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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的四十四天
唐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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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4月1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从广州抵达长沙。从4月2日到5月16日,刘少奇先后在宁乡、长沙农村蹲点调查44天。

  4月2日上午,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向刘少奇简要汇报了湖南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后说:“省委为配合刘主席的调查,已组织了工作队,准备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任总队长,陪同刘主席下乡。”刘少奇说:“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又说:“这次是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李瑞山同志不要陪同去。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找人个别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还说:“回家乡调查是个好办法,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情况。”刘少奇这次湖南调查,大体可分三个阶段:4月2日至11日,了解“五风”危害、农民贫困的概况,听取湖南省委、宁乡县委以及中共中央在湘工作组的汇报;4月12日至30日,蹲点解剖麻雀,帮助天华大队解决食堂等问题;5月2日至5月16日,找“五风”猖獗的原因,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帮助湖南省委、宁乡、湘阴县委纠正“五风”危害、平反冤假错案和提出解散食堂,制定保留社员自留地,确定粮食、分配、住房等方面问题的政策及措施。

  察粪知民情,“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

  4月2日下午,两辆草绿色的帆布篷吉普车在宁乡的沙石公路上颠簸西行。刘少奇紧锁双眉,从车窗里观察一掠而过的田野。按季节,4月的湖南,应是青山堆翠、花红柳绿了,可是映入眼帘的,却是荒山秃岭,庄稼稀疏,房屋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就像刚刚经过一场战争,到处是断壁残垣。看到这些,刘少奇双眉锁得更紧,不断地吸烟,心情十分沉重。当车行至离他的诞生地花明楼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时,一块挂着“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的牌子跃入眼帘。他下车察看,里面仅有的几头母猪骨瘦毛衰。为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

  随行人员用雨布遮住破烂窗户以挡风雨,又找了两块门板,准备架铺,可是在素称“鱼米之乡”的家乡,竟找不到铺床的稻草。刘少奇亲自在“万头猪场”绕了一圈儿,也没看到一根稻草。他走到屋后山坡上,突然发现一堆已经干了的人粪,没有臭味。他拾起一根柴棍,拨开那堆粪,仔细观察,不禁摇头叹息,说:“你们看,这里面全是不能消化的粗纤维,说明这人吃的是野菜、草根。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问题大啊!”刘少奇有40年没有回过家乡了。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可他这次穿的是一套布制服,戴一顶蓝布帽,着一双青布鞋,走村串户,微服私访,到了王家湾附近的麻豆山、潭湖塘等屋场,了解食堂和社员生产、生活情况,竟没有一个人认出他。之后,他来到宁乡县县委大院,大白天同县委书记康政走了个照面,也未被认出。直到这位县委书记发现了王光美,才转回来问:“刘主席呢?”王光美指着旁边的少奇同志说:“这不是!”康政惊呆了!

  刘少奇在王家湾住了6天6夜,在这里听取了宁乡县委负责同志和中央调查组负责人胡绩伟的汇报。4月8日下午告别王家湾,吉普车在炭子冲故居门前绕了一个圈,没有停车,即驶向韶山。

  当晚,刘少奇住在韶山,接见了中央调查组的同1961年5月,刘少奇在湖南宁乡进行调查研究途中志。次日,参观了毛泽东旧居。他看到旧居上屋场悬挂一块木匾“毛泽东故居”,说:“‘故居’与‘旧居’是两个有别的概念,毛主席还健在,应称‘旧居’。”可见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情谊。

  9日下午,刘少奇离开韶山前往长沙。路经湘潭市郊许家垅时,他下车视察,与住在临时医院的农民交谈。当晚,回到长沙。10日,与中共湖南省委交换意见。刘少奇说:我在宁乡王家湾、湘潭许家垅看到的情况,说明粮食缺少,农民饿肚子了。这还是走马看花,察风观色。拟选择一个好的队,蹲下去,解剖一个麻雀。省委当即推荐了一个好典型――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这是全省的一面红旗,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是湖南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刘少奇同意了省委的安排。

  正在这时,毛泽东从广州来到了长沙,住在省委蓉园1号楼。4月11日晚,刘少奇前往毛泽东住处,就湖南农村情况作了汇报。两位领导人通过交谈,达成共识:湖南农村问题比较严重,对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得到普遍整顿,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总之,主要是在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未认识到怎样去做。

  当日深夜,毛泽东写信给汪东兴:“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请他们二人于14日下午2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请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国家主席一脱帽,二鞠躬,三帮工,感动了“上帝”

  4月12日下午,刘少奇前往长沙县天华大队,住在队部王家塘一间不足19平方米的土砖房。房子阴暗潮湿,泥墙已块块剥落。面对这样的住处,地方干部感到不安。刘少奇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两条长凳和两块门板,架成一张床,加上大队部那张陈旧墨黑的长条桌和靠背椅,成了临时办公室兼卧室。刘少奇满意地笑了,说:“比在王家湾进了一步。”4月13日开始调查前,刘少奇叮嘱调查组成员:“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假话。我们是为解决问题做调查,要照毛主席讲的办,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包括骂我这个国家主席的话都要听。听了不要贪污,要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当天下午,刘少奇召集大队干部座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讨论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分配、住房等问题。座谈会一开始,他说:“‘六十条’是个草案,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哪些不正确,不合实际,要去掉,要纠正,请大家发表意见;要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要解放思想,不要怕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不要人民公社了,不办食堂还是社会主义;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群众,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在这五个‘有利于’之下,可以不办,也可以办;可以大办,也可以小办;可以临时办,也可以常年办,都不妨碍社会主义。”接着,他又诚恳地说:“我是来向你们请教,向你们学习的。请你们帮助我们,哪些政策不对,要纠正,然后,我们帮助你们,纠正过往的失误。”然而国家主席恳切的言辞,并没能使天华大队的干部开口,会场静若无人,只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坐在刘少奇身边的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的身上。

  经过一阵令人难耐的沉默后,“直筒子”彭梅秀开口了:“我同意办食堂,办食堂的好处很多,以前妇女50%的时间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后,大家都出工,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她似乎很得意,等待着刘少奇对她发言的肯定。

  “是把自愿办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刘少奇问。

  彭梅秀不假思索地回答:“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会场僵局虽已打破,但相继发言的大队干部没有一个人的发言跳出彭梅秀的框框。公共食堂问题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

  4月14日,刘少奇改变计划,先找生产队干部个别交谈,然后再开会。在个别交谈中,有些干部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些心里话,但是到了生产队长会议上,却又言不由衷,或者欲言又止,没有一个敢说真心话。刘少奇启发说:“生活单干与生产单干不一样,生活单干还是社会主义,不是右倾,更不是反社会主义。”然而,仍没有人回答,人们似乎都在相互提防抓辫子。

  南方仲春深夜,又冷又湿,寒气从四面八方侵袭着那间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刘少奇毫无睡意。他在沉思:建国都十多年了,作为国家主席,想要听到人民的真实心声,怎么这么难啊!

  次日,刘少奇不要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往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请来了8位社员,其中有老年、中年、青年,还有两名妇女。刘少奇请秘书给他们敬上一杯茶。由于缺少凳子,他自己站着说:“今天请你们讲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都请大家讲讲真心话。”说完,刘少奇脱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个躬,然后说:“我怕耽误你们的工,让随我来的同志去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半天。”国家主席向普通老百姓一脱帽,二鞠躬,三帮工,霎时,使他的心与人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在这位近人情、知痛痒的国家领导人面前,与会者的心里话,就像倒螺壳一样滚滚而出。

  一米八的大高个彭五大汉直话直言:“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好。”他像放连珠炮一样数落公共食堂的短处:“第一,大家集中一起住,不利生产,山边、冲里、远处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副业没有了,家禽、家畜消失了。第二,公共食堂搞供给制、平均主义,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如今做事难得来劲:肚子不饱,不愿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想积极;技术高低不分,懒得积极。”彭五大汉话音未落,社员彭玉鸿抢着发言:“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长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什么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妇女彭淑仪说:“公社化后,人人坐大船,田土没人种,种了没人管,私人搞又说是资本主义。办公共食堂,四五十个人吃饭,一个人种菜,其他人不动手。从前早晚种菜,月光下种菜,现在吃了夜饭地里不见人。”言犹未了,头发花白的杨运桂站起来说:“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以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现在住在一起,这些东西绝了种。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要好些……”接着,刘少奇以食堂问题为中心,引导大家讨论了供给制、山林、住房,还有民主与法制等大家平日议论的热门话题,整个会场活跃了,社员们沉默多年,一吐为快。刘少奇获得了在省委、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乃至生产队干部中听不到的真实情况,得到了下乡以来从未有过的满足:只要我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老老实实向群众请教,我们是会感动“上帝”――人民,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失误,重新焕发出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

  4月15日晚,刘少奇返回长沙,同湖南省委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

  4月17日下午,刘少奇返回天华大队。从这天晚上开始,直至30日,先后召开大队总支委员会、大队干部会、生产队干部会、工作组会议,研究解散食堂、做好退赔的思想工作和具体工作。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解决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办;必须遵循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这两条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还有,无论是解散公共食堂,还是退赔住房、家具等等,必须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千万注意不要造成“新的破坏”,也不要给“五保户”带来新问题。

  由于思想工作做在了前面,往后的工作比较顺利。一位70岁的老农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天华大队的问题,虽有初步解决,但刘少奇的调查、思考并未满足和停止。

  5月3日傍晚,刘少奇回到了旧居炭子冲,住在少年时代睡过的房子里。第二天,他请来少年时的朋友、农民通讯员黄端生,叙旧聊天。

  刘少奇没有忘记,进城的时候,毛泽东说过,我们是进京赶考,要能考上。为了保持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作风,必须时刻了解下情。为此,50年代初,刘少奇在故乡挑选了几位少年时的朋友和社队干部作农民通讯员,请他们经常反映农村真实情况。黄端生、成敬常、王升萍都是他的农民通讯员。

  黄端生拖着患有水肿病的身体来了。刘少奇在大门口迎接他,王光美扶着他,一步一步地移至刘少奇的住室。刘少奇以家乡人的称谓问道:“八老倌,你脚上的紫血疹好了吗?”这是3年前黄端生的信中谈及的。国家主席对于一个普通农民的病,牢记在心,多年不忘。黄端生感动得热泪泉涌:“不瞒主席,紫血疹没好,又得了水肿病。”“如今在哪里治疗?”“在简家巷临时医院。”刘少奇关切之情,启动了黄端生的话匣子,就像哗哗流水,把患水肿病的原因,全村患水肿病的人数、姓名数落出来,并说:干部的“五风”是造成农民没有饭吃的主要原因。

  成敬常是刘少奇少年时的同窗好友,也得了水肿病,躺倒在家。刘少奇、王光美亲自上门探望,促膝交谈。刘少奇问:“农村搞得这样,为什么不写信呢?”“近两三年向主席写信报告过。”成敬常实实在在地回答。可是刘少奇一封也没有收到。刘少奇有些恼怒,嘱咐秘书“一定要认真查一查,人民有通信自由嘛”!

  5月5日,刘少奇邀了少年时看牛的朋友李桂生,察看安湖塘。望着汪汪碧水,刘少奇谈起孩提趣事:“李七阿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塘里洗冷水澡吗?”“记得,我们光着屁股打水仗口列。”刘少奇回忆说:“有一年塘底干得晒得谷……”李桂生接着说:“那样的大旱,每亩田还收了两三担。”刘少奇紧追着问:“去年安湖塘的水全干了吧?”“没有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坦率地说:“据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这敢于犯颜直谏的话语,像晴天霹雳,震动了刘少奇。

  回到炭子冲的第三天,刘少奇找来王升萍。王升萍是土改时的“娃娃村长”,1952年主动写信向刘少奇汇报过农村情形。刘少奇曾给他复信说:“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来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瞒,不要夸大。”从此,王升萍也成了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

  王升萍原是炭子冲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因犯“五风”错误,刚刚被宣布撤职反省,对刮“五风”的全过程清清楚楚。他讲了“粮田变鱼池,鱼池装白水,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的缘由;也讲了一位姓曹的干部因写了“大战戴家洲,青山剃光头,请问副书记,竹苗留不留”这首打油诗,被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遭受批斗、打骂的过程;还述说了搞“屎湖尿海”,把茅屋拆了,把屋上的茅草、人尿、畜粪,一起浸到塘里,开塘水灌田等等蠢事。但对公共食堂的事,他只字未谈。

  刘少奇留他一起吃饭,边吃边问:“农村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刘少奇单刀直入。王升萍没有直接回答,沉思了片刻,谨慎地反问:“咯到底讲得还是讲不得呢?”“怎么讲不得呢?”刘少奇感叹地说:“农村搞得咯样糟,不亲自下来不晓得。”听了这壮胆的话,王升萍疑虑顿消,说:“农村公共食堂不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语气中含着激愤。他停息片刻,继续说:“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近20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水肿病住临时医院的,只怕是有命插田,没命过年。”“你们食堂还有多少猪?”刘少奇进一步问。王升萍答:“全队一头母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三分厚,只见骨头不见肉。鸡,全队还有一只鸡婆,连报晓的公鸡也绝了种。”“五风”的危害多大呀!刘少奇的思绪无法平静,他放下碗筷,站在窗前,陷入了沉思,许多水肿病人痛苦的样子反复浮现在他的脑海,赶也赶不去。

  在炭子冲的日子里,刘少奇到了简家巷临时医院,慰问患水肿病的农民;到了东湖塘,看望少年时的师母朱五奶奶,念念不忘塾师朱赞廷。又打着雨伞,踏着泥泞的路,走了8华里,到赵家冲探望大姐刘绍德。

  “姐姐,我来看你了,”刘少奇亲切地呼唤。年逾七旬的姐姐,脸色蜡黄,一身疾病,加上眼力不好,一时反应不过来。待到认准时,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九弟呀!你回来了,我好想念你。”刘少奇问过姐姐身体情况后,又问起姐夫鲁瑞林。话音未落,姐姐“呜”地哭起来了。外甥女鲁新秀代她回答:“舅舅、舅妈,我一想起爸爸就难过,他吃糠粑粑,屎屙不出来,憋死了……”刘少奇、王光美心情沉重,沉默了片刻,问:“你们食堂死了多少人?”鲁新秀含泪回答:“这两个月死了11人。”“九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这句话说得很重,也只有姐姐才敢这样直言不讳。

  刘少奇点点头,他听懂了老姐姐的话,他完全明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哇!”刘少奇这次来湘调查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对6个生产队作了详细解剖,找各级干部、农民个别谈话,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他深入田间、山林、食堂、猪场、医院、社队企业、社员家庭察看,了解“五风”的危害,还亲口尝了农民吃的野菜、糠粑粑,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为党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同时也把党的政策和克服困难的决心亲自送到了社员的心坎上。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史委)

  《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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