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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马列学院 
王 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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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时起,刘少奇即为马列学院的院长。1953年3月以后,他不再兼任院长,但一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仍然代表中央兼管马列学院及后来由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党校的工作,学校遇有一切重大事情依然直接向他请示报告。刘少奇在任马列学院院长及后来兼管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工作的这9年里,为我党的党校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曾有幸于1950年到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并长期留校工作,现谨将个人所知道的有关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整理记述如下。

  创办马列学院

  由于延安中央党校已经停办,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又迫切需要提高党的干部理论水平,还在1948年2月16日,刘少奇向中央提议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时,他就向中央提出要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的问题。20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赞同。3月初,在中央提议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时,中央即决定暂由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同时并提出,党报“同时代表中央和华北局”,大党校、大军校除了训练华北的干部外,还要担负训练全国干部的责任。所以,从这时起刘少奇即已开始考虑并着手创办党校的问题了。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河北阜平,与刘少奇、朱德等组成的中央工委会合。5月9日,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工委。7月1日,刘少奇在纪念党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报告中,又着重讲了干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重大的一个事件。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历史就进入了新的时期。从此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党为中坚来发展的。中共的胜利或失败,前进或后退,都代表着中国的胜利或失败,前进或后退。中共前进中国也前进,中共后退中国也后退。如果不了解中共历史,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近代史。所以,今天我们干部如何研究与了解我党历史,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了解党如何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了解中国近代是如何发展的,此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①

  报告在系统回顾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的基础上,还明确指出我们的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或者说缺陷,就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他说:我党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是由于党产生后“即投入实际斗争,投入大革命,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停,全国三百万党员,天天在斗争,流血的,不流血的,公开的,秘密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在斗争。……在这样紧张的斗争环境中,有一件事,如读书、研究理论、唯物史观,20多年就弄得不清楚,理论准备不够。”他说,从我们整个党来说,理论是成熟的,“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做得很成功”,“但从党员干部来说,是理论水平不高的。”我们必须克服这一根本性的缺陷,才能适应当前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②

  刘少奇这篇报告中没有直接提到办党校的事,但从中却可以看到他办党校的重要思路,这就是他十分重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

  就在刘少奇这次报告后不久,7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办马列学院的决定》,改变了原先由中共华北局代办大党校的意见,决定由中央直接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决定》明确规定马列学院的任务为:“比较有系统的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所收学生,须有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政治正派,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相当的思维能力,文化程度能写文章或相当于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平。除经中央特别批准的高级干部外,一切学生均须经过考试入学。每期学习时间,最短暂定一年半。第一期招收50―80人,9月初旬考试,9月下旬开学。学生入学后,主要学习中外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并设有语文课,每个学期均须有作文的功课,以锻炼学生的政治与写作的能力。《决定》还附了一个有36项之多的教材与参考书的目录,主要是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央这一决定与刘少奇在“七一”报告中所阐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1948年9月15日,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中央关于党校教学材料的规定》,规定各中央局、各分局及各区党委所办县级及县级以上干部的中级党校,学习期限在半年以上的,应开设哪些课程,学习哪些材料。在这一文件中,再次肯定“中央所办高级党校(马列学院)着重学习理论”。而且还明确指出:“自从反对教条主义以来,各地党校没有提倡认真读书,有些党校甚至不读书或很少读书,这种风气,是很错误的。现在党内已经产主忽视革命理论的倾向,经验主义已经成为党内思想中主要的危险,全党必须努力提高理论与政策和策略观点的学习,克服这个危险。”③

  在中央决定创办马列学院之后、中央还决定调杨献珍任马列学院教育长,调艾思奇任马列学院的哲学教员,调王学文任政治经济学教员,调何其芳任语文教员。马列学院成立时的校址,是在距中共中央当时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约十里路的李家沟口村。其第一期学员,由于各地交通不便,实际上到1948年11月8日才开学,共招收学生106名。学习期限,最后则延长为两年零9个月。

  1949年马列学院随中央迁入北京后,于1950年9月至1952年9月,又连续招收了三批学员,分别编为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班,学习期限则延长为3至4年不等。此外,它还设有兄弟党干部训练班。1953年2月,马列学院又分设为一、二两部,第一部专司培养高等学校、党校的马列主义师资干部,第二部仍相当于原来的马列学院,培养具有相当独立能力的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全院在校学生最多时约达七八百人。进城后,教员又增加了郭大力、何家槐、周文、张如心、胡绳、吕振羽、王铭衡,和从前苏联回国的陈昌浩、傅新华、廖焕星等人。刘少奇为这些新班的设置、招生、增建新校舍以及学校机构的设置等,都倾注过大量的心血。

  总之,可以这样说,马列学院完全是在刘少奇的倡议和主持下创办的。

  办学方针

  马列学院的办学方针,从根本上说,就是毛泽东当年办延安中央党校时的方针,即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但是,刘少奇在贯彻这一方针时,根据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新情况,又有他自己的许多特点和新的发挥。

  其一,更加强调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曾提出我们的中高级干部要读40本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但因当时主要是清算党的路线问题及日本帝国主义很快投降,大批干部被派往各地,这一计划并未能实现。而且经过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之后,在干部中还产生了轻视读书,怕读书多了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倾向。所以,刘少奇从创立马列学院时起,就更加强调要比较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48年12月14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办马列学院的目的,即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到马列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将来还要以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依靠马列学院去使全党理论水平有所提高。”④

  针对有的学生一入学就提出:“我们要学习与实际工作最有关的东西”,好像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实际工作就不是最有关似的,他在这篇讲话中,还着重讲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对地主阶级斗争,艰苦奋斗,这很好。但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马列主义理论不仅同实际工作是“最有关的东西”,也是我们许多同志最缺少的。如果我们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不具有马列王义理论修养,那就很可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成为“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得不远,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普遍真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他说:“任何事情都有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对待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上,也要注意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跛足”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爬行”的经验主义,而在当前党内思想上的主要偏向、主要危险,又是经验主义。⑤

  他还讲到革命胜利了更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国,事情更艰难了。……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⑥

  在这篇讲话中,他还批驳了“只学中国的,不学外国的”、轻视学习外国经验的思想。他说:“有的人认为,何必学这些外国东西,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者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他说,“学不学外国革命经验的问题,就是学不学马、恩、列、斯理论的问题。”过去有些人认为凡是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只重视学习外国的经验,“言必称希腊”,那是教条主义,固然不好,但是延安整风之后又产生了“只学中国的,不学外国的”,这同样是不对的。因为“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的解决,光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还不行,还必须参照各国的革命经验、历史经验。”“只有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不吸收世界革命的经验,就不但不能担负世界革命的任务,而且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⑦

  正是因为有刘少奇如此明确的指导思想,马列学院在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系统性方面,均超过了延安中央党校。

  其二是,更加重视历史学习。延安中央党校在整风运动之前,一般都只学习中国古代史和西方史,对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的学习则重视不够。当时虽然也设有“中国问题”的课程,讲授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有关内容,但都很零碎,不系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批评的那种“言必称希腊”,而对自己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的问题,在当时中央党校同样是存在的。整风运动开始,特别是中央党校改组、毛泽东亲自兼管党校的工作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又形成了只学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史、《俄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中国近代史,而完全取消了对西洋史和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尽管毛泽东当时也曾指示,要编辑西方革命运动史,翻译西方史,但终究没有再恢复这方面的课程。

  马列学院根据刘少奇指示,不仅坚持延安中央党校整风后的传统,继续学习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近代史,它又增设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近代西方史、世界经济地理等课程。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讲话时,还专门讲了学习西方史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为什么要学西方史?不学行不行?不学不行。因为学西方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义。”“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⑧

  为加强历史的教学,进城后,马列学院还专门成立了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世界近代史与中国历史教研室,请著名的学者张如心、陈昌浩、吕振羽、胡绳等主持这些教研室的工作或讲授这方面的课程。马列学院(包括它改为中央党校后)还增设了历史讲座,请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讲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杨向奎讲中国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田余庆讲秦汉史,白寿彝讲《史记》,唐长儒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汪篯讲唐太宗与武则天,邓广铭讲两宋辽金史,韩儒林讲元史,郑天挺讲清史,尚铖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当时马列学院和后来中央党校的同学都有深刻的体会,学史确实有助于读懂马列主义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可以从中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学到普遍真理,和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其三是,强调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联系实际。还在马列学院第一班的时候,刘少奇就明确提出,不要把理论联系实际看得过份狭隘,而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联系实际。”他说:“有的同志说:‘要联系实际,就要到村子里去工作。’联系实际有很多方法。到村子里去,是一个方法,但还有更多的方法。马列学院也能联系实际,是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联系实际的。”又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革命很大的一部分,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们学习,不仅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⑨

  当时马列学院的学习计划可以说就是一个在更广大范围内联系实际的计划。学生入学后,先学习西方近代史,其目的就是要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条件,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社会联系起来;接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学习联共(布)党史,一方面是要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是要使学生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是如何分析研究社会、总结革命经验、回答和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的;而最后学习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与毛泽东思想,则是要学生把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实际联系起来,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等联系起来,与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刘少奇曾多次强调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性。他说:“仅仅读了几本书,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理论。读了书,增加了一点理论知识,这只是有了运用理论的可能,而处理实际问题不是单靠书本所能解决的。有些人只知道翻书本,中国的外国的他都知道,你说到什么问题,他可以马上把书翻出来。但碰到实际问题,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讲过,他自己就不知道怎样分析处理,这就是不懂得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理问题。”只有遇到问题,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并且要处理得不错,“才叫做有了一些理论”,“才算学到了理论。”⑩

  根据刘少奇的这些指示,马列学院在教学中,总是尽量注意引导学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革命实际及现实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起来,与自己的工作、思想作风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以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去印证书本上的道理,又用书本上的道理来认识现实生活,认识自己。既反对不认真钻研理论提高认识就急于去联系实际工作,检查自己思想作风的倾向;又反对光钻研书本,钻在书本里走不出来,老是在名词概念中打圈子,不注意联系实际,不肯检查自己思想作风的倾向。

  为了使同学们了解实际,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马列学院还曾组织第一班的同学到校外机关、大学、工厂、部队去讲课;组织第二、三班的同学,到中央机关、北京市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其四是,在教学方法上,主张以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为主,以学生自学为主。还在马列学院第一班的时候,刘少奇就强调要读“马恩列斯的书”和毛泽东的书。他说:“很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党中央毛主席都研究过,很多理论问题在原则上几乎都已解决了”,我们必须认真地读这些书,了解这些知识。他还提出学习必须以自学为主,说如果“自己不进行独立的艰苦的工作,要想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是不可能的。”“听报告,听教员讲,只能得到一定的帮助,不能完全依赖听报告和教员。要学得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努力”(11)。他还提出,教员讲课亦应当是启发式的,可以几种看法都可以讲,启发鼓励学生自由讨论研究。在刘少奇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当时马列学院的各门课程,除了后来请苏联专家讲授的某些课程以外,一般的都是按单元,由教员做启发性的引言报告,组织学生自己阅读、讨论,然后再根据学生在自学或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由教员作些辅导和解答问题。采取这种方法组织教学,学生学得努力,思想也异常活跃。

  刘少奇上述这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办学方针的特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思想。后来,马列学院提出的,经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十六字教学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后改为“增强党性”),就是他的这些思想及其实践经验的总结。

  正确对待理论分歧与争论

  对于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刘少奇主张只能通过平等的辩论与争论来解决,而不能依靠组织的压力;对此既要严肃又要十分慎重,对于认识上一时尚不能统一的问题,要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意见。1950年,他在处理王学文与陈伯达的一场争论时,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时,王学文在讲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的要素没有按照斯大林的“两要素”说去讲,而是仍坚持马克思、恩格斯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社会生产力是指人们同他们所利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那些自然对象与自然力的关系,即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生产力的要素,除了斯大林所说的“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以外,还应该包括有“劳动对象”,即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将劳动加于其上的东西。他还举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例子,说如果只有劳动者和镢头,而没有土地和种子,则不可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

  当时不按斯大林的观点讲,可是个大问题。他这样讲过之后,很快在学校中便引起争论。许多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有的甚至还挖苦说:“没有土地、种子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那么没有太阳、空气也不可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是不是太阳、空气也应当是生产力的要素呢?”陈伯达当时住在学校,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他也不赞成王的观点。为此,他曾先后六次找王谈话,还组织开过一次少数人参加的“类似斗争会性质的会”,要王作自我批评或承认错误。但王学文却认为,陈等并没有提出充分的理由可以驳倒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作自我批评。这样,本来是一次讲课中的问题,最后,便形成了王学文与陈伯达的争论和意见的对立。

  因为王学文认为,陈伯达是在用组织压力要他放弃意见,感到自己已不好再在学校工作,于是便找刘少奇谈话,给刘写信,申述他的观点希望中央能作结论,并请求调离工作为此,刘少奇曾给王学文回了这样一封信:

  学文同志:

  你在经济学上的若干观点,不但伯达同志,我也不赞成你的。但你可以不承认你的错误,你还有权保留,不放弃,并可继续宣传――出书、写文章、教书……。党现在还不能作结论,还不禁止你宣传,也还不要求你自我批评或放弃你的意见。但必须让其他的同志和你辩论,批评你的观点,指出你的错误。在你出书、教书时,你亦应把别人驳你的观点说明。在辩论和批评时,可能有各种不好听的名字加在你身上,你要忍受。这是我向你谈清了的。现在还只能是这样。因此,你所说的“组织上的压力”是还没有的,请求调动工作一点也还说不到。

  刘少奇·五月十一日

  为此事,刘少奇还在杨献珍给他的一封说明情况的信上做了如下的批注:

  在杨提到同王商量“先不在学员中讨论,可在研究室的范围中讨论”处,批注:“应在学生中展开讨论,不管他同意与否。既有理论上不同意见,就可以也应该展开理论斗争,在斗争中彼此有同等的权利,避免这种斗争,是不对的。”

  在杨提到王要求中央作结论处,批注:“在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前,中央不作结论。”

  在杨提到王不愿听取同他相反的意见,王认为陈伯达是对他“挖苦”、“讽刺”处,批注:“这是研究学问中一种十分有害的态度。为了寻求真理,坚持真理,就不能怕挖苦、讽刺和斗争,甚至更大的牺牲。”

  在杨提到王认为陈伯达用组织上的压力,硬要他放弃意见处,批注:“在中央最后作出结论前,他有权不放弃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别人也有权利驳他的意见。我已向他保证过:不用组织上的压力。因为组织上的压力,不能解决任何理论问题,相反要阻碍理论的发展。应即召集学员大会进行讨论。他能参加更好,不能参加,也可以。”

  刘少奇在杨献珍的信上还批注:可将他给王的信及此信“给其他教授一阅。”(12)

  上述信和批注,不仅表明刘少奇十分重视理论争论,而且他所提出的处理这场争论的意见,对于正确对待理论争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王学文与陈伯达的这场争论,经过刘少奇上述指示,最后学校请艾思奇用给学员解答问题的形式,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按照斯大林关于生产力要素的观点又讲了一次,就算告一段落了。而实际上仍是谁也未能说服谁,在学员中也依然是两种意见。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斯大林的问题出来之后,陈伯达才在一次会上,当面向王学文说:“还是你坚持对了。”

  刘少奇处理王学文与陈伯达这场争论的态度,对马列学院包括后来的中央党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马列学院还曾发生过一系列的理论争论,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中国建立后是否还有两面性?革新了的宗教和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是否是新中国的上层建筑?新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单一的公有制,还是当时的五种经济成分都是其经济基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还是唯物主义命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都按照刘少奇处理王学文与陈伯达这场争论的精神来对待的。教员可以按着自己的观点讲,学生也可以自己的认识赞成任何一种观点。争论是尖锐的,但并没有因此就给谁带上什么帽子,更没有做过任何组织处理。这种学术空气和学风,对于学生独立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有好处。

  学习理论与整顿思想作风

  “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抓住刘少奇在给马列学院一班同学讲话中,曾经说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批判他只是一味地强调读书,反对联系实际,反对思想改造。其实这完全是无端的攻击。他不仅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曾经提出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联系实际”,就是对学员的思想改造,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也不曾丝毫放松过。例如,马列学院成立后不久,他就曾明确提出:“学生在这里不只是学习理论,还要搞思想作风”,“过去中央党校最初只读书不搞思想作风,后一个时期只搞思想作风不读书,现在应中和起来,两者兼有。”(13)他还曾向马列学院第二、三班同学提出:你们到马列学院来学习,一是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是要把思想作风方面的毛病去掉。“自己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人民。应该彻底地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学了马列主义,就要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克服掉。”“越是有理论有知识的人,越应该感到自己知道的少。要是学了点马列主义,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这就是说明马列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学到。”(14)后来,第二、三班停课进行整党时,他还提出,每个人都要“以党员八项条件来衡量,哪一条不够就要努力改正,差一点都不可以”,如果达不到党员八项条件的要求,那“就不能毕业,拿不到马列学院的毕业证书”。(15)从他这一系列的讲话当中,根本看不出他有丝毫只是一味强调读书的意思,他所说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只不过是在那种革命大发展,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要人们安下心来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而已。

  在整顿学员的思想作风、加强党性修养方面,刘少奇特别重视党员要对党绝对忠实。1952年三反运动,他在做动员报告时就曾提出,不管有什么样的错误,都应该向党坦白交代,绝不要隐瞒,要有多少就讲多少,不能多的说少些,重的说轻些,当然也不要扩大。他说,有了错误,只要自己坦白出来,加以改正,“我们党和组织上就有理由来原谅你们”。我们“做党员不是做七年、八年,而是要做一辈子,一直到死”,有了错误要想隐瞒也是隐瞒不住的,迟早总要暴露的,因为你总不可能隐瞒一辈子。(16)

  在这次报告中,他还号召大家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线,说我们的同志都有很多社会关系,有干部,有党员,有劳动人民,也有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关系,对于亲戚、朋友、资本家、商人、地主阶级人物的关系是必须交代的。这些关系,在革命胜利以前可能是比较少的,但是胜利后,他们就来捧场了,来找你们了,送你们一些东西,交个朋友,就可能来拉拢你们,因此就必须注意划清界线。他还解释说,对于“划清界线不应该机械的去了解”,我们说划清界线,并不是就要断绝和资产阶级的一切来往,他说:我们现在还同资产阶级合作,还不能也不应该就同他们断绝一切来往,现在我们人民政协就还同资产阶级发生很多关系。所谓划清界线,主要是要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他们划清界线,“要在本质上去划清界线”,反对同他们的“不正确关系,必须站在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一边,来保卫党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而不要站在资产阶级那一边去反对党和欺骗党。”(17)

  根据刘少奇这些指导思想和提出的要求,马列学院除了在整党、三反运动中,指导同学集中地全面地总结反省自己的历史,检查个人思想作风,交待有关的社会关系,相互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对有严重历史问题或犯有严重组织纪律错误的人做了适当的组织处理以外,还在各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引导同学利用学习小结、写学习心得和读书笔记等形式,相互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理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成功地创造了许多系统学习理论与加强党性锻炼的成功经验。

  为了加强对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学习过程中,帮助他们整顿思想作风,加强党性锻炼,1952年7月,刘少奇还提出,学校除教学、行政人员外,还应当有党务和政治工作人员的队伍,要在各班设立专职的组织员。他并多次同中央组织部打招呼,要中央组织部给马列学院调一位专职的党委书记,和一位能力比较强的能同时兼管党务和行政工作的副院长,以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1953年3月,中央任命何凯丰、杨献珍、侯维煜为马列学院正副院长,刘少奇不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

  注释:

  ①②1948年刘少奇“七一”报告记录稿。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页,第415―416页,第413页、第415页,第416页,第414―416页,第411页。

  ⑩(1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0页,第51页。

  (12)上述刘少奇的信和批注,均引自当年马列学院的档案。

  (13)引自1951年7月12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第一班毕业时讲话的记录稿。

  (15)(16)(17)见刘少奇1952年4月5日在马列学院讲话的记录稿。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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