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都给弄得是非颠倒了。

  骤然间,暴风雨横扫中国大地,连王定国这样的长征女战士也被林彪、江青和康生诬为“叛徒”。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她被关进“学习班”不准回家。这些新的当权者急于除掉那些被认为是同周恩来关系密切的人,而谢觉哉同他家属从来不隐瞒他们是站在总理一边的。

  这位从一九六三年就瘫痪在床的最高法院院长竟有一个多月不知妻子的下落。他作为法院院长享受的一切待遇都被取消。政府派去的炊事员也调走了,不能按时吃饭,喝水也困难。他实在难以照料自己。然而,尽管他处在这样无依无靠的境地,老人最担心的还是妻子的安危。在这令人揪心的日子里,他想到了周总理。他知道,总理此时在处理林彪和江青那伙人推到他头上来的一大堆问题,日子很不好过。不过,他还是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去。这是一个处于绝望境地的病人的呼声。由于周恩来的干预,三天之后王定国被放回家。但是,审查她的人按照主子的旨意,作了三项规定:第一,她必须每天上午八点到单位报到,工作时间不得外出;第二,她不准同外界有任何接触;第三,她绝对不准向任何人,甚至不准向她丈夫透露一句有关受到审讯的话。王定国答应后,立即赶回家中。

  当她看到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的谢觉哉孤独地躺在沙发上时,心都碎了。她真想知道丈夫这些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也真想知道她自己怎么会被放出来的,是谁把她从虎口中救出来的。突然,她想起了什么,便在沙发角落和坐垫四处摸索起来。谢觉哉喃喃地说:“在!在!”他甚至还强打精神,笑了笑说:“不用担心,每一片纸都在这儿呢!”

  在出事之前就传说,许多党的老干部的家都被抄了。王定国出于小心,把谢觉哉的日记塞进了沙发座垫里,然后又给缝上。这些记了有六十多年的日记,长达一百万字,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对于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来说价值连城。谢觉哉是个教员出身的共产党员,长征前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做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不但记录了他对政治和社会事件的个人看法,而且还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  注【任弼时(1904-1950)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逝世前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以及其他许多杰出人物之间的谈话和他们的讲话。

  正当王定国松了口气,轻轻拍打沙发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一下子紧张得哆嗦起来,连电话都不敢接。大约一分钟后,她才拿起话筒。电话中传来的声音是:“喂、喂,你是谁?你是哪一位?喂!”

  她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出。接着,一刹那间,她听出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是我,是我,”王定国情不自禁,哭了起来。但是她尽力克制着自己,说:“哦,总理,我回家了!谢谢您,谢谢您,我现在回家了!”

  “谢老怎么样?你要好好照顾他,好好照顾。”电话里传来了总理带着一点忧虑的声音。

  她放下电话,谢觉哉就告诉她给总理去信的事。如果不是总理过问的话,他都不敢相信王定国能再见到他。两年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谢觉哉去世了。通常,象他这样地位的人去世,报上总会刊登一则醒目的讣告。但是,“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康生规定,不准发讣告、不准吊唁、不准送花圈和开追掉会。至于葬礼,他们说,是“四旧”,必须废除。但是,总理取消了他们的这些规定。六月十九日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

  谢觉哉的家属眼泪还没干,江青一伙就折磨起他们来。首先,他们掐了王定国的电话,切断她与外界的联系,想让她的生活从此失去欢乐。周总理得知此事后,让秘书把电话线立即接通;王定国家中需要什么,就给帮助解决。这位肩负着全国大事的人物仍在关心着此类区区小事。他还提醒秘书,冬天要给谢觉哉一家准备够用的煤块和蜂窝煤,使他们不致受冻。

  “文化大革命”开头几年,除了中南海那些经常见到周恩来的人以外,每天同总理接触最多的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时傅崇碧已满头银丝。但在参加红军、进行长征时他还是个小伙子。他从士兵一直升到将军,负责首都的警备。他的职务使他经常同给江青打冲锋的“红卫兵”发生冲突,甚至同江青本人也多次正面交锋。

  傅崇碧同江青第一次不愉快的接触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当时,“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狂热阶段。“红卫兵”在深夜劫走了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江青对“红卫兵”的大胆行动,心里暗暗喜欢,把找不到彭真等人去向的卫戍区司令员奚落了一番。

  “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

  不过,她高兴得太早了。傅崇碧终于找到了彭真和其他市委干部被关押的地方,并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们送到了北京卫戍区。

  与此同时,“红卫兵”被江青和林彪怂恿得胆大包天,又因第一次冒险得逞而忘乎所以,于是竞相干出“最大胆”和“最革命”的行动来。各个组织都极力想压倒对方,看谁最无法无天,看谁能劫持高级干部,特别是那些被林彪和江青列入黑名单中的干部。北京卫戍区在宾馆的警卫人员人数不多,与大群大群的“红卫兵”简直无法相比。对这些劫持行动,傅崇碧的部下真是穷于应付。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是一位老红军,因公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在林彪眼里,他不是自己人。于是林彪、江青一伙就同在辽宁的支持者密谋,先把宋任穷抓起来,然后再罗织罪名。  注【宋任穷生于1909年,于1935年9月主动自政治局退下来,以便让比他年轻的人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负起更大的责任。他现在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红卫兵”弄清了宋任穷在宾馆的行踪,在一个夜晚突然潜入大楼,直奔他住的套间。由于傅崇碧在宾馆里布置了很多警卫人员,这些劫持者知道通过楼道把宋任穷抓走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决定把他捆起来,再用绳子把他从窗口吊到地上。幸亏警卫人员及时赶来,救出了宋任穷,把那伙人赶走。

  周总理听完关于“红卫兵”没有得逞的消息之后,松了口气,关切地问:宋任穷同志挨打了没有?受伤了没有?要求傅崇碧继续做好他的安全保卫工作。

  林彪和江青也从绑架宋任穷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差点把“七·二○”事件后来京、此时也住在宾馆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和钟汉华劫走。这一次,林彪和江青调集了七千名“红卫兵”,强攻宾馆。卫戍部队寡不敌众,结果,有数百名“红卫兵”突破警戒线,冲上了楼梯。傅崇碧等立即赶到现场,根据事先得到周恩来同意的方案,把陈再道和钟汉华藏在一部不常用的电梯里,并把电梯停在八楼与九楼之间。与此同时,总理又把在现场指挥这次强攻的戚本禹叫去,要他把那些围困大楼的人立即撤离。周总理便明白告诉他:“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最后通牒终于起了作用。

  尽管困难重重,傅崇碧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表扬。他的突出成绩中包括采取措施保护了陈毅和徐向前两位元帅。在这些方面,傅崇碧直接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总理不但下达任务,而且还对如何具体执行这些任务提出建议。他甚至晚上还同傅崇碧一起巡视,以确保对解放军高级将级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出漏洞。

  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周恩来指示傅崇碧部署好手下的部队,准备一架直升飞机停在附近,当受批判的老干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立即把他们运走。傅崇碧越来越善于处理这些任务,并且在对付江青和她那些狂热的一伙人时也变得更加无畏,更有信心。虽然绑架的事件愈演愈烈,混乱达到了顶点,但傅崇碧却应付自如。这使江青十分狼狈,当众出丑。

  一九六七年夏天,住在北京西城区一座招待所里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其他几位老干部先后被人抓走游斗。他们大多年过六十,有些人体弱多病,脖子上却挂着写上他们名字和“罪行”的牌子,在首都游街示众。李井泉曾当过四川省第一把手,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贺龙部队的政委。他长期患高血压病,本来应该住院,而不是住在这个招待所里。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一批较年轻的高级干部。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这股绑架的歪风,那么恶运很快就要降临这些人的头上了。

  总理要傅崇碧立即采取措施,把所有这些同志悄悄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当江青和她的打手突然袭击这个招待所,发现原来住在那里的人已经踪影全无时,她火冒三丈。在当天晚上举行的一次碰头会上,她怒目而视,冲着傅崇碧嚷道:“把人弄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见总理不理他们,也就不吭声。面对江青那喋喋不休、没完没了的盘问,傅崇碧只是耸耸肩膀。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回答说:“上面知道。”后来,他见到毛主席,向主席报告了总理对于保护被围攻的老干部的指示。

  “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毛主席说。傅崇碧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那时候,每天都要开碰头会。这种耗费时间的会,通常都由周总理主持。“文革小组”领导人,主要是江青、陈伯达和康生出席。卫戍区的负责干部也列席会议。傅崇碧见到毛主席以后的第二天,江青遇见了这位司令员,又逼着他问,那些老干部都给弄到哪里去了。她双眼圆瞪,柳眉倒竖,拍着桌子大声责骂傅崇碧。但傅崇碧不动声色,镇定自若。

  “你说,他们在哪儿?”

  “你们去问主席吧。”

  “你干吗早不说?”

  “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

  傅崇碧向总理汇报了见到毛主席的情况,以及他对此事的看法,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

  然而,在另外两个人身上,江青一伙得了手——一个是贺龙,另一个是罗瑞卿。因为在那个年月,只要成立了专案组审查一个干部的历史,那么不管揭发的问题是多么不足信,作为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就得把受审查的人交出来,让他接受审查。因此,他不得不把那两位得到他很好保护的人交出来。

  最后,傅崇碧本人也遭到陷害,在沈阳被软禁了七年。周总理事先就向他暗示,林彪正要对他下毒手。遗憾的是,总理也无法制止这一行动。他对傅崇碧说,要看得远些,事情最后一定会搞清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傅崇碧被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罪名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赶出北京。在他离开北京的那天,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为他送行。周恩来给他的临别赠言是:“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傅崇碧被送到沈阳。到达那里后,立即被捕失去自由。总理然后就尽一切努力为他恢复名誉,一九七四年,毛主席批准撤销了这一专案,傅崇碧的所有罪名一扫而光,又回到了北京。  注【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上海人民出版社。另见张万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载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侯秀芬:《访傅崇碧将军》,载1985年4月12日《北京晚报》。】

  在结束本章之时,应该对另外一个人的经历作个粗略的介绍。十年动乱中,在所有受迫害的人当中,他受到的人身攻击最多,历时最长。但是,他毫无怨言,又义无反顾地复出了,并且成为中国最有威望的领导人。

  邓小平被加上了种种“反党”的罪名,在刘少奇被打成中国“头号走资派”的同时,他被宣布为“第二号走资派”。两人在一九六六年都失去了自由,在北京给看管两年之后,又分别被发配到两个监禁地,一个到河南开封,一个到江西南昌。刘少奇年迈多病,到监禁地后不出一个月就去世了。邓小平却活了下来。

  邓小平一九○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他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达观、压不垮的人物。在混乱的党内斗争中,他曾三次被撤职:一次是在一九三三年,两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第一批被打倒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九七七年夏天复职的最后一批领导人中的一个。

  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也在一九二○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活跃在海外的进步学生中,并加入了共产党。他又从法国去苏联继续学习,然后在一九二六年回国。邓小平回国后,被党派到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冯玉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参加了北伐战争。

  一九二九年六月,邓小平被党中央派到广西省,先后和张云逸等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他第一次“降职”是在一九三三年。由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站在毛泽东一边,被解除了职务。

  邓小平不同于二十年代从苏联回来的某些同学。那些同学对苏联的一切东西顶礼膜拜。在他们看来,北方这个邻国既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是十全十美、堪作典范的。邓小平象周恩来一样,强调实践,强调实事求是。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他有一句后来给他带来很大麻烦的名言,就是关于猫捉老鼠的普通比喻。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难道有人会反对这个说法吗?有的,那些人硬说,邓小平无视政治上的差别,只从实用主义角度考虑问题。

  清华大学举办了一个“邓小平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言论”一百例的展览,来说明邓小平是个不可救药的“走资派”。学校、工厂和政府机关都要组织人去参观,看看江青挖空心思搞出来的玩意儿。

  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有的是。譬如,出席公众集会的领导人名单排列次序经常变化,以显示哪些人地位上升,哪些人地位下降,哪些人得势了,哪些人倒霉了。这种名单已成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前,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排在毛泽东之后。在国家领导人中则名列第一。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之后,《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中把刘少奇排到了第八位。因此,谁都知道刘少奇出事了。后来,他的名字就只是偶然出现一下。再往后,除了作为批判对象外,就完全消失了。

  一九六九年,邓小平同他的家属被“下放”,离开北京。《人民日报》在一九八四年邓小平八十寿辰前两天刊登了他女儿毛毛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讲到这段经历。  注【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载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毛毛在这篇题为《在江西的日子里》的文章中,回顾了她双亲作为一对定性的囚犯,被拘留在一所荒芜破败的步兵学校里所过的放逐生活。在那里,派来防止“第二号走资派”逃跑的警卫监视很严。除了警卫之外,整个“学校”只有三个人:她父亲、母亲和奶奶(邓小平的继母)。他们年龄加起来有二百多岁。毛毛的文章充满感情,也尊重当时的历史。

  当时,受批判的高级干部的情况是,父母的所谓“罪行”也连累家中其他成员,不论年龄大小,无一例外。许多学龄青少年不得不按毛泽东的教导上山下乡,何时了结,通常是遥遥无期;孩子们流落各处,已无家可言。邓小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三位老人被遣送到江西之前,家中的人就已四散各处了。

  他们刚到南昌,在一个生疏的环境里喘息未定,省军区的负责人就到了他们居住的招待所,把他们训了一通,警告邓小平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接着,他们就被送到离南昌不远的一座早已不用的步兵学校去。那就是他们的“家”。邓小平几个人在那里艰难度日,历时三年。邓小平和他妻子都已被解除了公职,只能领到过去工资的一个零头,甚至日常生活开支都不怎么够用,只好自己做饭洗衣、清理打扫。

  三个人中,邓小平身体最好,虽然他当时已经六十五岁了。夫人卓琳长期患高血压病,母亲年纪太大了,无法承担许多家务。据毛毛回忆,她父亲挑起了最重的担子。她母亲病得不能下床,父亲还要照料她,给她端饭、送水。她奶奶做饭,洗衣。毛毛的父亲劈柴、清扫拖地、砸煤等等。

  家里省吃俭用,每月存下一点钱,好让毛毛和她弟弟回家探亲时作路费用。邓小平一家还在屋旁开了一块荒地,当作菜园,既可补充伙食,又可节省购买食品的费用。

  派来监视他们的人员,根据林彪在江西代理人的旨意,不让他们随意外出,或同外界接触。邓小平和他妻子每天上午在一个拖拉机厂上半天班。从家里步行去工厂约需二十分钟时间。下午,他们两人同老奶奶在菜园耕作。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就看书看报。老奶奶做针线活。他们在被放逐来江西之前,邓小平要求把家中大部分藏书带走,显然是准备长期过这监禁生活了。他们实在得感谢带来的这些书,因为冬季几个月,黑夜越来越长。

  据毛毛说,父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在斗争的熔炉里锻炼了半个世纪,已变得非常达观,临危不惧,遇喜不亢。时运的变迁,五十年政治生活中的三起三落,充分表现了邓小平性格中这一重要特点。

  邓小平一家尽管在一个偏远的镇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仍渴望了解各种消息,特别是有关政治形势的消息。他们虽说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听广播,但他们对外界仍无多少了解。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举行的国家招待会上,林彪没有露面,这特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报纸上关于“副统帅”的一切消息都不见了。难道林彪不再出席公众集会了?北京出了什么事情?接着,十一月五日一早,邓小平和卓琳意外地得到通知,立即去工厂,厂里要传达党中央的一个文件。

  这是邓小平夫妇到江西两年来第一次被允许参加政治性的会议。这是什么预兆?毛毛很想和谁谈谈,她于是同哥哥邓朴方琢磨起这事来。(这时邓朴方和毛毛同家人住在一起,他由于受到北京大学康生爪牙的折磨,造成下肢瘫痪。邓小平请求党中央让他儿子也来江西,因为一个有残疾的人在北京一家社会救济院,光靠编字纸篓赚钱是很难维持生活的。)兄妹二人讨论着这个突然变化。但是,临近中午吃饭时间,父母还没回来。他们着急了。

  中午,邓小平和卓琳回来了。但是谁都不说一句话,因为监管人员就在周围。卓琳用肘推推女儿,两人走进厨房去。她用食指在毛毛手心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

  当监视他们的人离开屋子,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音时,全家才开始谈论起这件关系重大的事。卓琳详细复述了工厂传达的文件:林彪和他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是如何阴谋杀害毛主席的,阴谋又怎样暴露的,他们又怎样外逃的,最后又怎样机毁人亡的。邓小平内心十分激动,陷入沉思,很少说话。他说的一句话很能反映他的性格,“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好转。林彪在江西的那个盛气凌人的代理人给赶下了台。江西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之后,邓小平的家里来了两名领导干部,向他们表示慰问,并问需不需要什么帮助,改善一下他们艰苦的生活。这次来访后,那两个态度恶劣的监管人员撤走了。接着,在一九七二年底,邓小平夫妇被安排游览井冈山。当年毛泽东和朱德在白色政权包围下在这块险要山地用枪杆子创建了独立的红色政权。他们又故地重游,来到三十年代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

  一九七三年二月,党中央通知邓小平夫妇回北京。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一家在过了三年监禁生活之后,坐火车回到首都。两星期后,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邓小平在会上露了面。接着,他又作为总理的第一副手开始掌管国家大事。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他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代行总理职权。

  邓小平知道江青和她那伙阴谋家正处心积虑,想把他再次赶下台。但是,当时要做的事那么多,他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安危。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扭转了国民经济的停滞下降的趋势,为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干部恢复了名誉。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节第三段。】

  周恩来去世后,江青和她的追随者加紧了抢班夺权的步伐。他们夜以继日地策划,想把他们的头号敌人再一次打下去。四月初,清明节前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天安门,悼念三个月前去世的周恩来,并发泄对“四人帮”统治的不满。“四人帮”认为动手的时机来到了。江青和她的追随者反扑过来,利用报刊广播发表恶毒的文章,诬陷邓小平煽动群众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接着就左右政治局通过两项决议,谴责邓小平,撤销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项决议是在1976年4月7日做出的。一项指定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另一项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当时,大多数人都十分清楚,加给邓小平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江青倒台后,中央做出决定,撤销关于邓小平的那两个决议,又恢复了他的全部职务。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华国锋推行的“两个凡是”(华国锋在一九七六年出人意外地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并纠正了一年前中央通过的一些错误的决议。此时,邓小平比以往更孚众望,他在党内的地位重新得到肯定。他正是周恩来挑选来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制订的蓝图,引导中国向现代化进军的人物。

  周恩来也确实挑选了一位最合适的人来担当这样的重任——清除“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和影响;制订改革路线,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提拔具有专业知识、忠于社会主义、敢担风险、甚至面临反对也无所畏惧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使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富有朝气。论气质,论经历和毅力,邓小平都是适合肩负这个重任的人,一个象他的引荐人周恩来那样能经受一切考验的人。他提倡的改革,已经使中国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为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向着二十一世纪前进打下了基础,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高度民主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差错和挫折吗?当然会的。邓小平和他志同道合的人都深信,在改革的过程中出一些毛病是难免的,但是可以纠正的。邓小平的个子不高,有一次会见美国记者时,他拿自己开玩笑说,我不怕天塌下来,天塌下来,有人顶着。(30)

  注【见1985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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