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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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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甫同志:

  西安少壮军人的“左”倾暴动,及西安群众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关于这种错误的根源,我愿意在他的历史根源上提起你的注意。

  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

  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倘若人们看了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同志咒骂苏区国家企业中的工人要求过高、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愿意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 、长沙 、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 (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 ,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在小城市如汀州干起来问题还小,在武汉那样的城市,那样多工人干起来,问题可真有点骇人。然而我要问: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左”还是右?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 (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 ,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恳求共产党想办法,改正这种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也责无旁贷,答应改正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得人们走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用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意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反革命就更好活动与利用。工会与党更孤立,地位更困难,虽然如此,但还没有发生过如西安二月二日那样的暴动事件,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我们,在反对党的口号与方针之下去进行暴动。当时群众的纪律还很好,他们等待党的命令 ── 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

  当时的错误就是在于总是不发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在各方面肃清反革命,而是一直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斗争,解除群众武装,以致对反革命的暴动不抵抗,结果失败。

  以上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中期及末期的事。现在我们似乎又重复处在与人家合作的初期,这是学习上述教训应该注意的一点,二月二日的暴动如在合作末期发生,我们的态度应有不同。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

  我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验简单告诉你。

  我曾在一个历史长久的规模大的产业 ── 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万多工人中,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工人罢工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当时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因为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各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早下班,结果弄到工人与阻止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带领纠察队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能不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与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将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全国革命高潮复起,我离开矿山,才被敌人武力解散,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置并不错。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意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我当时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我也认为前进最痛快,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后来我到广州,又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大多是小企业工人,“左”倾的要求和行动同样严重。因此,我就有点称老资格,将处置安源矿山的经验拿来运用。我在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要求与行动应如何才属正当。大体是提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国民革命的利益矛盾。同时批评了当时的“左”倾错误。

  自然在上述报告提出之后,工人中是要引起相当反感的。

  一九二七年初,我到武汉,又遇着同样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然而以广州的“钉子”,我只好不说话了。但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出于纠正过左的一途。

  罗佐夫斯基到了武汉,我详细报告并请教过。但他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请政府帮助那些不能维持的小企业,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已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又怎样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在上海,我和他谈过整两天,要求他答复我。他给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分给你一半稿费。你所要求答复的问题,在我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复。现在我想是不能有特别的答复的。

  最后在苏区汀州又遇到这个问题,在我已经见惯了。但历史上都说工人这样作是“对的”。所以我不打先锋来反对工人,后来看到你们比我以前还要反对得激烈一些,我暗中感觉奇怪。我故意不提出办法,想看看你们是否提出好的办法,但你们提出的办法,比我以前提的更激烈些,某某甚至坚持要同保卫局来对付印刷所的工人,如是我知道,我过去的一些办法还可用。

  我现在要提出的,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政治环境好,工人有集会罢工自由,这个问题到处发生。否认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吗?这有什么好处?这只能使这个问题将来发生时,使同志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承认过去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对的,那只能使这个错误在将来更严重的重复。

  中国工人中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发生?我觉得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下列的特点:

  (一)由于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国工人生活过于恶劣,使得中国大多数工人除开工资之外,还要依靠一些不正当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如轮船铁路工人运私货作生意,工厂工人、码头工人偷东西、作弊,电车工人揩油等;(二)中国工人(中国人民同样),没有法律神圣的观念,他们看惯了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三)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还太短,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四)平常资本家与反动政权对于工人的压迫太严 ,存在封建式的压迫 ;(五)革命工会领导与教育工作不够;(六)中国资本家软弱。

  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的,不估计将来与前途的行动。工会干部没有估计到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而为工人的这种潮流所屈服或者冲倒。

  工人中的这种“左”倾错误,总是在工会完全能公开,工人运动大发展时产生。但一发生以后,就很难纠正。常常用尽一切方法还纠正不过来。我没有一次满意的纠正过这种错误。比如汀州很少的工人,有陈云同志及其他许多人去,长期工作,最后还是没有纠正过来的。国家企业工人经过多次审判、开除,长期教育,虽大体上纠正过来,然而遗毒还是留存很大。然而这个错误一发生,影响当然重大。所以预防这种错误,异常重要。

  怎样预防这种错误?(一)必须承认有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发生的原因; (二)工会要有系统的改善工人生活,为工人计划周到,多方面来改善工人生活,不要等到工人自发的起来斗争; (三)工会要善于去运用政府权力机关,不要代替政府; (四)加紧对于工人的政治教育, 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工人的革命纪律。

  至于这种错误发生以后,则主要采取教育说服的方法来纠正。如用强迫的办法去阻止,很多是必然的要失败,要将工会弄到极困难地位。

  以上我只说到过去工人运动,其他方面不说了。

  “八七”会议以后,工人中的那些“左”倾错误,全被批准,盲动主义正就接受这些东西再加以发展。

  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伯犯右倾 ,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

  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常常在那个部分、那个地方、那个工厂对于革命准备好了,而且非实行革命的进攻不能前进,不能保持高度的群众热情,而在这个部门、这个地方、这个工厂对于革命又完全未准备好,必须使革命推迟。如是就常常需要少数前进的等待多数落后的,这种暂时等待是必要的,但是最困难的需要工人高度的觉悟与高度的纪律。这种等待不是机会主义。要工人暂时等待,甚至阻止工人过于左倾的行动 ,都不是机会主义 。然而“八七”会议以来,认为这是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如是这种最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就自然无人去作了,人们都只作那最容易的事,接受工人中的“左”倾情绪。

  革命高涨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我认为,只有反革命才希望我们重复过去的错误,托派等更希望。

  你的意见如何?请你讨论!

  敬礼

  胡 服

  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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